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貧窮還需要再說麽？毋庸置喙了。可我對那樣的貧窮並不敏感，是真的，再窮我都不敏感。我幾乎沒有控訴過我在童年與少年的貧窮。為什麽呢？我生在那樣的時代，我生在那樣的地方，我一直以為生活就應該是那樣的。誰能想到生活可以“不愁吃”“不愁穿”呢？一不“愁吃”、二不“愁穿”，你活著還有什麽意義？你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麽？那也太危險的。
電影《豔陽天》裏有一個經典的橋段。不知道是誰，在牆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富”字。結果呢？主人公肖長春舉起了他的鐵鍁，奮力把它搗碎了、鏟平了，露天電影的廣場上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是的，“富”是一個很醜陋的字，我在認識這個字的同時就認識到它的醜陋了，筆畫那麽多，中間還有一張貪婪的嘴，下麵還有“田”呢，一不小心就跑到田字格的外麵去了。和“富農”必須要打倒一樣，“富”這個字必須打倒。
當然了，愁也好，不愁也好，衣食住行終究是日常生活最為基礎的部分。我不能答應那樣的衣食住行再一次回到我的生活裏來，我活不下去的。可是，那樣的衣食住行離我們也不遙遠，才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