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們給我們兄妹在小城裏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這套舊房子裏挺安穩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絲廠上班，妹妹在外麵撿些破布頭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類的廢品垃圾去賣，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發生了一些問題。先是妹妹小三撿回一把舊銅壺，我們還用那銅壺燒了幾天開水。沒想到銅壺的主人很快就上門了。她是一個老婆婆，我在我們小城裏從未見過她。她進了屋，在桌邊坐下，然後拿出她的證件給我們看。
證件上寫著她叫劉淑娥，是烏蓬鄉的農民。她說我們燒水的銅壺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銅壺一檢查，是真的。但是她並不是來要回銅壺的，她說她是螺絲廠的領導派來照顧我們兄妹的生活的。她還說了一個領導的名字，說得蠻順口的。那麽銅壺是怎麽回事呢？銅壺歸銅壺，不要去管它了。現在的麻煩是這個鄉下婦人要住到我們家裏來了。
妹妹噘著個嘴，在老婆婆的身後砸爛了一個酒瓶以示抗議。但這個劉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議，她是那種倚老賣老的類型。我考慮的是一些實際問題。現在我同妹妹的生活隻能勉強維持，她來了拿什麽給她吃呢？領導怎麽連這一點都沒考慮到呢？如果現在趕她出門吧，我又擔心丟了螺絲廠的工作。我這個做哥哥的是家裏的家長，可不能輕舉妄動啊。我決定第二天去廠裏探探風聲再說。
劉淑娥當天就在我們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講究。就從什麽地方背來一床草薦放在客廳角上，再在上頭鋪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裏睡得很不好，同什麽人吵架，口裏發出含含糊糊的聲音，像是很憤怒。
第二天我走進辦公室，兩位廠長客氣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著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劉淑娥的事。他們的反應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後來他們就稱讚我“做得對”。我提出生活費的事，鼓起勇氣訴說了我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