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另类”并不仅仅体现在她无匹的文学才华上，她的审美、衣着无不显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古怪”。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似乎并不只是一个小姑娘偶尔为之的任性宣言，她当真是这么做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张爱玲并称“四大才女”的潘柳黛就曾在《记张爱玲》里写道：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色坦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道：“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妆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由于潘柳黛对张爱玲的成见颇深，所以她的话我们不免要打了折来听，但张爱玲自小喜欢奇装异服的事倒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弟弟张子静就曾直言：“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和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服来说罢，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
多古怪呢？旗袍外面套短袄只是小菜一碟，更有甚者，“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钮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这样的衣服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殊，但在那个年代，却已是十足的奇装异服。
这或许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她的母亲黄逸梵酷爱裁剪，常常买一堆布料回来自己动手设计。出国游学时，黄逸梵在给张爱玲的信里也离不开衣服和时尚：想学皮革制作，想开家卖皮手袋的店铺……她甚至当真从马来西亚买过一箱蛇皮打算做皮包。耳濡目染中，张爱玲对新奇的衣裳有了一种“偏执”的热爱，即便只是去巷口买一份臭豆腐，她也会盛装出行。
除了母亲的影响，张爱玲对另类服饰的钟爱也许还要从她的做人哲学里一探究竟。还是以潘柳黛和张子静两人的说法对照着看好了。潘柳黛记得在张爱玲出版《传奇》时，曾穿着奇装异服去印刷所校稿，引得所有工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她刻意将自己“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好与书名《传奇》相吻合——这在今天看来也算得上是一场高明的营销事件。有人不解，追问她为何如此，她则回答：“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呢？”
潘柳黛描写张爱玲时向来喜欢添油加醋，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张子静的描述：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样的说法相对更值得信赖一些，毕竟张爱玲不是那种会轻易说出“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的女人。从张子静的这番转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年轻时的做人哲学：绝不默默无闻，即使走另类路线，也要被人知道。这种人生哲学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称道，但对那时的张爱玲来说，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更何况，她所追求的这种另类，除了衣饰，更多的则体现在了她对文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上，这对读惯了迂腐文字的读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在自己对“奇装异服”的偏执上，张爱玲也曾做过侧面的“辩解”：“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携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所以，对不善用交谈解释自己的张爱玲来说，她是在用穿衣“扮演自己”呢！
衣饰上的另类我们还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解释，但对金钱的“狂热”，就只能从价值观上分析了。是的，除了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另一个另类标签就是：拜金。
张爱玲的拜金似乎从出生时就注定了，抓周时，她没有选择后来让她享誉世界的笔杆，也没有沉迷于女人偏爱的刺绣，而是死死地抱住了一块代表金钱的小金镑。这似乎预示着她从小就会是一个“财迷”。
当然，张爱玲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她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激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她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钱。我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所以，与其用“拜金主义者”这样宏大的词汇来形容她，倒不如将她称作一个坦率的“小财迷”。很多清高的文人嘴上从不谈钱，私底下却为了锱铢利益干下不少苟且之事。从这点来说，张爱玲要比他们真实且可爱得多。
张爱玲爱钱，却并不吝啬，因为她爱的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我所需要的东西”。中学时，她画漫画得了一笔5块钱的稿费，她立刻拿去买了一支心仪许久的丹琪唇膏。母亲劝她把那张钞票留下做纪念，她则大咧咧地说：“对于我，钱就是钱，要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从不介意别人说她是财迷，她自己也经常拿这点来自嘲。她在家常说希望自己有许许多多的钱，能够买好多好多衣服，装满几个柜子。她姑姑张茂渊调笑她：“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张爱玲则笑答：“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
“本是俗人”，这似乎是受尽命运揶揄的张爱玲给这个世界最大的揶揄：那个写下无数惊艳脱俗文字的女人居然这么轻易地坦言自己只是个爱钱的俗人，这实在让许多人感到幻灭。如果一定要帮张爱玲找一个爱钱的“高尚借口”，那我们也许可以从“追求自由”的角度来考量一番：处在张爱玲那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中，买什么都需要申请，想逃离却又受制于经济能力，所以生出“有钱了才有自由”的想法也并不奇怪。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了张爱玲的一两个“怪癖”而费尽心思地去圆自己臆想出的那个完美谎言。连胡兰成都说她是个“爱钱如命”的女人，我们又何必去替她“洗白”呢？更何况，这个说她“爱钱如命”的男人，反而是在金钱上受她恩惠最多的。胡兰成背负汉奸之名在国人的追杀下屡屡逃亡，是张爱玲节衣缩食地支持着他的荒唐生活——那动辄数万元的巨款，是她顶着“财迷”的头衔锱铢必较来的。
所以，张爱玲的“爱钱如命”，并不影响她热爱爱情。
当然，在张爱玲的字典里，排在金钱之上的绝不只有爱情。在她给《联合报》副刊编辑苏伟贞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另类张爱玲”的“另类一面”：《联合报》副刊刊登了电影剧本《哀乐中年》后，苏伟贞要付她稿费，她在回信里写道：“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致有过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
“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这份“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气概颇让人动容，毕竟那时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只靠版税维持生计，此时更应该“斤斤计较”才是，但她还是潇洒地选择澄清事实，这份“舍财”的果断，和当初承认自己“爱财”的坦然，想来才是张爱玲最珍视的赤诚底色。
其实，另类、怪癖算不得十足的贬义词，正相反，它们往往是真性情的天才所专有的“符号”，清代诗人袁枚就是个十足的“吃货”，他除了名作《随园诗话》，还著有一本《随园食单》，里面收录的几百种食谱大都经过他亲自制作和品尝。所以，张爱玲对奇装异服和金钱的痴迷，算不得什么问题。有节制、有底线地痴迷三两俗物，才是真实且可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