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之鸟
虽然家里的寒冷在一天天加深，但学校里还有让张爱玲留恋的温情。只是，这种冷与热脆弱的平衡很快便随着张爱玲的毕业被打破了。毕业典礼上，一方是父亲和后母，一方是回国探亲的母亲和姑姑，这对冤家在女儿的毕业典礼上各自五味杂陈，却都不曾想到，心里最纠结和凄凉的，其实是自己的女儿。在周围一片憧憬未来的欢声笑语中，十七岁的张爱玲手里紧紧攒着薄薄的毕业证书，仿佛攒着自己从不曾丰满的命运。
中学毕业后，张爱玲想去英国留学，母亲自然是支持她的，但经济上并不宽裕的黄逸梵帮不上多少忙，一切还得听张志沂的。张爱玲鼓足勇气向父亲提出了留学的请求，结果自然是碰壁。张志沂觉得她是受了黄逸梵的挑唆，在“走她们的老路”，更扬言要“打断她的腿”。后母孙用蕃也跳出来讥讽：“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后，“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心惶惶，去英国留学的事更被无限期搁置了。趁着后母出门，张爱玲请求去姑姑那住两天，父亲同意了。他不知道的是，张爱玲趁着这几天参加了留学考试。就在张爱玲完成了自己的“小花招”回到家的那天，一件小事引发的蝴蝶效应彻底葬送了她的留学梦。
进门时，张爱玲看见了自己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后母。张爱玲扭捏地上前打了声招呼，孙用蕃却狠厉地责问：“这几天死哪里去了？”
张爱玲解释说：“这几天炮声太吵，我去姑姑家住了几天。”
孙用蕃冷笑道：“真是千金小姐！外面打仗你还在意吵不吵。现在更是目中无人了，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
张爱玲嘟囔着：“我跟爹说过了。”
孙用蕃听了上去就是一巴掌：“噢！跟你爹说了，那你‘娘’呢？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也许是受了太久的委屈，也许是孙用蕃这次的责难对张爱玲来说太过屈辱，张爱玲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而是抬手要打回去。张爱玲被佣人拉开了，孙用蕃惊诧了一会儿后便发挥泼妇的本领，哭着去向张志沂告状：“打人了！她居然敢打我！”
不出所料，张志沂自然是向着孙用蕃的，他一边怒骂一边将张爱玲打倒在地。瘦弱的张爱玲从未经受过如此疾风骤雨的毒打，她像一只无人疼惜的流浪狗被折磨得扭作一团。一旁的佣人们也都惊诧莫名，这一次，张志沂似乎是将张爱玲当作了离开自己的黄逸梵，每个拳头都在喷涌着深入骨髓的愤怒。如果不是何干扑到张爱玲身上挡了几脚，也许张志沂当真会将张爱玲活活打死。
由于被打后张爱玲哭喊着要去巡捕房验伤，要让世人知道张志沂的狠毒，所以张志沂索性将她关了禁闭：门被锁上，窗户也被木板钉死。期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曾来求情，却被张志沂用烟杆砸伤，愤愤离去。这下，张爱玲彻底失去了通过“正常途径”重获自由的可能。
那段黑暗的监禁岁月里，张爱玲多次试图逃跑，《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里的逃跑情结都涌到她的脑海里，她左思右想，却琢磨不出一个万全的方案。几个星期里，她就“已经老了许多年”。那时，常有轰炸机在上海盘旋，绝望的张爱玲甚至赌咒：“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为了自由，张爱玲甚至以绝食相威胁，但张志沂都不为所动。甚至连她得了痢疾，病得十分严重时，张志沂都不肯为她请医生。幸好忠心的何干以老太太托梦的名义趁孙用蕃不在哄骗了张志沂，张志沂才同意给张爱玲注射药剂，否则张爱玲能否活过那个春天还真的很难说。
最终，事情迎来了转机，张爱玲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抉择。那天夜里，何干偷偷带来了母亲的口信：“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向来“贪财”的张爱玲倒真不是没有丝毫犹豫，但她一想到那些进进出出的钱并非自己的，而自己若是“再关几年，等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便下定了出走的决心。
知道张爱玲心意已决，何干便偷偷将门锁打开，任张爱玲跌跌撞撞地逃离这座死寂的“墓穴”。当真站在马路上时，眼前虽是战争造就的残破光景，但张爱玲却依旧欣喜地称它为“可亲的世界”，她不吝文采地形容那一路小跑：“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让人好气又好笑的是，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张爱玲居然跟黄包车夫讲起了价钱——真是无可救药的财迷！
逃到姑姑的公寓，见到母亲和姑姑时，张爱玲的恐惧和委屈才后知后觉地喷涌而出：“我怕他追来……”看到被折磨得消瘦不堪的张爱玲，母亲潸然泪下：“别怕！我绝不会让他带走你！”姑姑也过来搂着她们，忍泪宽慰：“他来了才好！我借不到手枪也要让他头上缝几针回去！”
在后来的回忆散文里，张爱玲并未用生花妙笔去粉饰这段禁锢岁月里的自己。她不曾将赌咒与父亲同归于尽的言辞美化成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曾将那场勇敢的逃离描述得慷慨果决。她甚至自承分析利弊的心理过程，并坦言：“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然而，这份泅渡风雨后对身染污泥的坦诚，却比粉饰身心清白的行为更加令人感动。何况，久困樊笼的张爱玲就像荆棘之鸟，在浴血之后获得的并不是满身血腥，而是彻底的、赤白的重生。未来等待她的，是远比那份残破家业璀璨的传奇荣光！
华袍之虱
这段幽闭岁月也并非没有在张爱玲身上留下任何烙印。她以“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为题写了一篇记述父亲暴行的英文文章，发表在《大美晚报》上，以期和那段阴暗的岁月作个决绝的告别，却不曾想，和母亲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另一种“禁锢”。
自张爱玲懂事以来，她们母女从未有机会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所以，那个时髦、现代的母亲在张爱玲的印象中，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美丽动人、雍容优雅、敢作敢为。但靠近之后，张爱玲才发现：不食烟火的母亲也常常为柴米油盐苦恼，而这样的苦恼让她没有心情去聆听这个饱经磨难的女儿的“微不足道的小心情”，这让向来敏感的张爱玲变得愈发内敛。
虽说“所有女人都是同行”，但张爱玲和母亲在根本上并不是一类人，至少她们向往的并不是同一种生活状态。母亲从小就希望张爱玲能变成一个“现代淑女”：自立自强，积极向上，时髦而充满阳光。但张爱玲在生活中却总是表现出懒散、局促和无知的一面。她不会削苹果，在姑姑家住了两年连电铃在哪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出门认路、待人接物之类的了。母亲对这一切自然是失望的，张爱玲甚至隐隐觉察出母亲有了“不知道在战火纷飞中为这么个女儿留下来是否值得”的念头。
经过漫长的努力，张爱玲虽然学会了洗衣煮饭，学会了自己缝补袜子，在生活能力上有所进步，但长期压抑在母亲的威严和不满之下，张爱玲的性格依然怯懦怕生，在为人处世上总达不到母亲的预期。母亲怨嗔道：“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不明白的是，让张爱玲受苦的，其实正是她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张爱玲愈试图去修剪自己的枝杈，愈向母亲的审美标准靠近，她就愈偏离自己原本自然的生长姿态，愈不易获得原本触手可及的快乐和成功。
来看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句经典比喻之前的那段独白吧：“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天才往往是需要并钟爱孤独的，热衷社交的母亲很难理解这一点，她急切地敦促张爱玲从孤独的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去领略她认为的“美好世界”。但这份殷殷之心以警告、督促的形式附着在张爱玲身上却仿佛华袍之虱，只带来无数“咬噬性的小痛苦”。她甚至坦言：“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在这无法调和的矛盾里，张爱玲别扭地、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她一天中难得的轻松就是在屋顶阳台的片刻徜徉，即便如此，敏感的她还是会突然有种“**地站在天底下”的羞耻和无助感，她觉得自己和所有彷徨的年轻人一样，因为过度的自信或自卑而受到上帝的裁判，未来不复有希望的光彩。直到这时，她对母亲的狂热崇拜才渐渐冷却。她无奈地感慨：“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除了母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让张爱玲感到无措，经济上的附庸也让她感到不安。
张爱玲是一个对金钱十分敏感的人，在姑姑家生活的这两年，一切费用都是母亲负担的，但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不佳，这让张爱玲感到痛苦。她曾说过：“能够爱一个人爱到向他要零用钱的程度，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段寄居岁月里，她常常要经受这样的考验。在橱窗里看见新款衣服，她的爱美之心总是蠢蠢欲动，但囊中的羞涩最后多变成了脸上的苦涩。
母亲给了她两个选择：“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买衣服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张爱玲最终还是选择了读书，她想追随母亲昔日的足迹，去英国留学。
有经验的老人会告诉你：摆脱持续不断的小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专注在一件事上，转移注意力。为了忘记华袍之虱那烦人的“咬噬性的小痛苦”，张爱玲让自己潜心在留学考试的复习中。“英格兰”这三个字经常以蓝天下的红房子的画面出现在她梦里，虽然母亲告诉她英国多雨，但她却固执地将它想象成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为了到这个希望的地方，向来懒散的张爱玲收起小姐脾性，彻夜伏案苦读。看到张爱玲如此认真上进，母亲还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硬挤出一部分，为她聘请了一位老师补习数学。
天资聪颖的张爱玲这次没有让母亲失望，她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远东地区的第一名。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张爱玲并未到那片“阳光明媚”的蓝天红房。欧洲之行虽未如愿，但张爱玲还是成功地手持这份傲人的成绩单改入了香港大学。
那一年是1939年，一个在历史和文学史上都值得铭记的一年。
港大新生
1939年夏天，各地战火纷纭，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人人自危，但张爱玲在恐惧中却有一丝欢悦，因为她终于可以逃离让自己伤痕累累的上海，来到香港读书。虽然未能踏上魂牵梦萦的英伦土地，但香港那如明信片般清亮蔚蓝的海水还是让张爱玲的心情舒畅不少。
那时的香港既是学子们的避风港，也是文学青年的天堂。“避风港”是因为那时由于诸多原因，战火尚未烧到这里；“天堂”则是因为“七七事变”后，茅盾、夏衍、于伶、萧红、戴望舒等一大批知名作家避难至此，他们或办报纸杂志，或潜心著述，造就了一个短暂而繁荣的香港新文学时代。有趣的是，后来在张爱玲生命中写下重重一笔的胡兰成，彼时也活跃在香港文坛，以轻盈的“流沙”为笔名，任《南华日报》主笔。当然，他们此时并不相识。
虽然张爱玲幼时从上海搬至天津又迁回上海，没少奔波，但搬来搬去终究是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这次香港之行却是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母亲和姑姑不放心，便拜托姑姑张茂渊在香港的好友李开第先生做张爱玲的监护人。让人感慨命运神奇的是，多年之后，张茂渊亦在李开第患难时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最终两人结为夫妻。1980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得知张茂渊和李开第境况不佳，便将自己在国内的著作版权交由李开第先生处置，所得稿费也一并赠予这两位曾悉心照料过自己的至亲老人，传为佳话。
和亲人关切造成的精神上的压力不同，香港大学的同学带给张爱玲的压力则是物质上的，他们多来自富贵人家，出手阔绰，这是靠着母亲有限资助的张爱玲所不能比的。一位华侨之女在得知开战的消息后，惊呼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怎么办？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无法理解战争，自然更无法理解张爱玲的苦涩。
所以，在学习上向来懒散的张爱玲延续了复习留学考试时的勤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期望用奖学金减轻母亲的负担。况且，港大的优秀毕业生还有去英国留学的机会，虽然不知那时欧洲的战况如何，但张爱玲心中的“英国梦”却从未熄灭。
张爱玲在港大读的是文学专业，许多教授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教西方文学的教授喜欢莎士比亚，每每讲到偏爱的情节，他总会陶然忘我，甚至趁兴点一根雪茄。教古典文学的则是一位颇有仙骨的老先生，他吟咏的楚辞能让张爱玲听见战国楚地的苍阔悲歌，他念诵的唐诗能让张爱玲看见长安街头的熙熙攘攘……当然，期末时张爱玲也给他们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因为张爱玲门门功课第一，是个十足的“学霸”。当然，当学霸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休闲活动的大幅缩水。
也许是距离稀释了旧日苦闷，也许是缺少娱乐的生活让张爱玲略感郁结，张爱玲时不时会思念上海的家，思念母亲和姑姑。她们彼此通信甚勤，母亲的信里满是关切与叮咛，姑姑的信则充满诗意文采。为了加强英文水平，好为将来留学做准备，张爱玲总是试图以英文写回信。但她渐渐发现，在留过洋的母亲和姑姑面前，自己的英文水平实在不够用，所以她的回信总是越写越短。因此，张爱玲在繁忙的功课之余，用原本写小说散文的时间补习英文。
其实，张爱玲苦学英文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将来能像林语堂一样，用英文写出一流的作品。从这点来说，她从未远离文学。
张爱玲对汉字的嗅觉并未因英文的阻滞而变得迟钝，入学一阵子后，张爱玲看到上海的《西风》杂志以“我的……”为题悬赏征文，首奖500元。“见钱眼开”的张爱玲抽出空来写了《我的天才梦》寄去。这篇奇文以“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开头，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作结，中间夹杂几则轻描淡写却相当生动的旧事，文辞惊艳又不乏深刻自剖，所以斩获了这次征文的首奖。但让张爱玲失望的是，所谓“首奖”并非一人，而是13个人，在13位获奖者当中，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她被排在末尾，只拿到很少的奖金——虽然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书时正是以《天才梦》为名。
这件事促使张爱玲愤愤地下定决心：两年内不再写文章，安心学业——毕竟，相比征文那点“零花钱”，奖学金才能满足张爱玲的“大胃口”。调笑归调笑，回顾那段求学岁月，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勤勉与聪颖。踏实的张爱玲尽日流连图书馆，品咂诗文，饕餮古今，连少有人问津的旧书库都被她视为洞天福地。她偏爱那里夹杂旧书霉味的阴冷空气，她试图用安静的呼吸来“亲历”那一段段鲜活的历史，动人的传奇。聪颖的张爱玲还善于探察每一位教授的脾性，交出最让他们满意的答卷。所以，期末门门功课第一，而且她还从一个很少给高分的教授那里拿到了他教学数十年以来给过的最高分。张爱玲的英文也在这段时间内突飞猛进，用英文写作早已没有问题，甚至随便一本英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她也能“拿起来就读”。
如果说从前在圣玛利亚初露才华的张爱玲是一块难得的璞玉，那她在港大的这段求学经历则是一场恰如其分的雕琢砥砺。彼时，张爱玲还无法预料：那个尽日呼吸图书馆阴冷空气的勤勉少女将为几年后的上海带去多么耀眼的光彩。人们更会诧异地反复追问：那个做着“天才梦”少女，怎么会一跃成为真正的天才，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的传奇女作家？
挚友炎樱
虽然经济上的拮据使得张爱玲在港大时只能穿不太入时的衣裳，人群中望去并不起眼，但此时的张爱玲却在内在修养上愈发动人，和她久处的人都会感叹她的聪慧与娴静——而不是她母亲认为的敏感和沉默。她亦不再像往日那样“死气沉沉”，内心充满跃动的生机。
课余她会抱着书本跑到山上一边散步一边练习英文，明媚却不晃眼的青翠山色让她感到舒心和安宁，叮咚的泉水声也悄然配合着她默念英文的韵脚。一次，她居然撞见一条从洞中钻出的二尺大蛇，呆立半晌后她才惊叫着跑下山去，但仔细回忆时，她却认为刺激大过恐惧。
这样的独处时光总能让张爱玲觅见生命里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动人欢悦。
没有了母亲的殷殷督促，张爱玲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更加顺畅自在。寡言的张爱玲擅长倾听，所以同学和室友在她面前多没有防备，畅所欲言。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骨子里是多彩的文化，唇齿间是生动的情趣，这些都让张爱玲欢喜不已。张爱玲常听她们讲遥远的故事，看她们跳异域的舞蹈，偶尔还学两句有趣的方言，小小寝室里总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张爱玲还喜欢和女同学一起去一间叫作“青鸟”的咖啡馆，吃着小面包，尽情聊天调侃，战争的愁云未及笼罩到她们青春洋溢的脸上，她们的人生仿佛只有明媚的春光。
这些同学里，张爱玲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为世人熟知的挚友：炎樱。
“炎樱”是张爱玲为她取的名字，她本姓摩希甸，名法提玛，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母亲则是天津人。作为一名肤色较深的混血，炎樱平素并不使用拗口的全名，而是称自己“莫黛”，莫是姓的音译，黛则是黑的意思。后来，古灵精怪的她在书中读到一种叫作“貘”的吃梦为生的上古神兽，便欣喜地将自己改名为“貘黛”。张爱玲形容这个名字还是挺恰当的，因为炎樱的“云鬟高耸”，的确很像一只有角的小兽。
后来，炎樱还因为“貘黛”音似麻袋、毛头而改名“貘梦”，但张爱玲却自始至终固执地叫她炎樱：意为炎炎夏日中的樱桃果肉，清凉晶莹，让人垂涎不已。有趣的是，虽然这个名字出自张爱玲真心的“疼爱”，但炎樱本人却一直强调她并不喜欢这个名字。这像极了张爱玲小时候为家里佣人瞎取名的旧事。
张爱玲和炎樱的缘分要早于港大岁月，她们跟随同一位英文老师补习，还同船来香港。在船上初见时，张爱玲给炎樱的印象是“真好玩”，张爱玲把这三个字理解为“身形奇怪，略带嫌弃”。炎樱给张爱玲的印象则是十分可爱：“个子娇小，婴儿脸，肤色金黄，大大的眼睛。”在张爱玲的书中，炎樱总是被描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灵气美女，但看过她照片的读者却多觉得单纯论长相的话，炎樱并不出众。这种观点若是结合《炎樱语录》来看，我们反而可以肯定：在性格和才气上，炎樱一定十分吸引人。否则她怎么会让挑剔的张爱玲如此“爱不释手”，甚至不惜笔墨粉饰呢？
炎樱的确是一个“语言精灵”，在张爱玲记录的《炎樱语录》所提供的诸多例子里，我们隐约可以嗅见泰戈尔散文般轻灵且深邃的诗意：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同时，炎樱言谈间又不乏调皮和幽默：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和张爱玲内敛的才气不同，炎樱的灵动是张狂恣意的，有时连张爱玲都忍不住为她捏一把汗。西方有句谚语叫：“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意思是：两个人的智慧总胜过一个的。有点类似“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但炎樱却调皮地将这句话改成：“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居然将这句话写在了作文里——在她明知阅卷老师是一位神父的情况下。还有一次，张爱玲、炎樱和另一位女同学出去散步闲谈，那位女同学感慨了一句：“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炎樱则低声调侃道：“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炎樱和张爱玲一个活泼，一个沉静，在性格上刚好互补，所以相互吸引，成为相知相伴相悦的挚友——或许叫“闺蜜”更时髦一点，虽然张爱玲自己更愿意把这种关系称作“双声”，意为能在一起发声、共鸣的人。虽然多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对“双声”之间生出嫌隙的噪声，不复亲密动听，但共处港大时的欢声笑语却并不会因此匿声消隐。
能够定义友情的只能是共同负荷生命的经历本身，而不是时过境迁后彼此对它的评价。
乱世众生
生逢乱世，想安静地埋首书乡只能靠运气。1942年12月，香港的运气用尽了，日本人终于盯上了这处繁华的战略要地，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安宁也就此终结。
初闻战讯时，天真的港大学生们居然因为不必考试而欢欣不已。他们多是富家子弟，在他们的人生规划里，有旅行、有读书、有舞会、有恋爱，却唯独没有战争。所以他们面对战争的诸多反应，都让张爱玲感到哭笑不得。同宿舍的女孩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应对战争的衣裳而苦恼，因为她早已习惯在不同的社交场合穿戴不同的衣饰。但在盘旋的轰炸机底下，穿什么有区别吗？难道她希望像在舞会上一样，用华丽的衣裳吸引敌军飞行员的注意力？还有一个叫苏雷佳的姑娘更让人感到“女人”这种生物的不可思议。她在一颗炸弹掉落宿舍隔壁，老师催促学生下山走避的空当儿，还有闲情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统统打包，磕磕绊绊地运下山去。张爱玲对她的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真是“天真得可耻”。
随着战事日益紧张，大家对战争的态度也有所改观。此时的众生相在张爱玲眼中交织出一种极富戏剧性的荒诞色彩。大部分人的态度是一种暧昧的怯懦，用张爱玲的比喻也许更形象：“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炸弹掉落时，平素以干练勇敢著称的姑娘却第一个嚎啕大哭，胡言乱语着关于战争的恐怖故事，把周围的同学吓得面无血色。但空袭过后，她们却又尽力像平日一样，能不理会的一概不理：洗菜、烧饭、打牌——直到枪炮声再次响起。
在这种反复的、骇人的恐惧下，只有炎樱保持着最积极的心态。当然，你也可以称那种积极叫：不怕死。她可以在战况激烈时冒死进城看电影——看的还是卡通片；也可以在流弹打破浴室的窗户后依然兴高采烈地泼水唱歌。这份“乐观”让那些在恐惧中神经衰弱的师生感觉受了极大的嘲讽，所以舍监老师对她发怒了，就连张爱玲也不知道该称她“勇敢”还是“神经”。
没过多久，港大便宣布停办了，来自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他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参与守城工作，要么流落街头。张爱玲和一群同学去防空总部报名，结果刚从总部领证出门就遭遇了一轮空袭。张爱玲随众人逃到人行道边的门洞躲避，恐惧中她暗暗自嘲：“这哪是一个防空员应该做的事？”从门洞望去，炎炎烈日下街心那辆刚才还挤满人的电车给张爱玲一种“原始的荒凉”感。这种感觉很快被濒死的悲伤所淹没：“我竟然要死在一群陌生人之中？当然，和家人死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就在张爱玲胡思乱想之际，有人大喊：“摸地！”此时虽然门洞里早已人挤人，但大家还是在恐惧的**威下乖乖地、艰难地蹲下了。飞机往下猛扑，声音由远及近，张爱玲连忙用防空员的铁帽罩住脸，那一阵无所依凭的黑暗也许是张爱玲一生中最接近死神的时刻。
万幸的是，炸弹落在了对面街上，轰炸机也渐渐远去，他们终于逃出生天。让张爱玲啼笑皆非的是，警报解除后，众人仿佛瞬间将刚才的生死体验抛到九霄云外，都去争抢电车席位，生怕手里的车票钱白费了。
战火无情，幸运的只是极少数人。不久，张爱玲就听闻大学教授佛朗士去世的消息。在张爱玲看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在偏远的地方盖了三间屋子，一间专门养猪；家里没有电灯电话，因为他不欣赏物质文明；遇到志愿军操练，他会通知学生：“对不起孩子们，下周一的课不能上了，我要去练功夫。”他的生活充满逗趣的滑稽事，但最滑稽的是：他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战争开始后他被征入英军，结果那天黄昏归营时，也许是思索着什么，他没听见哨兵的警告，被一枪击毙。对此，张爱玲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这是）人类的浪费……”
香港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开始，1941年12月25日结束，香港沦陷）虽然只有短短十八天，但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当时太平洋战场的战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土地上的人情人性。围城时期的遭与乱比比皆是：政府冷藏室的冷气管失修，居然眼看成堆的牛肉腐烂也不拿去分发；各处机关单位只顾争夺柴米喂饱员工，哪里顾得上防空。张爱玲也时不时要饿着肚子“飘飘然”去上班，她倒挺会自我安慰：“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
委屈是每个人都在受的，和委屈在一起的还有绝望。
张爱玲形容那种绝望就像“凌晨四点”：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的。为了排解这份难捱的委屈与绝望，每个人都不惜释放心中“荒唐”的一面。用欲望赶走绝望，这似乎是很多末世小说钟爱的主题。
的确，活着艰难，死却容易，若不趁还有命时用力攀附些什么，总觉得这辈子白活了。所以，那时香港人不忙于躲炸弹，却急着结婚，报纸上除了惊悚、悲观的新闻标题，居然全是喜气洋洋的婚讯。这让正在读《官场现形记》的张爱玲在错愕惊异的同时，也对他们投去宽容和理解的目光。因为她读出：为书中的欢笑戏谑作注脚的，其实正是人生满满的苦涩心酸。以书观人，这些遭逢乱世的“疯狂”男女，也不再那么不可理喻。
“想做什么就马上做，否则就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从这场战火中学到的经验。即使战火熄灭后，这份认知也依然深刻影响着香港人的言行。
十八天后，香港沦陷了，但大家却高兴着欢呼：“仗打完了！”一群群女大学生又欢天喜地地跑上街头，寻找冰激凌和唇膏。张爱玲和炎樱就因为贪食冰激凌而不惜步行十里路。她们并非特例，战后的每个香港人都成了十足的“吃货”：汽车行全改成了小吃店，绸缎铺兼卖糕点，教员、律师帮办统统做了饼师。街上每隔几步便能看到一位洋行职员模样的年轻人在埋头饕餮——即使不远处就有一具穷人的尸首。张爱玲说：“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
战后港大没有复学，张爱玲和其他女学生去了“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在《烬余录》里自承：“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那些日子，张爱玲觉得自己是一只“被猎的兽”，心慌易怒，对病人都没好脸色。其他护士也没有闲情做“白衣天使”，一个终日哀嚎不止的病人去世后，她们居然纷纷感到“欢欣鼓舞”。
战火锻铸了人的承受力，也扭曲了人的心性。张爱玲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悟出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这个放在自己身上也适用的道理。
张爱玲的“自承”有多少演绎的成分我们不得而知，“冷漠”是否能就此成为她的一个性格标签我们也不敢妄言。但正如她在《烬余录》末尾那段深刻而无情的描述所示：她的冷眼不仅给众生，给乱世，也给她自己。也许只有这样的“冷眼”，才能带我们穿透历史的尘芜，看清人生的本来面目。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冷酷的现实里，张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画。她自认为那是她绘画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没法达到那样的水平了。她甚至觉得，自己之后写的所有小说，不过是在为那些重叠的人像做“注解式的传记”。很快，剖世的“画”画完了，为它们写“传记”的日子也不远了。1942年春天，张爱玲携炎樱一起返回了阔别三年之久的上海。
这一次，上海等待她的不再是痛苦与压抑，而是不朽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