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离开广州，熊子真再次回到江西德安。这之间，他途径中国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
那时的大上海究竟什么样呢？学者吴国英曾在《炎黄春秋》上撰文，简要地描述了一幅旧上海的风情画卷。现摘录几段如下，或可帮助了解当年熊子真初入上海的所见所闻。
“上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年。一方面，上海已经初具规模，具有异国色彩的现代教育、现代商业、现代工业以及现代餐饮业已经萌芽、生根、开花，已经与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一起，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俄国及其他东欧国家流亡来沪的各国侨民，与19世纪先来一步的西欧、北美侨民一起，带来了异域文化和新的色彩。这种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上海的本土文化海派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既产生了新鲜感，又产生了某种不安。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穿西装已经是很普通平常的事情了，非常受欢迎。‘洋服似将成为世界普通之装束。各种族各阶级之人民，均用洋服。君当知舆论以为不着洋装，即不文明。’
“尽管上海知识界文明开化较早，但却竭力反对女子穿西装和烫发。‘男子尚无害，吾国妇人中，在衣服上有较此尤劣者，有人不特效法外人之装束，且又效外人之整发，其形状实属可哂。’男子可以穿西装理西发(分头)，女子却不可以穿西装理西发(烫头)。
“那时候在上海，不但有人大胆地穿上了西式男女服装，同时有人大胆地戴上了巴拿马礼帽。那时候，一顶正牌巴拿马礼帽售价是大洋20元。买不起的，只好买仿制品，售价仅为5元。
“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博览会，在1918年的上海已经成功地举办过，不过那时上海人称之为‘赛珍会’。地点是在张园，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夜半，会期共计三天。
“会上，举办各种文艺表演，有皮影戏、杂技、戏剧，动物园展出各种珍奇动物，各展台出售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物件和纪念品；晚间则施放绚丽多彩的焰火，更是吸引得游人如海如潮，把经贸博览会推向**。
“会上有文物馆，展出中国古代字画及古代瓷器；有实业馆，展出丝绸、茶叶、地毯、漆器、象牙制品等中国传统制品。
“1918年，上海最好的旅馆有‘共和旅馆’和‘中央旅馆’。‘共和旅馆’距离上海火车站仅一英里，距离邮局仅有两个街口，每日房价从二元到十元不等。‘共和旅馆’是中西餐兼营的旅馆。早餐的饮食是：面包、大饼、粥、火腿、腌肉、炒蛋、牛奶；午餐的饮食是：饮料有葡萄酒、红酒、香槟酒、汽水、咖啡，大菜有烧鸡和炖牛肉，佐餐的水果有苹果、梨、葡萄；晚餐有煮牛奶炖鸡蛋，蛋要炖得很嫩，吃前加上一点奶油，还有其他饮食。旅店的各项服务遵循细心、周到、满意、礼貌的原则。旅客既可以在餐厅用餐，又可以在客房用餐，由侍应生随时送到，遵从旅客吩咐；旅客写好的信件，要购买的报纸，既可自己去邮局投递购买，又可由侍应生代劳，悉听旅客方便。”
可以设想一下，熊子真进入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上海，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是好奇，还是惶惑？是接纳，还是抵触？
也许兼而有之吧。若干年后，熊子真曾说，1918年夏天他去逛了逛上海的书市，特别想买一本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汪中的著作《述学》。可是，他一连走了好几家书店，只见摆满了诲**诲盗的小说，就是没有想要的《述学》，心中非常失落。
要知道，熊子真当时是多么迫切地想读一读汪中的作品啊，因为汪中这个人很对他的脾气。汪中是江都人，也是个典型的“励志哥”。他7岁丧父，家境贫困，无力求学，由母亲邹氏启蒙；14岁在书店当学徒后，才有了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自学成才，故扬州民间有“无书不读是汪中”的说法。这与熊子真早年的经历非常相似。汪中还是个“犀利哥”，他生性狂放，爱骂人，且无所顾忌。他曾说扬州城里，读书读通了的人只有三个，第一是汪中，第二是王念孙，第三是刘台拱。当时，有一个士大夫写了一卷诗，特地跑去让汪中品评。汪中笑嘻嘻对那人说：“君不在不通之列。”那人大喜过望，却又故作谦虚状。汪中大笑说：“君再读三十年书，可望通矣。”顿时，那人脸涨得通红。汪中虽然狂放，口头表达能力却一般。有一次，他与后来考中康熙五十五年恩科榜眼的洪亮吉一同泛舟，高谈阔论之间，因一观点不同而发生激烈争辩。不料，洪亮吉口才一流，铁嘴铜牙，汪中根本辩不赢，情急之下，汪中一把将洪亮吉推到水中，幸亏一旁的船夫及时下水将洪亮吉捞起，才没有闹出人命来。
说实话，对汪中这样的人，熊子真打心眼里喜欢得不得了。所以，熊子真就像一个“骨灰级粉丝”一样，一直都留心收集、研读汪中的著作。只可惜，偌大一个上海，竟然找不到一本汪中的著作。身处上海滩，熊子真深感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承受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
这次到上海，熊子真还特地去看望了老朋友张纯一。
张纯一，湖北汉阳县人，是清末秀才，1904年在武昌圣公会主办的文华学院教授国文，与何自新是同事，同熊子真相识；1907年，刘静庵等因密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张纯一因参与营救刘静庵等人而遭到通缉，被迫逃到浙江，在温州师范学堂担任伦理教习，后来到上海参加淞沪反清起义活动，并担任上海广学会编纂，兼办《大同报》。民国初年，张纯一也如熊子真一样，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他“痛士习民风的凋敝”，认为“革政不如革心”。
他乡遇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熊子真和张纯一相谈甚欢，深入地交流着彼此的思想观点。尽管张纯一比熊子真要年长14岁，但是，他十分佩服熊子真的学识，拿出自己的存稿《策谈道书》向熊子真征求意见。熊子真看过之后，认为张纯一的书稿，阐明基督之道，有益于世道人心，便为之作序。在序言中，熊子真流露出看破红尘，不愿再与党人政客往来的心声。他写道：“茫茫天地，契心几人？并此寥寥者，亦复难聚，惟有撑拳赤脚，独来独往于天地之间而已。”
离开上海回德安时，熊子真经过庐山，特地去了周敦颐曾经隐居的“濂溪书堂”和朱熹当年教学的“白鹿书院”旧址。
参观了两位大师的故居旧址，熊子真感触良多，特别是看过“濂溪书堂”后，他题笔留言，写道：“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其襟怀和豪气，由此可见一斑。
回到德安，熊子真正式开启了其不问政事、专心学术的学者生涯，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由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一位哲学大师的艰难而华丽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