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熊十力在家里指导义女熊仲光整理书稿，院门外非常嘈杂。熊仲光赶紧到院门口察看，原来是有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前来看望熊十力。熊仲光将来客请进里屋，熊十力一看，不禁喜出望外。
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
老友相见，少不了一阵寒暄。最后，郭沫若主动引入正题，问道：“熊先生，您是否愿意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沫若既是文教委的一把手，又是中国科学院的行政一把手，这样问，显然是希望熊十力能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这是一次非常诚恳地征求意见。当时，郭沫若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四处延揽人才。早在1949年11月14日，郭沫若曾有一个大会讲话，指出：“科学院的任务是执行共同纲领，发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与大众的方向，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国家施政有缓急轻重，我们的国家现在必须要尽速恢复战争疮痍，因此，现在的政治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建设方面。提高发展生产需要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现在人才太少，我们得赶快训练大批人才，掌握住进步的技术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科学院的任务很重大，各方期望甚殷，我们不要使人民失望，只要我们抱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同心协力地去做，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得好的。”
不过，对于郭沫若的邀请，熊十力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乃文化学者，与自然科学家不是一个路数，所以并不愿意到中国科学院。熊十力毫不隐瞒观点，说话也不转弯：“我原在北京大学任过教，还是让我回北大的老巢吧！”郭沫若一听，不好再多说什么，表示尊重熊十力的意见。
不久，在郭沫若亲自过问下，熊十力如愿以偿，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每月工资为八百斤小米，这是当时的最高标准。熊十力十分满意，心存一份感激。要知道，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致使国家财政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国家对能十力的待遇仍然能够维持每月八百斤小米的高标准，实属不容易。
回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教授，熊十力仍然享受着过去的“待遇”——每周两钟点课时，而且不到校上课，很多学生都到他家里听他讲授“新唯识论”，比如，贺麟和任继愈就常常带领学生去听课——熊十力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北京大学最“跩”的一个教授。
当然，熊十力的这种“跩”，不同于傲慢，而是他教育思想的一种体现，早年他就反对囿于一室的班级教学模式，提倡师生对谈式的教学方法，就像孔子与他的弟子们那样。事实证明，熊十力的教学方法是成功的，在数十年的实践中，他培养出了一批颇有成就的知名学者。
除了教学之外，熊十力专心治学，笔耕不辍，写出了四万字的《与友人论张江陵》等著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竟然按捺不住满腔的**，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建言书，为国学的复兴而呼吁。
在这封建言书中，熊十力既感谢了党和政府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向毛主席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主要是四点：第一，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这是他多年的夙愿；第二，由吕秋逸主持，恢复内学院；第三，由马一浮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第四，由梁漱溟主持，恢复勉仁书院。熊十力在建言书中写道：“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只是一辈子研究唯心论，哲学观点不易改变。”很快，毛泽东便回了信，对熊十力关心国学的一片诚心表示感谢。
熊十力也经常给老朋友董必武写信。初回北京的那些日子，只要一遇到生活上的不便，他就写信给董必武。那时，董必武是政务院副总理，可谓日理万机，但是，只要一接到熊十力的求助信，都是有求必应，毫不含糊。有一次，两个老朋友见面，董必武开玩笑道：“好你个熊夫子，我都成了你一个人的副总理了。”熊十力听后，得意地大笑不止，就像一个率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