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始终不懂：恶人先告状是官场惯用的伎俩。
满族入关建立大清国，并没有妄自尊大地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而是采取了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保持着满文化的原住性，另一方面也继承了汉文化的悠久性。比如在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推广、对汉制的沿用等方面更是全盘接收，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有汉文化博大精深、实难割裂的历史传承，也有清统治者笼络天下民心、士心的政治考量。建庙立祠，祭祀孔子和历代大贤大德的行为，便是这种考量的具体表现之一。
北京的文庙就是专门用来祭奠儒学宗师孔子和历代大贤之所，兴建于清顺治十九年（1645年），也就是大清入关的第二年，中间除了乾隆年间翻修过一次外，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没有修缮过了。于是，道光帝准备搞一次彻底翻建，为住在里面的孔老夫子再塑金身，同享天朝盛世。道光帝除了钦命工部右侍郎匡正为翻建的总监理、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为第一副总监理两名满系官员外，而任命备受恩宠的汉官曾国藩为第二副总监理。
对曾国藩来说，能有机会参与文庙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幸事，而担任第二副总监理，就更表现出是皇上对自己的无尽信任与恩宠了。可问题是曾国藩是学文科出身，对于建筑、算学一窍不通，是一个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在曾国藩看来，尽管皇上恩宠有嘉，但自古以来，都是行家看门道儿而外行看热闹，外行绝对是领导不了内行的，更不用说亲手去做了。
皇上派的差事，不管你能不能做都是推脱不了的；硬要推辞就是蹬鼻子上脸，就是抗命不遵，就要砍脑袋。但曾国藩知道自己半斤八两，接了差事后显得惶恐不安，生怕干不明白交不上差，便斗胆向道光帝力辞。道光帝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在他看来曾国藩是员能臣，应该干啥都行，而且还能干好，所以没治曾国藩请辞之罪，当然也没有批准他辞职的请求。曾国藩无奈，只好遵从圣命。他一方面临时抱佛脚，学习相关建筑、算学等基本业务；另一方面编制搞预算，跑市场选料购货，还亲自监工，忙得团团转，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文庙的建设之中。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建设，文庙终于按期竣工了。道光帝亲自验收，对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表示满意。满心喜悦的道光帝在勤政殿召见匡正、文庆、曾国藩等一干人等，论功行赏，重奖有功人员。曾国藩自然也得到了不菲的赏赐，心里美滋滋的。可当道光帝表扬此次建设文庙很节俭，只耗银三十万两时，曾国藩不由大骇。因为这个数字，是曾国藩亲自所做预算的五十倍。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心里疑云顿生。
开始，曾国藩以为自己听错了。出了大殿返回文庙后，曾国藩把用料情况与预算进行反复核对，核对的结果证明，曾国藩自己没有错。
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而且欺骗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道光帝本人。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这就是毫不含糊的欺君之罪，是要祸灭九族的。一时间，曾国藩心惊肉跳，害怕事情一旦败露，追究自己一个明知不举之罪，难脱干系。
曾国藩不敢轻视，更不敢坐以待毙。他急忙找到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庙翻建第一副总监理文庆反映情况。
文庆是满洲镶红旗人。费莫氏，字孔修。道光进士，此时为二品大员。
听完曾国藩的情况反映后，文庆完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甚至是笑眯眯的，多肉的白脸上一片坦然。
文庆没有表扬曾国藩明察秋毫，也没有批评他坚持原则，而是讲了一通在曾国藩听来振聋发聩的大道理。
文庆首先告诉曾国藩，文庙已经顺利完成了翻修，皇帝很满意，这是最主要的。作为配角，咱们协助匡正匡大人完成了任务这就是首功一件。再说，皇家的事儿不同于普通百姓。老百姓用一两银子买一筐鸡蛋，而宫里用一两银子却只能买一个鸡蛋。文庙的花费和买鸡蛋的道理是一样的。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做人有做人的根本，官场有官场的规则。这个，曾国藩自然是懂得的。但文庙的事儿与买鸡蛋的事儿毕竟不是一回事儿，绝非文庆像说的那么简单，曾国藩不仅没弄明白，倒陷入疑云迷雾之中。
曾国藩整日纠结在此事之中不能自拔，甚至到了寝食不安，噩梦连连的地步。作为臣子的忠心，作为士子的道德，使曾国藩难以与文庆苟同。
曾国藩最终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直接向道光帝举报。曾国藩把拟好的奏折，连同原始凭证一同递到了都察院转呈道光帝（按照大清律例，四品以下官员，没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资格）。至此，曾国藩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不觉浑身上下一阵轻松。
折子倒是递上去了，可是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盼来盼去，却盼来了一纸吏部的咨文。曾国藩打开咨文一看不由傻了眼。咨文里说，由于曾国藩一向轻视满臣，尤其在修缮文庙时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等，被革去现职，降为翰林院检讨——原来，曾国藩的举报没有见到成效，他自己倒被匡正给参了一本，而且立竿见影。
正所谓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曾国藩手捧咨文，哭笑不得。想不到自己没有打着狐狸倒先惹了一身骚。不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做不成了，还被连降四级，被迫离开了詹事府。
说实话，被连贬四级，曾国藩并没有多想什么、多说什么，反而觉得心里很平静，很坦然。因为他觉得自己上对得起皇帝，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此次被降级，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被恶人先告状而已。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总是会有起起伏伏，潮涨潮落，就像一夜之间可能连升几级，或者眨眼间又被连降几级一样。这就是官场，这就是历练，这就是成长。
在对待被降级这件事儿上，曾国藩觉得自己成熟了，尽管上司不时送上白眼，同僚也自动与他拉开了距离，就连平日里推都推不出去的学生，也各找理由相继离去，往日热闹的门厅霎时冷落了下来，但曾国藩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多了几分静气。面对，有时不仅仅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境界。而有什么样的境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什么样的态度决定着要采取什么样的举动。
曾国藩写诗言志：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姿，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曾国藩被贬之事，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距离曾国藩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不足年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