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年既然不给面子，那就只能“重参”。
太平军起事，风起云涌，锐不可当，很快就横扫了大清东南半壁。就在大清国大厦将倾，危如累卵的紧要关口，在籍侍郎曾国藩横空出世，率领一干湘乡子弟异军突起，不但打破了太平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而且收复了湖北、湖南，扭转了东南半壁的危局。这不仅让那些正规的八旗兵、绿营兵颜面无存，就连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也赧颜汗下，威风扫地。江西的最高行政长官、巡抚陈启迈就是这其中一员。
陈启迈与曾国藩既有同乡之亲，又有同年、同翰林之谊。可对这位与自己“三同”的地方大员，曾国藩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因为陈启迈压根就不待见曾国藩，或者说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曾国藩与陈启迈之间的嫌隙得从清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说起。
那时，曾国藩正率领湘军连克武昌、汉阳等重镇，向太平军发起大规模反攻。湘军的仗自然是越打越大，战线也越拉越长，因而在后勤保障方面就难免不出现问题，尤其是饷银供给严重不足，经常是朝不保夕，难以为继。为解饷银困局，曾国藩只好向咸丰帝求援。咸丰帝也不含糊，立即下旨，饬令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解饷协济”，三省倒是奉旨行事，但却屡出差错，落实不到实处。先是由江西、广东等地解来的饷银，让湖南巡抚骆秉章给“另款抵扣”了，而由四川解来到四万两银子，被荆州将军官文给截留了。九月的饷银迟迟不到，而十月份的饷银则“尚属无着”。在曾国藩“焦急难名”之时，只好再次上奏咸丰帝，向江西伸手。曾国藩也不是拣软柿子捏，从江西解饷还是有一定理由的。一来江西“物力较丰”，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二来相距较近，没有交通方面的困难；三来湘军一旦“下至九江、湖口一带”，则江西的防御问题“即可稍驰”，对江西大有裨益。曾国藩敦请咸丰帝“飞饬江西巡抚”，不管什么钱，先解来八万两“以济急用”再说。
看似急如星火的大事，江西巡抚陈启迈却压根就没理曾国藩的那个茬儿，而且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从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弄得曾国藩只好直接找咸丰帝询问，江西那八万两饷银“未知能应时解到否”？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曾国藩对即将面临的环境并不乐观，在还没进南昌城之前，早就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果然，陈启迈对这位来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老同乡、老同年没客气，基本没给什么情面。在他的影响下，江西官绅也上行下效，毫不客气地给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一个又一个的眼罩戴。身为败军之将，又“客寄虚悬”，寄人篱下，总不能啥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曾国藩咬咬牙忍了。所以，那一个时期，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比较多的就是“忍气”二字。
陈启迈不是一个心眼很宽敞的人，眼光比较短浅，很看重自己手里那点儿权力，对曾国藩这位“客寄”在自己屋檐下的兵部侍郎没有什么好看法，更心怀芥蒂。
在陈启迈看来，曾国藩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钦差水分很大，但他依仗着自己的军功，常常狗仗人势，超越权限，屡屡干涉内政、诟病江西。对曾国藩的一些做法，陈启迈很是悻悻。比如，曾国藩初到九江之时，两次血战太平军而“未能大挫其锋”，原因是太平军遍布两岸，而且水陆相互依偎策应，拼死进行抵抗。反观湘军一方，则水师与陆军隔离，“孤悬大江，介处贼营之中”，夜夜受到太平军的骚扰，不得安宁。加之连日雨雪交加，水师停泊在江中，“则为风波所撼；泊岸边，则为陆贼所扑”，因而弄得水师疲惫不堪，颇为劳苦。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不说太平军顽强和湘军无能，而是对江西颇有微词。曾国藩上奏咸丰帝，说江西水师“本可以藉以协助臣君”，但为什么没有“协助”呢？原因是在太平军水陆合击之下，江西四十多艘战船全部被掳，旗帜和炮械一样没剩。太平军有了从江西抢来的这些战船、装备和在安徽新打造的三十艘战船，进攻更加频繁，士气越发高涨。加之占据险关要隘，不仅可以“内窥江西”，而且“外拒我军”，湘军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即使与江西相隔咫尺，也没有办法相通。江西的水师非但帮不上湘军，却使太平军如虎添翼，使太平军“愈剿愈多，愈击愈悍”。可见，身为江西最高行政主管的陈启迈其罪之大矣。
这是发生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份的事儿。
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咸丰帝立即饬令湖北、江西两省派兵参加“会剿”。命令湖广总督杨霈派桂明留驻黄州，魁玉、杨昌泗随同“剿贼”；蕲州以下，命杨霈“自驻黄梅、广济之间”；调江西臬司恽宸光、总兵赵如胜“驻军九江境上”。上述这些地方大员、军队，统由曾国藩调度指挥。曾国藩节制了陈启迈、恽宸光、赵如胜还不算，对他们的表现还是很不满意，继续向咸丰帝告状。说塔齐布渡江北上以后，南岸官军即不能得手，原因“是江西陆路兵勇殊不足恃”，迫使塔齐布还得“渡回南岸”。咸丰帝一听就火了，质问：“倘南北两岸专恃一塔齐布奔驰追剿，则湖北、江西两省官兵，岂不成虚设耶？”[1]直接就把板子打到了陈启迈的屁股上。
尤其令陈启迈怒不可遏的，是曾国藩一面在咸丰帝面前告陈启迈的刁状，另一方面还通过咸丰帝向江西要枪要炮要饷银。更可恨的就数咸丰帝，曾国藩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对曾国藩简直就是有求必应，一一“允准”，这让陈启迈怒火中烧，而敢怒又不敢言。
有仇不报非君子。现在，曾国藩终因兵败而退守江西，进入了陈启迈的势力范围，使他终于等来了泄私愤的机会。由此，陈启迈心存得意，时不时地给曾国藩小鞋穿，迫使曾国藩在他的矮檐下低头。比如，在饷银的问题上，陈启迈就坚决地封住了曾国藩的嘴，即使是为了保卫江西也处处刁难，“饷尤掣肘”。再如，在奉旨为湘军筹备炮位的问题上也是故意为难曾国藩——炮是筹备好了，你自己出船来运吧。弄得咸丰帝都看不下眼去。
随着矛盾的不断加深，两位同乡、同年、同僚最终撕破了脸皮。积聚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发生了一起讼案。当时，塔齐布在湘潭大胜太平军，溃散的太平军残部退入江西境内。很快，萍乡、万载等县先后失守。万载县知县李峼贪生怕死，竟然不顾一城百姓的死活而独自弃城逃命。乡民彭才三害怕遭到太平军的劫掠，主动送粮送马以图自保。太平军过境后，当地的举人彭寿颐倡导组织团练，把六个区合为一个团，刊刻了条规呈报李峼批准。彭才三对彭寿颐倡办团练一事大唱反调，说什么“馈贼可以免祸，谓团练反以杵贼”，主张对太平军采取怀柔政策，放弃抵抗。而他自己不仅坚决不参加团练，而且拒绝捐赀。由于彭才三不起好作用，最后把团局给搅散了。搅散了团局还不算，彭才三还贿赂李峼，诬告彭寿颐“一家豺狼，恐酿逆案”。李峼拿人家手短，便袒护彭才三，“蒙混通禀”。血性的彭寿颐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刚正不阿而“遭诬”，因为倡办团练而“获咎”。于是，愤怒的彭寿颐便向各个衙门举报李峼弃城而逃和彭才三“馈贼阻团”等罪行。袁州知府绍德深同情彭寿颐，认为彭才三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并严厉地申饬了李峼。案子最终上报到陈启迈的手里。陈启迈“批词含糊，不剖是非”，一拖就是半年，“案悬未结”。曾国藩到江西后，彭寿颐登门告状。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以“军务重大”，没有时间去管“词讼”为由，没有接见彭寿颐，但彭寿颐所刊的那些“条理精密，切实可行”的团练章程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传来彭寿颐一看，曾国藩大喜，认为此人“才识卓越，慷慨有杀贼之心”，便心生爱才之意，有意留用。为此，曾国藩先后两次亲自找到陈启迈商量，说彭寿颐是一个可用之才，他的案子无关紧要，自己想把他带到军营里效用。陈启迈“坚僻不悟”，根本没理曾国藩的茬儿，不仅不为彭寿颐“伸理冤屈”，反而固执地认为他办理团练是错误的。更有甚者，不仅认为彭寿颐办理团练是错误的，还要撤销李峼“弃城逃走之案”，而治彭寿颐“以诬告之罪”。陈启迈大耍地方大员的权威，不仅固执己见，卷了曾国藩的面子，还将彭寿颐收监，让恽宸光严刑逼供。陈启迈“颠倒黑白，令人发指”的行径，令曾国藩“反复思之，而不能平也”。从此，曾国藩与陈启迈的沟通更加困难，两个人之间“尤多龃龉”。彭寿颐这件事，也成为曾国藩与陈启迈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导火索。
陈启迈一桩桩一件件的恶行，终于让曾国藩忍无可忍。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上奏咸丰帝，严参陈启迈。观曾国藩这道《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无一字不义愤，无一句不痛斥。开篇就直陈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2]。
曾国藩道，现在江南数省，太平军的势力成蔓延之势，全依仗着那些督抚大员“庶几维持补救，转危为安”。然而到江西几个月以来，仔细观察陈启迈“居心行事”，并“证以舆论，实恐其贻误江省，并误全局”[3]。
曾国藩列举了陈启迈种种劣迹。
一是庇佑逃将废员。赵如胜原是被发配新疆的革职总兵，被陈启迈留用后统带一支战船百艘、水勇四千、大小炮位七百余尊的部队。就是这个赵如胜，还没与太平军接仗，只是听说太平军要来，便“首先逃奔”。在赵如胜的率先垂范之下，该部顿作鸟兽散，战船、装备皆为太平军掳获。那么太平军一共来了多少人马呢？仅有区区九十人而已。“闻风先逃，殊可痛憾”，而陈启迈则瞪着眼睛说瞎话，谎奏“赵如胜奋不顾身，力战终日”，“含糊欺饰，罔恤人言”。派赵如胜防堵饶州，一个月内就“败逃三次”，对饶州失陷负有责任。但陈启迈皆“含混入奏”，不仅没有治赵如胜的罪，就连原定发配新疆的罪名也不提了。陈启迈对赵如胜“始终怙非袒庇，置赏罚纲纪于不问”，而袒护废员吴锡光的行为更是着人愤恨。
吴锡光是一名被革职的守备，原本被弹劾后应“奉旨正法之员”。吴锡光拜到陈启迈门下“吁求救全”。陈启迈便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故意颠倒留用与正法的时间，不仅保全了吴锡光的性命，而且“多方徇庇，虚报虞功。既请开脱罪名，又奏保屡次超生，又奏请赏给勇号”。要说起来，吴锡光并非一无是处，曾国藩承认此人“气质强悍，驾驭而用之，尚不失为偏裨能战之才”。但他“贪婪好**，纵兵扰民，在南康时，军中妇女至百余之多；过舍时，将市肆抢掠一空，实为远近绅民所共恶”。吴锡光残忍成性，不惜唆使部下残杀其他兵勇，用其他犯案兵勇替代手下的犯罪兵勇，“缚而杀之”。就是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恶行，陈启迈“一力袒庇，颠倒是非”，“既不奏闻，又不惩办”。更可恨的是，在饶州之战中吴锡光仅“杀贼数十人”且“此绅庶所共见、共闻”。而陈启迈则替吴锡光虚报战功，谎称“克复饶州，杀贼三千，焚船百余”，使吴锡光等得以超生。义宁州失陷，主要系当地土匪所为，而吴锡光“骄矜散漫，仓促败亡”。陈启迈则谎奏其“鏖战竟日，杀贼千余”等。曾国藩说：“自军兴以来，各路奏报，饬胜讳败，多有不实不尽之处……然未有如陈启迈之奏报军情，几无一字之不虚者。”曾国藩惊呼：“兹风不改，则九重之上，竟不得知外间之虚实安危，此尤可虑之大者也。”
二是处处给湘军找麻烦。湘军败退江西以后，对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确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这让曾国藩感到“惭愧无补”，但对江西而言就不是这样，用曾国藩的话说是“于江西则不为无功”。为保江西无虞，曾国藩命塔齐布所部扎营在九江，堵防着太平军在陆路上的主力；曾国藩自己驻扎在南康，堵防来自长江上的太平军水师；罗泽南则驻防饶州，确保东路安全。曾国藩不禁发问：“此军何负于江西？”可即便这样，从陈启迈的嘴里仍旧难说出一个“好”字，仍旧不买曾国藩的账，照样“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那么，是不是曾国藩所部支出太多，江西藩库没有能力承担了呢？曾国藩算了一笔账，并上奏咸丰帝道：“臣军前后所支者，用侍郎黄赞汤炮船捐输银四十万两，奏准漕折银数数万，皆臣军本分应得之饷，并非多支藩库银两。”可话说回来了，就是把江西的钱都花了，那也是国家的钱、皇上的钱，也绝对不是你陈启迈私有财产啊？有什么理由“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曾国藩向咸丰帝诉苦道：“臣既恐无饷而兵溃，又恐不和而误事，不得不委屈顺众。”
三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清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二十七日，罗泽南部攻克广信府，实现了曾国藩“扼浙之吭嗌”的计划，在长江南岸东路争取了先手。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准备调罗泽南乘胜折回饶州都昌，与水师会合，联手攻取湖口。而陈启迈则没有曾国藩“三省全局”的大局观念，往往置全局于不顾，仅仅就考虑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利益，处处跟曾国藩唱反调。一会儿调罗泽南去守景德镇，一会儿又调罗泽南回防南昌。出于维护团结的目的，对陈启迈的抽风行为，曾国藩“均已曲从之矣”。可陈启迈并没有感觉，仍然恣意妄为。就在罗泽南刚刚回防南昌之际，陈启迈马上调罗泽南去助剿义宁，曾国藩回函表示同意。罗泽南刚刚起身，陈启迈突然致函曾国藩，要调罗泽南前往湖口，曾国藩又复函答应了。可陈启迈再次致函曾国藩“忽有仍调义宁之信”。这一下，始终也没有个准主意的陈启迈，把曾国藩的全盘计划彻底打乱了。曾国藩气愤地上奏道：“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虽欲迁就曲从而有所不能。”
这还没完。陈启迈不仅在调兵方面反复无常，在重建水师问题上同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清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江西重建水师的问题，计划改造十余艘旧船，招募千名水勇，目的是“以固本省鄱湖之门户，以作楚军后路之声援”。这个想法，与陈启迈正月间给皇上的上奏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陈启迈对与曾国藩共同商议的结果也“深以为然”，并同曾国藩一起会衔“札委”南河候补知府刘于淳“董理其事”。接到札委后，刘于淳便立即行动。就在刘于淳“业已兴工造办”之时，突然接到陈启迈的命令，说什么江西本省没有必要设立水师，马上停止造船。面对陈启迈的这一决定，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而是“顺而从之矣”，乃令札刘于淳另设船厂，供己之用。就在这时，刘于淳忽然接到陈启迈命令，要取走厂内的船只交给吴锡光新募的水军使用，同时命令刘于淳再建造十五艘船，刘于淳一一照办。等船造好了，陈启迈却批饬：“不复需用。”陈启迈的出尔反尔，把刘于淳彻底弄傻了。曾国藩怒奏曰：“倏要船，倏不要船；倏立水军，倏不立水军。无三日不改之号令，无前后相符之咨札。不特臣办军务，难与共事；即为属员者，亦纷然无所适从。”
四是是非不分。湖南的平江、江西的义宁州是两个办团练较有成效的州县，不仅在抵抗太平军方面甚是得力，而且在捐资纳款方面也从不含糊。清咸丰四年，义宁州在与太平军的激战中屡获胜仗，且“捐款甚钜”。可是在事后陈启迈的保奏中却出现了咄咄怪事：出力的人没有得到奏保，捐资的人也没有得到奏保，所保的都是“各署官亲幕友”。陈启迈的不公激起了民愤，义宁州的绅民怨声载道，在南昌城的街头巷尾贴满的大字报，言称因为保举不公，所以要解散团练。如果太平军再来，断不会捐钱、堵防。面对民怨，陈启迈“不知悛悔，悍然罔顾”。不久，太平军再取义宁，守军抵挡不住，请求陈启迈派兵增援，陈启迈没有理那个茬儿。结果，在困守二十天后，义宁州失陷。因为宿仇，太平军一次就杀了义宁练勇数万人。面对惨状，“百姓皆齿于巡抚保举不公，致团练散而罹此惨祸也”。
此外，曾国藩还列举了陈启迈颠倒黑白、包庇恶人、陷害无辜等劣迹。
曾国藩在奏折的最后说：“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翰林，向无嫌隙。在京师时，见共供职勤慎；自共事数月，观其颠倒错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4]
咸丰帝读完曾国藩的奏折后吃惊非浅。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身为地方大员的陈启迈竟然如此昏聩，劣迹斑斑，拿大清的江山当儿戏，这还了得？当即下旨，将陈启迈革职查办。可怜年近知天命的陈启迈，用大半生的心血好不容易才熬来的巡抚高位，就这样被曾国藩一纸奏折给断送了。现在，陈启迈是欲说无门，欲哭无泪，想买后悔药都没地方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