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到处迫害哲学家、试图让全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的欧洲教会，我们还一直没往下说呢。
假如我们让中世纪的教会制定一份“通缉危险分子名单”，我猜想，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马丁·路德，也不会是斯宾诺莎，而应该是古登堡。那个给欧洲带来活字印刷术的人。
欧洲教会的尊严尽失是从印刷术的出现开始的。这也赖那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各自为政，行政效率低下。如果是换在乾隆时代的中国，管你什么活字印刷，一场轰轰烈烈的禁书运动下来，一样可以给你禁得差不多。
中世纪的欧洲就没那么美好了。印刷术的出现造成了出版业的空前兴盛，从行政成本的角度看，教会不可能在每本书出版之前一一进行检查，只能等到发现了违禁书籍之后再进行查抄和销毁。
因此，1559年天主教会开始推出《禁书目录》，并且不断更新它。最后一份《禁书目录》到了1948年还在出版，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结束了。
教会规定，凡是印刷、出版、阅读《禁书目录》上所列书籍的人，一经发现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们之前提过的很多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休谟，还有后面的康德、帕斯卡，他们的著作都上过这本《禁书目录》。
但是《禁书目录》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里就显示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优势了。放到乾隆那儿，这本《禁书目录》只需要给各级官员当作内部刊物就可以了。而天主教会对欧洲的统治是间接的，它必须把《禁书目录》公开，让欧洲人民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自觉遵守。
因此，在荷兰、波兰、德意志那些教会不太管得到的乡村和城镇里，隐藏着大批印刷商和出版商。他们在罗马安插眼线，一旦最新的《禁书目录》出版，这些商人立即夜以继日地印出最新的禁书。就像我们今天的“少儿不宜”反而成了宣传卖点一样，《禁书目录》也让很多人起了好奇心。在天主教会管不到的地方，这些禁书的传播速度反而很快。
当然教会还有别的招儿——宗教裁判所。教会还可以通过世俗的力量谴责你、咒骂你、开除你、驱逐你。只要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教会，教会就有种种办法给敌人施加压力。
宣扬“日心说”的伽利略就是这么被裁判所玩儿死的。
有人说，伽利略被裁判所迫害，受了酷刑。这是不对的，裁判所没对伽利略用刑。因为用刑那叫“整”，不叫“玩儿”。
整人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玩儿得你有苦说不出才叫本事。
说到伽利略插一句，伽利略为人所熟知的一项实验是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来证明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质量无关。
首先，这个实验伽利略本人从没有记录过，最早是伽利略的一个朋友在伽利略死后12年写的一本传记中提到的。历史学家们大多认为这个实验是杜撰的。
其次，这个实验结果也是错的。因为虽然两个球受到的空气阻力是一样的，但是两个球受到的重力不同，用重力减去相同空气阻力得到的合力，不再和各自的质量成正比，所以实际的加速度也是不同的。只要学过初中物理，列个式子就明白了。
给伽利略当过助手的物理学家巴利安尼曾经用两个体积相同的铁球和蜡球做过这个实验。当落体高度达到大约15米的时候，两个小球的掉落速度就明显不同了，所以我们有的书上画的比萨斜塔实验，就算抛开历史因素，也是错的。物理老师用真空管比较羽毛和铁球的实验才是正确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伽利略的另一个思想实验。当初亚里士多德认为越重的物体下落速度越快。伽利略就想象，假如金属球的掉落速度比木头球的掉落速度快，那么我们用一根绳子把这两个球连在一起扔下去，按说掉落速度慢的木头球，会拖慢金属球的掉落速度。也就是说，两个球合在一起的掉落速度会比金属球慢。但是，两个球合在一起的质量不是比单独一个金属球更大了吗？那不是掉落的速度又要比金属球单独掉落更快吗？这理论自相矛盾，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当然，伽利略影响最大的是对“日心说”的论证。
教会恨伽利略，也就恨在“日心说”上了。
那个时代的教会，其实并不反对科学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都是上帝的作品，研究自然也是神学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
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绝对不能和《圣经》矛盾。比如，《圣经》明确说“大地静止不动”，那么就绝对不能说“地球绕着太阳转”。
其实，单纯讲“日心说”教会也能接受，只要把“日心说”当成一个比喻，而不是事实就行。也就是说，你可以说“咱们可以把地球看成是绕着太阳转的，这样一来群星运动的公式是……但其实地球是不动的哦！”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教会就允许哥白尼的著作经过修改后继续使用。
但是伽利略不一样。
伽利略造出了当时最好的望远镜，发现了很多和“地心说”冲突的证据。比如“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只有地球不动，其他星球都动。那为啥地球这么特殊呢？过去的解释是，群星和地球不是一种东西。地球是由土元素构成的，而土元素有“向宇宙中心运动的趋势”，所以地球就在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动。而群星呢，是由一种叫“以太”的元素构成的，可以在天上运动。可是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月亮上有和地球一样的山脉，不是什么特殊的物质。那“地心说”的理论基础就不成立了。
诸如此类的证据，伽利略发现了好多。于是伽利略最后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是一个假设，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对宇宙最好的解释。
教会当然不干了。
伽利略关于“日心说”的名著叫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伽利略就因为谈论“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请进去过一回。
伽利略当然被吓坏了，拼命辩解自己的研究与《圣经》不矛盾。但是教会不理那一套，判决伽利略的说法是异端，要求伽利略“放弃‘日心说’，不准再讲授、捍卫‘日心说’”。伽利略签字认罪。这份判决书伽利略拿一份，宗教裁判所留一份存档。
后来，教会里换了个教皇，这人跟伽利略之前还是朋友。渐渐地，伽利略的胆子就大了，后来就出版了讲“日心说”的《对话》。而且伽利略也不傻，他知道教会的底线是不能和《圣经》矛盾，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很注意保护自己。他在《对话》的前言中就声明，他把“日心说”当作纯粹的假说——您不是允许“日心说”是假说嘛，那我这回就是假说了啊。
写完《对话》后，伽利略先把这本书献给了教皇，让这位教皇朋友先审审，等到教皇批准之后，这本书才被出版。但是在这里伽利略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虽然教皇是伽利略的老朋友，但是在这本《对话》里，伽利略安排了一个愚蠢的角色，在书里被大大嘲弄了一番。熟悉教皇的人一眼就能发现，这个蠢人的言谈举止和教皇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伽利略要得罪这个有权有势的好朋友，或许是因为他实在看不惯这位教皇朋友对“日心说”的敌视，在真理面前非得图一个最痛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教皇看了这书后还允许出版，或许是教皇本人没认真看这书，或许教皇本来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后来敌视伽利略的人对教皇进的谗言，把教皇给惹火了。
总之，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教皇的立场完全改变了，命令该书停止销售，市面上的书全部收回。并且命令宗教裁判所把伽利略抓了回去，说他违反了1616年“不能讨论‘日心说’”的判决。伽利略一听就急了，回家把自己那份判决书拿出来说：你看看，你这判决明明没有“不能讨论‘日心说’”这条啊！
这时候裁判所不慌不忙地拿出他们存档的那份判决书，在判决书的最后，赫然就写着“不能讨论‘日心说’”这几个字[11]。
这都行？
有理没处说去啊，伽利略服了软，在监狱里自愿补写了《对话》，以便让内容更偏向“地心说”。但是没有用，他还是被判有罪，判了监禁，“刑期以我们认为必要为准”。已经69岁的伽利略还遭受了羞辱，跪在大庭广众之前，穿着代表悔罪的白色长袍，手执蜡烛，当众表示“公开放弃、诅咒和痛恨地动说的错误和异端”。
有人说，在判决几天以后，当伽利略被押解至某监狱，从囚车上艰难地下来的时候，他弯下腰用手指触地，喃喃地说道：“唔，它还在动。”
后来，伽利略双目失明，身体十分虚弱。经过了一番活动，才得以改成回家乡软禁。结果一直被软禁到死。
伽利略事件震慑了欧洲的学术界。笛卡尔曾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写一本光听名字就很霸气的书——《论世界》。他想要统一他所有的科学理论，其中就包括地球转动的观点。当笛卡尔知道伽利略被判刑后，深受打击，他不敢再提地球转动了。可是没了这个理论，笛卡尔的其他科学理论也难以统一。最终，他的著作只写了一小部分。
其他的哲学家也差不多，要么听到风声不对就往荷兰跑，要么就匿名发表作品，或者干脆终止了自己的研究，有些人的作品只能在去世后才发表。
不过，就算这些人再异端，好歹他们还都信个上帝呀，等机械论和决定论一出，教会就彻底疯了。
其实决定论倒不一定非和教会矛盾。决定论确实没给上帝留出干涉世界的空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自行运转。但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也能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事情。所以在决定论的世界观中，上帝完全可以在世界生成的那一瞬间，把后来宇宙万物的发展都安排好，这也不违反基督教教义。
话是这么说，但机械论和决定论想拒斥上帝也很容易。特别是机械论，一不留神就会跑到无神论那边去。
我们前面说过的机械论者霍布斯就是个例子。
虽然霍布斯也信仰基督教，但是他的著作《利维坦》宣扬的是自然神论，也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基本不干涉世界的运转。也就是说，人们现在的日常生活跟上帝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在当时的教会看来，自然是异端无疑了。
《利维坦》一出来，教会和保守势力都怒了。一查这人谁啊，原来就是一家庭教师出身，没权没势的，嘿，办你还不容易嘛！
正好那个时候英国闹革命，革命党克伦威尔把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当众斩首。过了几年，克伦威尔又嫌议会碍事，让军队把议员赶出了议会，把议会大门锁上，在门口挂上“吉屋出租”的牌子。最终，克伦威尔成了英国实际的统治者。
正在混乱的时候，霍布斯结束旅居法国的生活回到了英国。克伦威尔也信基督教啊，于是，教会和保守势力就准备趁机对霍布斯下手。
但教会没想到，霍布斯的《利维坦》除了讲机械论外，还有一多半在讲政治。《利维坦》的政治理论里有一个观点，说当君主已无法再保护臣民安全时，臣民可以转向服从新的君主。这个观点正好给事实上篡位独裁的克伦威尔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霍布斯在英国受到了克伦威尔的保护。克伦威尔连英国国王都给弄死了，还怕什么教会势力？霍布斯自然高枕无忧。
克伦威尔善于打仗，但不善于治理国家。他当上独裁者几年以后，国家的问题越来越多，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阴谋刺杀、反叛他的人层出不穷，甚至连他女儿都反对他。不久，克伦威尔病倒去世。他死的时候已经臭名昭著，据说死讯传到荷兰时，孩子们沿着运河奔跑，高兴地呼喊：“魔鬼死了！”
很快保皇党复辟，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被请回英国。查理二世在他30岁生日那天，在民众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入伦敦，当上了国王。
查理二世跟克伦威尔可是仇大了。克伦威尔杀了查理二世的爸爸，夺了他们家的王位，还到处追杀查理二世。查理二世一度把手脸涂黑，伪装成贫民，在野地里露宿。最惊险的一次，他躲在一棵树上，克伦威尔的部队就在树下搜寻，却没有发现他。等查理二世好不容易流亡到欧洲大陆以后，也有一段时间过得和贫民一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吃最粗陋的食物，还经常赊账。
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为了解恨，让人把克伦威尔的尸体挖出来，一番上绞刑架之类的折腾后，把克伦威尔的头颅挂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尖顶上，一挂挂了好多年。
总之，克伦威尔下台，新国王查理二世恨他入骨。这回霍布斯没了保护人，教会又准备对他下手了。
但我们之前说过，霍布斯当过家庭教师。他当初教的学生就是查理二世。
教会当时就崩溃了。
查理二世登基后，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霍布斯，认出这就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他把霍布斯接到宫中。从此不仅每年给霍布斯送钱，还在寝室里挂上了他的画像。在查理二世的保护下，霍布斯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很轻。他失去了出版自由，但还是可以偷偷到荷兰出书，他的理论早就名扬在外了。
虽然没受什么攻击，但其实霍布斯也冤，因为机械论的正主儿牛顿让教会给放过去了。
在历史上，我以为有两个人对基督教权威的打击最大。一个是牛顿，一个是达尔文。
有意思的是，这个对教会打击最大的牛顿，却被教会赐予了巨大的荣耀。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教会比较开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牛顿本人是个虔诚的教徒。
有的书在讲科学史的时候，会把科学家和教会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无比光辉，一个反动透顶。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别说科学家了，连那些被烧死的异端算一块儿，几乎每个人都信基督教，而且不少人还无比虔诚。什么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全是基督徒。拉美特里那样的才是真正的特例。
开普勒是“日心说”的大功臣，他有个开普勒三大定律，为牛顿研究万有引力铺平了道路。但开普勒研究天文可不是出于什么唯物主义精神，开普勒把太阳看作圣父、恒星看作圣子、宇宙中的以太看作圣灵。他研究天文学是为了印证他的神学观：世界是上帝根据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的。
牛顿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第一句话就表达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他的力学中，像“第一推动力”等地方，都给上帝留下了位置。正因为他的成就和信仰，所以牛顿在生前就很受教会推崇，死后还被葬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
但是，科学的探索精神注定是不安分的。就算牛顿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也不会满足于常规的宗教生活。人们后来发现，牛顿一生中把很多精力花在了神学上，足足留下了150万字的手稿。他的研究很有趣，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解读圣经密码。
所谓解读圣经密码，就是通过跳字、断句之类的方法，从《圣经》中找到隐藏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行为有些荒诞[12]，但是牛顿虔诚地认为，他的物理学定律和圣经密码一样，都是上帝留给人类的神秘线索。研究圣经密码和研究物理学一样重要。
而且牛顿还通过复杂的公式计算出了世界末日的时间——2060年。
不过不用紧张，牛顿在做出预言后又补充说，他并不是想给出具体的时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其他预言末日的人闭嘴。
牛顿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基督教预言人类将会经历最后的审判，以后世俗生活就结束了，进入新的时代。所以基督教一直对预测世界末日情有独钟。
前面说过，就因为这个信念，基督教才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中，被认为是纵火者。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不是习惯把遗产捐赠给教会吗？那时大都要在遗嘱的开头写上：“因为这世界之末日将近。”意思是，反正也快到世界末日了，这钱留给后代不如捐给上帝。
不仅是牛顿的时代，在整个历史里，每过一段时间西方世界都会出现一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者，预言末日将在什么年代到来的都有。这是因为末世论具备了能引起恐慌又无法查证的特点——就像休谟说的，谁能证明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谁又能证明未来某天不是世界末日呢？所以末日论就跟楼下大妈串舌头说“水价要涨了”一样，一传就灵。
总之，教会放过了牛顿。虽然教会没有放过达尔文，但这无所谓了。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教会势力越来越弱，再也没有能力把人送上火刑架。到了后来，伏尔泰成天咒骂基督教，尼采大喊“上帝死了”，谁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
其实，教会势衰的征兆在很多年前就出现了。
这是在笛卡尔出生五个世纪之前，那时候还没有马丁·路德，还没有新教，连赎罪券都还没有呢，就已经有人看罗马不爽了。
这个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他觉得自己很牛，为啥我的国家非要每年给罗马教会捐那么多钱呢？
他就开始和罗马吵，吵到后来他竟然宣布罗马教皇是伪僧侣，要其下台。
教皇对付这种不服的主儿，只有一个办法：“绝罚”你。虽然教皇翻来覆去只有这么一招儿，但这招儿太灵了。
我们前面说过，欧洲国王管不住自己手下的领主，领主们又信奉教会。亨利四世被“绝罚”后，立刻叛乱四起。亨利实在扛不住了，无奈之下，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教皇的住所前求饶。贫民出身的教皇拒绝接见他，亨利就在大雪中站了三天三夜（据说还没穿鞋子），然后教皇才出来让他吻了自己的鞋，宽恕了他。
这个例子经常被提起，用来证明中世纪教皇的权威。但是有些文章忘了说故事的后半段。
亨利四世是个很厚黑的家伙。他回去以后一看没什么事了，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儿来：谁当初背叛过我，我都记着哪。没过多久，亨利四世把当初背叛他的人都给灭了。稳定了局势后，他立刻翻脸再次讨伐教皇。
教皇只有一招儿呀，“绝罚”呗。
可是这次亨利四世早有准备。
面对第二次“绝罚”，亨利四世啥事也没有，直接带兵杀到了罗马。教皇只能从罗马仓皇出逃，最后凄凄惨惨地客死异乡。
当然，这时候教会势力还很强盛，后来继任的教皇又把局势扳回去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还拿这件事出来说，用来激励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号召人们为亨利四世报仇。
虽然这件事比笛卡尔的时代要早五个世纪，但它已经揭示了教会必然衰落的原因：教权和王权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在对抗中，教会唯一的武器是信仰，一旦这信仰被哲学、科学和民主思想慢慢消磨掉，教会的权力也就立刻萎缩，说话再也不好使了。
率先颁布《禁书目录》的教皇是保罗四世，他以严酷的统治闻名。此外，他还有一大“功绩”。
话说有一天，他来到西斯廷教堂，抬头一瞧，看到墙壁上米开朗琪罗所作的绝世精品《最后的审判》里有好多**形象。教皇一看火就上来了：胡闹！这画上怎么有这么多不穿衣服的！太不像话了！他立刻叫人给画里的人物画上裤子和遮羞布，毁了这幅杰出的作品。
保罗四世任时是罗马教会严酷统治的**时期。但就在他死后，罗马连续四天发生暴乱。人们拆下保罗四世的雕像，把它拖到街上，又丢到河里。人们还烧掉了宗教裁判所，释放了犯人，毁掉了文件。
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说，笛卡尔、斯宾诺莎的时代还在讲教会迫害，休谟的书也被教会禁了，但是等到说后面的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时候，教会顶多就是在《禁书目录》里添几个书名，实际已经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了。
1835年，除了罗马之外，欧洲各地的宗教裁判所都被取消，不久以后，罗马的裁判所也改换名字，很快就失去了逮捕审判的权力。宗教裁判所带来的黑暗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这世上永远不缺少为了取悦神灵而无所不为的人。他们相信神灵会赏赐给他们幸运、财富、长寿和天堂。他们乐于攻击一切和经文相悖的东西，认为只要把经文上说过的话重复上一万次，就可以得到赏赐了。
比如下面这位牧师的话：
“认为太阳的直径有几百万英里，与地球相距9100万英里，这是愚蠢的想法。太阳只有32英里宽，距离地球不过3000英里。情况一定如此，完全合情合理。上帝创造太阳，为的是照亮地球，他必然要把它安放在靠近服务对象的近旁。如果有人在齐翁镇盖所房子，却跑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去安装电灯为它照明，你会怎么想呢？”[13]
这话不是说在天主教统治的中世纪，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美国作为20世纪的科技大国，正在科学的天空中冉冉升起。
说这话的人曾经悬赏5000美元让人们向他证明地球是圆的。就像咱们今天那些动不动悬赏几十万元挑战科学院的民间科学家一样，这人自然不可能相信任何与他相左的言论，也就不可能把这悬赏给任何一个人。然后他就可以得意洋洋地宣布：谁也拿不走我的悬赏，瞧，科学家们都是一群懦夫加笨蛋。
顺便一说，这家伙为了宣传“世界是扁平的”这个观点，出了好几趟国——
他来了一趟环球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