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什么要终结形而上学？科学不是坚持理性的吗？不是在哲学家们放弃理性的时候，它还在独自挽回理性的尊严吗？
它怎么能这么不讲义气，竟然反戈一击，去终结形而上学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下科学的历史。
我们先想想，科学是什么呢？
我们对科学最直接的理解是，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
科学首先要观察客观世界，然后对客观世界的现象进行解释，解释完之后，科学理论还能做出预测。我们一检验这些预测，发现，预测对了！这科学知识才算正确，才能对我们有用。
所以，符合客观经验的就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不符合的就是错误的科学理论。
这个科学观，叫作“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说，所有的科学经验，必须有经验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这简直是废话，这句话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句话的问题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绝大部分科学理论都是无法证明的。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我们应该如何证明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唯一的做法是必须检验全世界所有的乌鸦颜色。更有甚者，把全世界的乌鸦都找到也不够，还得找到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及未来即将出现的所有乌鸦，全都检查一遍它们的颜色，才能证明上面的理论是对的。
显然，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说了，我尽自己的能力，把可观测范围内的乌鸦都观测一遍，只要它们都是黑的，我就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这可不可以呢？
休谟不答应呀！
这就是休谟抨击过的错误：再多的偶然观测也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见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无数次的观察结果让欧洲人相信，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但在1697年，人类发现了黑色的天鹅。这个例子正好证明了实证主义的错误，即便人们发现再多的白天鹅，也不可能得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
休谟大人再一次正确了。
有人说了，那好吧，我们确实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人类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每发现一只黑色的乌鸦，就能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为真的概率。我们研究的乌鸦越多，我们对乌鸦颜色的知识掌握得就越可靠。
这听上去很靠谱了吧！
这个理论叫作“概率真理”，说科学家不可能找到绝对真理，但起码能不断提高科学理论为真的概率。
可惜的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
最经典的反驳是“亨普尔悖论”。
我们刚才说了，概率真理认为，我们多发现一只乌鸦是黑色的，就可以增加“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设为命题A）为真的概率。
但是，“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为“所有不是黑色的东西都不是乌鸦”（设为命题B）。从逻辑上说，A和B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那么按照概率真理观，每发现一个不是乌鸦且不是黑色的东西，就可以增加命题A为真的概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研究乌鸦的生物学家，这个人不需要观察乌鸦，而是坐在屋子里随便看，每次找到一个不是黑色的东西，一看，它不是乌鸦，那就是在为“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课题的研究做出贡献。更荒谬的是，当这个生物学家观察一个红杯子的时候，这个观测不仅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增加了“所有的乌鸦都是白色的”为真的概率。还可以推理说，黑油漆厂实际上干的是破坏“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一自然现象的邪恶勾当。
这显然是荒谬的。
好，现在轮到在理论上拯救科学又终结形而上学的家伙上场了。
他叫波普尔。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都生于奥地利。他比维特根斯坦小13岁。
波普尔12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奥地利当时还叫奥匈帝国，是参战的一方。就在波普尔14岁、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波普尔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祖国在战争中是不正义的一方。
我们知道，战时是爱国情绪最高涨的时候，14岁又是最容易被热血情绪冲昏头脑的年纪。而且波普尔所有够年龄当兵的堂兄弟，当时都在军队里当官打仗（维特根斯坦也在哦）。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还能得出和爱国主义相反的结论，说明他非常善于独立思考。
第二年，波普尔就意识到，在中学里除了数学学科外，学其他的科目都是在浪费光阴。16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学校自学。
独立思考是创立一门理论必备的精神。
弗洛伊德当时是奥地利的大红人。波普尔的父母和弗洛伊德的姐妹是很好的朋友。波普尔很小就接触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没有被弗洛伊德的大名吓倒，很快发现了弗洛伊德的问题。
我们大都了解一点儿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他这派的心理学家常常把患者的梦境与童年经历、与性联系在一起。患者说梦见了一座山，医生就会解释一番，这座山象征着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患者说梦见了一条河，医生也会解释说，这条河象征什么，说明你潜意识里有什么。
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患者梦见了什么，医生都会进行解释，都会说这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换句话说，无论患者出现任何情况，弗洛伊德都不可能是错的。
这样的理论，的确不会和现实产生任何矛盾，但是，能说它是现实的真实反映吗？
波普尔看出了其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检验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可证伪性。
什么是科学理论，什么不是科学理论？其中关键的标准，是看这个理论有没有可以被证伪的可能。
具体来说：科学理论必须能提出一个可供证伪的事实，假如这个事实一经验证，便承认该理论是错的。
如果暂时没有人能证明它是错的，那它暂时就是真的。
比如“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就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这等于说“只要你能找到一只不是黑色的乌鸦，就能说明这个命题是错的”。既然我们尚未找到不是黑色的乌鸦，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命题就是暂时正确的。
换句话说，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说，科学家没有办法证实任何一种科学理论[8]。但是科学理论必须给别人提供验错的机会。在被检验出错误之前，我们就姑且相信这个科学理论是正确的。
还记得吗？前面有人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所以不可信。
进化论该怎么回答呢？
进化论应该说：“呵呵，正因为我是可以证伪的假说，所以我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呀。”
我们说过，在休谟看来归纳法不可靠。
证伪主义的回答是，没错，用归纳法总结出的科学理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应对办法是：在它被证明不可靠之前，凑合着用。
证伪主义有点儿像是科学理论上的进化论。
在形而上学统治的科学观下，人们认为存在着一个绝对真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指导下，可以带着科学大踏步地朝着这个真理前进。
证伪主义的科学观是，人类提出的各种科学理论有点儿像是基因突变，科学家们发散思维，想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假说。证伪就如同自然环境对基因的筛选，经不住证伪的假说都被淘汰，留下的都是经得住检验的，也就是暂时正确的科学理论。
那些留下来的理论，科学家们也在不断地尝试证伪，一旦证明是错的，就进行修改。这样科学理论就会越来越完善。这个试错、修改、完善的过程是无休止的，科学也因此会越来越接近真理[9]。
概率主义认为，我们每一次检验科学理论正确，都是在为科学做贡献。证伪主义认为，检验正确并不为科学做贡献，只有检验出科学理论是错的，才是真正为科学做贡献。
证伪主义非常好用。
在现实生活里，这个标准可以很方便地把巫术、迷信和科学区分开。
算命、巫术为了吸引人，不得不做出预言，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预言说得很清楚，而是用尽量模糊的话预测，如“你过几天要倒霉”“你过几天要遇到贵人”。问题是，“过几天”是几天呢？什么样的事算是“倒霉”呢？因为他们没有明确下定义，当事人在未来的任何遭遇都可以用这个预言来解释，所以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换句话说，这些预言没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有些预言家提出了精确的预言，但是在遇到和他们预言不符的事实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用自己的理论进一步诡辩。如预言某人该遇到坏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是因为有贵人帮助你啊”。预言该遇到好事，结果没遇到，就解释说“你心不诚”。这些解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正是这些解释使得他们的预言变得无法证伪，他们的预言也就不可信了。
再举一个例子，用星座分析人的性格的时候，常会见到这样的文字：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
相信星座的人把这些话往自己的身上一套，一看，真准呀，这不就是我嘛！
其实呢，这些“预言”都是不可证伪的，我们挨个说一说。
“你有时很讨厌自己”——这个“有时”保证这句话不可证伪，要证伪这句话，就要证明一个人在一辈子里的每一分钟，包括尚未到来的每一分钟里，都没有产生讨厌自己的情绪。这当然是无法证明的。
“你喜欢独处，又不甘寂寞”——这句话把两个相反的情况都概括了，相当于说“一个命题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是重言式，也是不可证伪的。
“你平时对爱情玩世不恭，但如果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一定会义无反顾”——这句话的陷阱在于，“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的定义不清。人们在对某个异性义无反顾的时候，自然会认为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因此后半句也是重言式。
正因为这些“预言”是不可证伪的，所以这些话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绝对正确的，不仅用它谈论这个星座时是正确的，用它谈论另一个星座时也正确。而且这些话不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是无意义的正确。
再看宗教，大部分宗教理论都是不可证伪的。比如有的宗教说，“神灵存在，但是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神”，我们当然无法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证明不存在“一个人类不可主动检测的神”，因此这个命题无法证伪。
再比如，当科学结论和经文矛盾的时候，信徒往往不会认为是经文错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解释，如“你被魔鬼迷惑了”“经文不能教条地翻译”“经文描述的世界在人类观测能力之外”。那么这样的宗教，也是不可证伪的。按照科学的观点来说，这就是一种“迷信”。
证伪主义不光能干掉宗教和巫术，还能干掉一些哲学命题。
前面的“黑客帝国”问题，证伪主义怎么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感觉到异常的虚拟世界里”，这个命题不可证伪，所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同样，决定论也是不可证伪的。
要注意，不可证伪的命题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命题，而是属于无法用经验检验的命题。假如你说，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客观经验，就相信主观臆断，那你是可以相信不可证伪的命题。假如你坚持“未经检验的道理不值得相信”，坚持苏格拉底的怀疑论，那么不可证伪的命题就等同于“没有意义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果，把它们扔到一边不去相信，是最好的办法。
波普尔还根据证伪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
有一种社会观念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必然的，这种观念叫作“历史主义”，黑格尔就持这样的观点。
波普尔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历史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自然社会存在规律，那么历史也应该有规律。我们历史主义者像科学家一样揭示了这个规律，人类按照我们揭示的规律奋斗就可以了。但证伪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有的理论都可能是错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而且科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难以预测的。就比如在牛顿时代，没人能够预测相对论的出现，也没人能预测牛顿理论将会在哪里出问题。因此，预测未来的历史规律，一劳永逸地设计一种绝对正确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要求下生长。”
波普尔因此主张应当建立“开放社会”，要求执政者能够广泛接受意见，赋予大众质疑政策的权利。因为执政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永远都可能是错的。必须不断地接受证伪，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
所以在波普尔等人看来，可以“纠错”才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精神。有人可能会简单地以为，民主就是“大家一起投票，多数说了算”，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有极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希特勒被民众选上台等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就被现代社会抛弃了。
我们常说“人民大众的意见最正确”，这句话对吗？在证伪主义看来，这话就有问题。因为证伪主义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那怎么可能说某个意见“最正确”呢？就算全世界99%的人都同意的一件事，也不能说这件事最正确。否则，布鲁诺时代就不用怀疑“地心说”了。
证伪主义的政治观，最关心的不是谁制定的政策，而是无论谁制定的政策，都不能成为绝对真理。不管是美国总统下的命令还是全世界人民投票的结果，都要给别人留出修改、推翻它的机会。
可以随时“纠错”而不是“多数说了算”，这才是波普尔等人眼中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
当然，这种观点只是波普尔的一家之言。从逻辑上说，“可纠错”并不等于“最正确”，两者之间还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比如，该怎么定义“错”就是一个致命问题——“可纠错”不代表越纠越对，没准儿还越纠越错呢。而且“可纠错”还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就像老师有时会在课堂上强行终止学生的讨论，因为不可能为争论支付无限多的时间成本。
在证伪主义看来，历史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太多，我们无法设计实验，让历史大事件重复发生。因此，哪怕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很多解释也是无法证伪的。
比如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假如没有法国人民的力量，拿破仑就不可能成功。”有人说：“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没有拿破仑，就不会有法兰西帝国。”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历史不可重复检验，谁也不能让时光倒流，把拿破仑用飞碟抓走，再重新检验一遍历史。也不可能现在做一个实验，模拟拿破仑时代的所有经济、文化、政治细节，来检验这两个理论。因此，这两种观点可以永远吵下去，各自举出无数的间接论据，却无法说服对方。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诸如“假如没有××，历史会怎样”的讨论，往往没有结果。
所以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大谈的“人类历史的规律”，其实是不可证伪的。
历史主义者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是明确的（如预言某某事件在某个时间段一定发生），那的确是可以证伪的。但这需要理论持有者勇于承认错误，一旦理论被证伪了就要认错，而不要推脱责任，说额外因素太多，干扰了预言。但事实是，现实中能够干扰历史进程的元素太多了。有的历史主义者，不断用各种额外出现的新因素解释原有理论的错误。这时，历史主义也就变成不可证伪的了。
因为影响历史的因素太多，不可重复实验，所以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研究局部的社会问题，如某条法律好不好用，某个政策价值如何。因为只有局部问题才可以反复验证，而那些执掌全局的宏观理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当然，这也只是波普尔等人的一家之言，很多学者并不同意。
历史学家们虽然会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他们也经常会下论断说“××事件的发生，导致了××”，或者“××人对历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论断，其实不就等于在说，“假如没有××事件的发生，就不会导致××”“假如没有××人，历史就不会这么发展”吗？这不还是在假设历史吗？其实要是按照严格的证伪主义，历史研究就变成了历史事实的考证和罗列，我们不能从历史里总结出任何规律，历史学就变成一本档案夹了。这恐怕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总而言之，证伪主义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利器，但是用在社科领域的时候，还有很多争议。
但是对于正谈恋爱的姑娘，证伪主义很有用——
我们知道，谈恋爱的男生都有个臭毛病，特别喜欢跟姑娘聊军事政治，因为他平时跟别人讲，别人都不会听。但是姑娘您听着多半会感到无聊对吧，这时候应该干吗呢？您可以听他话里的用词。如果他的话里总说“人类社会……从20世纪以来整个亚洲……中国未来应该……”一股子挥斥方遒的劲儿，那您就要小心啦。您这位醉心的都是些大而无当、无法证伪的空洞理论。如果他只是过过嘴瘾那也就罢了，要是他平时生活里也是这个习惯，那就麻烦啦。我建议您在他咽唾沫的时候抽空问问他“咱结婚在哪儿买房啊”之类的现实问题。要是他没有提点儿具体的意见（哪怕是不靠谱的），而是满不在乎地一挥手：“不着急，到时候再说……咱们总会发达的！”那我劝您啊——找个机会蹬了吧！因为“总会发达”是不可证伪的呀。与其听他发誓海枯石烂，还不如让他说“我待会儿给你买个冰激凌”要好。最起码这句是立刻就能证伪的。
我们回来说正经的，那证伪主义是怎么看待形而上学的呢？
很简单，形而上学追求的是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恰恰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可证伪”就意味着“可能会错”，就不可能是“绝对为真”。
所以，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命题，只要你说“它肯定是真的”，那在证伪主义者看来，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和巫术，和宗教理论都是一个地位，毫无讨论的必要。
这和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还记得，逻辑实证主义发现，最后能实证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一类的个别经验，找不到有普遍价值的命题。这是为什么呢？
用证伪主义理论来说，这很好回答：因为“所有的花都是红的”这种有普遍价值的命题，是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的。
证伪主义太霸道了。
如果我们用证伪主义一一分析之前的哲学理论，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不可证伪的。甚至一些我们熟悉的结论，在证伪主义看来也是有问题的。
比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证伪的命题。要证伪这个命题，就要找到一个永远静止的事物，但是人不可能观测“永远”那么长的时间。
再比如“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如何证伪呢？那就必须找出一个“不依赖物质存在的意识”。那么，能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吗？
实际上，无论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唯物主义者都可以说：“它是依赖物质存在的！没物质就没它了！”比如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我的意识是本质的，物质只是我意识的感觉。”唯物主义会说：“你的肉体死了，你的意识就没了！”贝克莱或许会说：“不，是因为我的意识没了，我的肉体才死了。”唯物主义会说：“不，你胡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你错了！”总之大家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证伪主义看见这两个人，会笑着说：“你们辩论不清的根本原因是你们俩的命题都不能证伪呀，其实都是空谈呀。”
总而言之，形而上学走不下去了。
康德和黑格尔是形而上学的巅峰。在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可以通过理性找到永恒的真理。但是从叔本华开始，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质疑理性的局限。从尼采到克尔凯郭尔，再到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
形而上学走不通，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我们说过，形而上学的任务，是用理性思维去研究世界本质等“大问题”。
形而上学走不通，也就是说，理性不可能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终极真理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如果硬要回答，答案一定是独断的，或者在推理上有错误。
可是如果形而上学走不通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回答“人生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呢？
最直接的答案是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既然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没有答案，那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人类的一切知识是否可靠，这个世界没有终极真理，没有本质，人生也没有意义。
这是一个很自然，但是也很偷懒的答案。这个答案如果推到极致，相当于反对一切秩序和道德，拒绝一切知识。如果相信了绝对的不可知论，那人连拿起杯子喝一杯水的理由都没有。如果相信了绝对的虚无主义，那人只能走向精神崩溃。
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真正接受这个答案。
——形而上学没有答案，我们又不得不需要一个答案。
在艺术史上，很多顶级艺术家都内心苦闷。作为这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类，顶级艺术家思考的问题常常和哲学家一样，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只不过艺术家不用理性探索，而是想通过艺术作品让别人和自己感同身受。但他们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苦闷呢？他们不都是最聪明的人吗？他们不都是在用毕生精力追求答案吗？
原因只有一个：终极问题没有答案，最聪明的人类追求到最后，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是一条绝路。
但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陷于永远无法挣脱的苦闷，而他们又非要倚仗自己过人的天赋全力挣扎，所以他们的作品才能深深打动我们。
所以世界上才有艺术这东西。
证伪主义说完了，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在现实中也确实好用。
不过我要告诉你，在科学领域，证伪主义有时也不靠谱。
在下一章开始批评证伪主义之前，先补充一个波普尔的小八卦。
这个八卦和维特根斯坦有关。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们都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从小都享有较好的艺术环境，两个人都喜爱音乐。在纳粹德国崛起以后，他们都受到了迫害。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纳粹的迫害中算是侥幸生存：先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转移了财产，又支付了大笔财富从而使家人免于迫害。维特根斯坦本人则去了剑桥避难。
波普尔家就不同了，他原本家境不错，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全家变得一贫如洗。波普尔年轻时生活贫寒，甚至干过筑路工的苦活儿。纳粹掌权后，波普尔的母系家族里有16人死于大屠杀。那时波普尔也想移民英国，但他没有维特根斯坦那么有名，申请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剑桥的聘书（这次申请时，为他签名的人有爱因斯坦、波尔、罗素、摩尔……），波普尔本来也想去剑桥，但是为了照顾维也纳小组的一位哲学家，他把聘书让了出去，自己去了新西兰教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波普尔终于得到了英国的公民权，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不久，他去剑桥访问，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然后，他就和维特根斯坦打起来了……
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波普尔访问剑桥那天，来到罗素他们平时聚会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牛顿还住过），向剑桥的哲学家们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场。
结果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维特根斯坦越说越激动，突然拿起烧壁炉用的拨火棍向波普尔比画。这大概只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激动的下意识表现，但要别人看上去，却像是个非常挑衅的动作。
波普尔当时生气地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学者。”
一旁的罗素觉得这实在不像话，出言阻止维特根斯坦，这让维特根斯坦觉得非常委屈，故事的结果是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是哲学史上少有的戏剧性事件，也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大的八卦之一。波普尔说，在事情过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收到了新西兰来的信。信里问他是不是跟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打起来了。要知道，新西兰距离英国足足有半个地球远啊，看来任何时代的人都热衷于传八卦，而且越传越邪乎。
波普尔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后来设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就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主张有关。
而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索罗斯的老师。
然后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还是远房亲戚，哈耶克也在剑桥任过教。
哈耶克说，有一次他和维特根斯坦谈话，维特根斯坦突然拿着一根拨火棍“恶狠狠地冲过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哈耶克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所以这事说起来就是，世界级富翁的儿子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单挑过两位世界级学者，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又教出来一位世界级的大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