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筆寫這本書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圖給馬橋的每一件東西立傳。我寫了十多年的小說，但越來越不愛讀小說，不愛編寫小說——當然是指那種情節性很強的傳統小說。那種小說裏，主導性人物，主導性情節，主導性情緒，一手遮天地獨霸了作者和讀者的視野，讓人們無法旁顧。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閑筆，也隻不過是對主線的零星點綴，是專製下的一點點君恩。必須承認，這種小說充當了接近真實的一個視角，沒有什麽不可以。但隻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時候，實際生活不是這樣，不符合這種主線因果導控的模式。一個人常常處在兩個、三個、四個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線索交叉之中，每一線因果之外還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現，成為了我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這樣萬端紛紜的因果網絡裏，小說的主線霸權（人物的、情節的、情緒的）有什麽合法性呢？
不能進入傳統小說的東西，通常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是，在神權獨大的時候，科學是沒有意義的；在人類獨大的時候，自然是沒有意義的；在政治獨大的時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在金錢獨大的時候，唯美也是沒有意義的。我懷疑世上的萬物其實在意義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時候一部分事物顯得“沒有意義”，隻不過是被作者的意義觀所篩棄，也被讀者的意義觀所抵製，不能進入人們趣味的興奮區。顯然，意義觀不是與生俱來一成不變的本能，恰恰相反，它們隻是一時的時尚、習慣以及文化傾向——常常體現為小說本身對我們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說，隱藏在小說傳統中的意識形態，正在通過我們才不斷完成著它的自我複製。
我的記憶和想象，不是專門為傳統準備的。
於是，我經常希望從主線因果中跳出來，旁顧一些似乎毫無意義的事物，比方說關注一塊石頭，強調一顆星星，研究一個乏善可陳的雨天，端詳一個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從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的背影。起碼，我應該寫一棵樹。在我的想象裏，馬橋不應該沒有一棵大樹，我必須讓一棵樹，不，兩棵樹吧——讓兩棵大楓樹在我的稿紙上生長，並立在馬橋下村羅伯家的後坡上。我想象這兩棵樹大的高過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馬橋來的人，都遠遠看見它們的樹冠，被它們的樹尖撐開了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