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安徽文藝出版社邀約，去年我的兩部長篇作品由他們盛裝再版，現在又有中短篇小說集《怒目金剛》、散文隨筆集《空院殘月》兩部經他們編輯加工再版，其中有些偏什是我近年來的新作，餘下的《山南水北》《日夜書》等，也擬在今後適當時機納入。
這些作品的體裁定位多少有些模糊。有的更靠近小說，但小說裏有散文；有的更靠近散文，但三文理有小說。多年來，我對俄國文學中隻區分“散文”與“韻文”的傳統饒有興趣，也相信以四大古典名著為代表的中國小說傳統來自散文，與歐洲小說傳統來自戲劇形成了觸目的差異。既如此，作為一個現代中國寫作人，接續本土文學的審美源流，在全球化多元竟放的格局下，尋求某些一類的體裁特點和表現形式，哪怕寫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哪怕碰個頭破血流，是否也值得一試？
這就是上述作品的緣起，也是我有時候更願意用“寫作”“敘事”一類概念來取代“小說”的緣由。另一番考慮是，唱片與短篇不僅有長度的區別，還有效能的不同側重。作為一種大容量，長篇作品理應承擔一種體係性的感知和立言，不能隻是短篇的拉長；理應是對世道人心的多角度和多層次的剖示，相當於一次記憶和想象的“大體驗”。在這一過程中，尿檢、血檢、胸透、B超、CT、MR等手段全方位地啟動，並非黑心醫院宰客的虛招爛套，一般情況下是因為醫生遇到了疑難，遇到了大問題。
長篇就是處理大問題的常用工具。優秀的長篇作品一般都具有內在的大結構，以回應時代和社會中重大而艱難的挑戰。所謂“重大”，是指作品必涉及大多數人充滿痛感的境遇和感受，不能止於太太的減肥之憂或書生的悶騷之苦，不宜遊戲於一地雞毛----哪怕這些東西在短篇作品裏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所謂“艱難”，是指作者通常糾纏於兩難的糾結，甚至是自我對抗的苦鬥，承擔著精神前沿的巨大風險，大多時候很難用對或錯，黑或白、yes或no的舉牌表態來及時裁決----哪怕這種裁決的簡單明快，在不少短篇作品裏在所難免不必苛責。中外文學史上的托爾斯泰、曹雪芹等前輩，就是這種為難自己的行家、敢於在深水區遠航的高手，使長篇的體裁能量得到了一次次最好的釋放。我對這種偉大的文學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