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过许多五花八门的理想，但从来没想到过当作家。“文革”中，什么理想都不敢想了，因为要一切服从党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就来到了安徽黄山茶林场。
无论生活如何坎坷，年轻人总是不甘寂寞的，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让它变得欢乐起来。在开山、采茶、伐竹、砍柴等艰苦的劳动之余，我们自愿组织了业余文艺小分队。因为父亲是写诗的，我便被大伙儿认定是节目的编作者。然而，我可是从来没有写过什么的．完全是硬着头皮干。先把现成的歌曲拿来，改几个字，插几段词，渐渐地便开始根据队里发生的事，编几段对口词或快板。幸而所歌所颂的都是大伙儿熟悉的人与事， 自己演给自己看，所以，尽管粗糙而浅薄，大伙儿仍然很爱看。演出时，台上台下点点戳戳，嘻嘻哈哈，很是热闹。于是，小分队越搞越起劲儿了，发展到自编自演快板书、小歌剧、独幕话剧、多幕话剧等等。1979年夏天，百年罕见的洪水夺去了我们生产队II位青年的生命，我们小分队队员根据他们的事迹排演了歌舞剧《激流红心》，收到强烈的效果，被市农场局调到上海参加了全市职工的业余汇演。
我不知道编写小分队的节目算不算是正规的文艺创作？时至今日我还珍藏着两本我们小分队演出的节目的手抄本，虽然幼稚可笑，但却充满了大山的清新和青年人的活力。
大约是到茶林场5年后的一天，我接到通知：立即到场部宣传部去。我疑惑不定，忐忑不安地赶到场部。场部党委副书记把我推到一位中年妇女面有税：“她叫王小鹰，很会写东西的。”（真要命，其实只会写对口词、快板之类的东西。）那位中年妇女眯着眼睛笑嘻嘻地打量着我，看得我心慌。党委副书记又说：“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郭，她是来组稿的。”
我一听很兴奋，心想也许要把我们小分队的节目拿去发表吧？
老郭说话了：“我们准备编一本农场青年自己写自己生活的书。你也写一篇吧，反映黄山茶林场青年生活的小说。”
“写小说？不行，不行，我不会写小说。”我有些泄气，写小说和写节目根本是两码事，我万万不敢答应，于是，拼命推辞。竭力推荐别人：“我们生产队有一位‘秀才’，叫金稼仿，会画画，还会写古诗，听人说，他写过小说的。”
老郭还是笑着说：“叫他写，也叫你写，你们俩合作也行。写小说并不难，你编了那么多节目，一定收集了许多素材，就找你生活中最难忘的事写嘛。”
生活中难忘的事太多了，我被老郭说动了心，决定尝试着写小说了。
在我答应老郭的一霎那，我已经想好，我要写那II位牺牲了的同伴。回到生产队后，我立即找金稼仿商量，他欣然同意，便一起构思。当时报道11位烈士的文章在报纸上已经登载了，再正面描述他们的牺牲经过就太一般化了，所以，我们决定另选角度，写烈士们的弟弟妹妹，这样会更有教育意义。金稼仿是我们生产队开发“采云山”突击队的队员，劳动很艰苦。于是，我们商定，由我先打初稿，然后，再由他修改。
当天晚上，我借着小蜡烛，伏在由箱子搭成的桌子上就写开了。第一次写小说，也不懂什么章法结构，尽由自己想到的写，任自己的感情牵着笔走。天快亮的时候，写完了，有四千多字（其实，只是一篇记事的散文）。
一早，我就托上“采云山”的队员把初稿带给金稼仿；傍晚，金稼仿又托下山的队员把修改稿带给了我。他改得非常仔细，加上了人物，丰富了情节，文章已增加到八千多字，我又重新眷写了一遍， 自己读读，蛮感动的。
当我把稿子交给老郭时，她惊讶地说：“这么快呀？”她当场看稿，我不由得恐慌起来，死死地盯住她的脸，想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对文章的评价。可是，当老郭从稿纸上抬起眼睛的时候，我则慌忙避开，不敢看她了，心吊在喉咙里听她的判决。
“嗯，有生活气息，也有真情实感，我说嘛，你是能够写小说的！”
我松了一口气，心里真是非常激动。
“这篇稿子我先带回去了，要多努力呀！”老郭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金稼仿，想让他高兴一下，而他却很担忧，说是领导审查还不一定能通得过呢。我觉得他太多虑了。
差不多半年过去了，稿子却杳无音信，金稼仿苦笑着对我说：“怎么样？以后再不要干这种傻事了。”（后来我听人说，他曾经自己投过几次稿，也都是杳无音信。）那时候，回城风已经刮得很厉害了，我的心思也都集中在如何早点调回上海去，对那篇稿子的牵挂就渐渐地淡漠了。
休探亲假回上海，老郭出乎意料地到我们家来找我。她说：“稿子我们还是要用的，只是要修改，你到编辑部来一下，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我第一次踏进出版社的大门，在编辑部里，我遇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农场青年。我们在一起互相看稿，互相提意见，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老郭告诉我，终审对稿子不满意，认为“缺乏阶级斗争的观念”。可是，她却觉得我们稿子中的生活气息是很可贵的。她说：“改归改，千万别把生活气息给抹淡了。”
整个探亲假，我就在家中改稿。太难改了，假设了一个很保守的技术员，反对知识青年改良茶叶品种；洪水发生的时候，他又胆怯地临阵脱逃……把这一情节塞进小说。像一件干净的衣服染上了一块污垢，左看右看都别扭。
修改稿交上去，仍然没有通过，因为“阶级敌人还不够阴险”，“阶级根源还没有挖深挖透”，还要修改。
我有点灰心了。父亲从干校回来，看了看稿子，对我说：“你写小说还没有入门呢，问题不是‘挖深挖透’。你应该把几个知识青年的性格写活。”他伸出自己的两手，“你仔细比较，同一个人的两只手形状并不尽然相同，何况是不同的人的性格，你若能把人的性格的细微差别写出来，那就不错了”。我很赞同父亲的意见，然而，我不得不去“挖深挖透阶级根源”，因为，不那样改，文章就通不过。
探亲假结束了，我交了稿子回到农场，接下来又是许多时间的杳无音信。又过了半年，我被调回上海，在机电设计院工作。我去出版社找老郭，老郭很忧郁地告诉我，稿子仍没有通过。因为，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稿子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了。我说：“那就算了，‘枪毙’它，丢到废纸篓里去。”
老郭不同意，她说她去过黄山茶林场，很为那几个知识青年们的精神所感动，应该写他们！她还说：“你是可以写小说的，第一次写就抓住了生活气息，写下去会成功的。”
于是，我又把稿子拿回来修改。这样，前前后后，这篇仅八千多字的稿子一共修改了8次！修改到最后一稿时，我脑子里已经是一瓶浆糊了。后来，老郭叫我把8次的草稿统统给她．她把它们一并交给了另一位很有经验的老编辑，让他帮我改稿。在老郭的竭力争取下，这篇“不像样”的稿子算是勉强地被通过了。从写初稿到稿子发表，历时整整两年。所以，当书出来的时候，我看着这篇被改得面目皆非的文章，心里并没有处女作被发表的兴奋，只是感到很累。
不管怎么说，它总算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尽管很不像样子。如今，每当我回想起这一段经历，总会觉得自己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运的。说自己幸运，是在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便遇上了一位好编辑，若不是老郭的帮助和鼓励，我这辈子或许就不会写小说了；说自己不幸运，则是刚开始写小说就遇上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能像现在这样凭着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去写作，而只能去写套话、假话，使自己的创作走了一段弯路。
无论怎样的生活经历，好的坏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至今，我仍然保留普这篇不像样的小说，它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块警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