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了那個年代，就等於背棄了一種人格，唯有這種人格，才能激揚起我們弱化了的世界，使我們像沙子一樣渙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鋼筋一樣的人格建築，在這一個風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堅強地再生。
——作者題記
我紀念我的父親，不僅僅因血緣的關係。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
我是一個私生子，一個沒有經過人類文明生產原則的承諾，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間的生命。直到我為人婦為人母之後，仍羞於提起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我內心世界中，至今仍覺得自己是一個孽障。這種負罪感或許會像陰影一樣緊緊纏繞我的一生。這真是悲涼沒頂的事情啊。
1949年，父親進城後，就脫去了軍裝，在北方的一個城市裏給市委書記當秘書兼市委秘書科長。一個前程似錦且不好估量的職業。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親就比高玉寶們幸福。他讀過書，有文化。連天的炮火一經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槍杆子的優勢。所以，有文化的父親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戰友的說法，他若不出那樁風流韻事，以至斷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後連生命也搭了進去，他現在或許已經是省一級的幹部了。
我常常負疚地想，我這可悲的生命或許是用一個省長的性命換來的。
也有人說，我父親的悲劇就在於他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喜歡讀書人，於是就喜歡出了問題。由此看來，“喜歡”這種人類行為，一旦過了頭，就不會是什麽好事了。樂極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學生分配到市委機關。其中一個叫黃玲的姑娘迷住了父親。
父親的悲劇由此開始。
我走訪過父親的一些老戰友，他們回憶說，黃玲姑娘長得好漂亮，愛笑愛唱。他們使用了一句陳舊的比喻，說黃玲像隻百靈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