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過這麽多小說，還沒想到過會去寫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學》工作的小姑楊曉敏從河南回來，拿了瓶杜康酒找我們，說是那裏一位青年作者送給她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讀過，可又怎能平白受酒？丈夫卻不間緣由早已收下，可見是“好酒之徒”。
曉敏告訴我，他們的刊物想約寫我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找人來采訪，東盤西問，會把夫妻間的私事都套得去大做文章，多別扭，還不如自己寫，竟神差鬼使地應了這篇稿。真有些後悔，拿起筆無從落，太熟悉的人反而覺得沒啥好寫。然而是非寫不可的了，為了那遠方的朋友，也為了那杜康酒。
有一天，幾個文友突然上我家吃飯，我愛人開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個痛快。他這人從小便這樣， 自家再珍愛的東西也舍得拿出來“共產”，家中的阿婆叫他“憨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聽他父親說，這名字是為了悼念兩位烈士而取的，兩位烈士名叫錢毅、胡捷，一個在敵人掃**時被殺害，一個在攻城中被抱火擊中。父親曾作贈兒詩一首，日：“……蘇北敵後賡戰急，攜子漂海歸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長大成人要殺敵……”並有小序：深夜憶往事，枕邊作小詩，書寄黃山麓，兒立鬆柏誌。那時，毅捷在黃山茶林場勞動，因為反對過張春橋，屬“內控”對象。他父親在“五七”幹校的牛棚裏，被隔離。即使在那時，他們也能做出這般“豪言壯語”，父子兩代都是理想主義者。
他的小名叫“小胖”，據說小時候壯實得可以，榮獲合肥市兒童健康比賽第一名。可惜我沒眼福觀賞他那時的尊容，隻見過幾張模糊的照片，頭大頭發少，傻愣愣的，一副憨大樣。如何現在就長成一米八○的大個了呢？高大，但並不見胖，頭發竟變得又濃又密。我站在他身邊，隻及他胳肢窩，走在路上，倘若挽著手，熟人便笑話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虧如今時興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彌補一些這樣的懸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