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 周玉如
作者简介
周玉如，女，汉族，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生。一九六四年于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任副场长，后在新农公社五大队三队落户。一九八三年毕业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机械专业，任重庆恒压刷握厂厂长。现退休。
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不绝于耳，人们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思考问题，斗完了社会上的“敌人”斗党内的，斗完了暴露的“敌人”抓“隐藏”的。总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近乎疯狂的社会中，“人性”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便是“阶级斗争”的集大成者。
公社经常召开“批斗大会”，印象最深的是斗争一个记“变天账”的名叫杨念文的地主。公社书记宣布：“把地主分子杨念文押上台来。”下面却没有动静。该队的队长硬着头皮说：“他病重，来不了。”书记大怒：“想逃避？不行！”于是派出两彪形大汉（民兵）去捉拿。
大约半小时后，杨来了，被绳子捆得像待宰的牛似的四脚朝天，一根长竹竿从手脚中穿过，两民兵大步流星，抬着杨直奔主席台。衣衫褴褛的杨念文一路呻吟。到了台上，两民兵一齐甩杠，将杨“咚”的一声扔到地上，杨一声惨叫，继续呻唤。公社书记振臂领呼：“打倒地主！”于是群情激愤，开始了对杨的控诉。
公社会场不大，上千人把会场挤得个水泄不通，人头黑压压一片。主席台上是公社的头面人物，两边是持枪民兵；台下最前排是几十个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敌人”，全部被命令弯腰九十度，这阵势使他们瑟瑟发抖。杨念文一直被捆着睡在台上，接受声讨。其后又斗了一两个“敌人”，都是由两名民兵架着，拖上台（脚不着地），然后扔在地上，又喝令站起来，弯腰九十度，接受“控诉”。会场的庄严、民兵的敌忾之气连看过“文革”中武斗场面的我们也为之一震。
我出身于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受的是正统教育，《毛主席语录》记得烂熟，对“地富”分子绝无好感，但对这种“斗争”形式也感到太残酷，太形式主义。
我们队上有两户“阶级敌人”，平时都规矩得很。生产队的“斗争”气氛较淡，“阶级敌人”一样的劳动，挣工分，只是不能参加社员大会，并且要不定期到公社接受“训话”。“阶级敌人”中有一个叫袁作成，红红的脸膛，直直的腰板，炯炯的目光，声音洪亮，使人第一眼就能留下较深的印象，六十多岁的人却有一副好身板。可叹这么一个仪表堂堂的老人是“坏分子”。袁在队里辈分较高，人也能干，虽说也要挨斗，村民们平时还是尊敬他。我不明白“坏分子”的含义是什么，便向大队副书记请教。原来袁作成在一九三三年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营长，长征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留下了，同时留在他家的还有一个红军伤员，后来死了。解放后，袁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他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副书记语焉不详，大约他也不清楚。我想，是叛徒就该杀头，不是叛徒就不该给他戴上帽子，让其受尽屈辱……这世道让人糊涂的事真多！
我对“阶级敌人”保持距离，“阶级敌人”对我也保持距离，袁作成亦然。偶尔迎面碰见，他只微微点一下头，略做微笑，并无语言。其实我对他也并无恶感，倒想听他讲红军的故事，只是不方便，也没机会。
不曾想机会就来了。一天队上没出工，我作为仓库保管员在库房整理粮食，中午时分从库房出来，迎面正好碰上了袁作成（他家紧挨库房)。此时别无他人，他微笑着第一次给我打招呼，并请我进屋子坐。我没多想，便随了他进屋在火塘边坐下。袁关上门插好门闩，嘱咐他老婆在火塘上方的铁钩上取下一小块腊肉，洗净了放锅里煮，互相摆了些天气、收成之类的话。
不一会儿，腊肉飘香，老两口给我盛上饭。那些年吃肉是很不容易的，人们随时饥肠辘辘。我早已垂涎欲滴，端起碗就吃，早已忘了“阶级敌人”的事。吃了好几大块肥肉之后，我才发现老两口没备碗筷，只是用一种慈祥的眼光看着我，劝我多吃一点。门一直关着，那气氛有点像我们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我很不自在，放下碗筷说：“我吃好了，你们怎么不吃？”袁作成说：“我们吃过了。”他在说谎，但看得出他很高兴，大概觉得我看得起他，还尊他为长辈。我不好意思再吃，待久了双方都有麻烦，也顾不得打听红军的故事，匆匆告辞，开门后悄悄离去。
此后几天，我一直纳闷，他为什么悄悄请我吃肉？他没求我帮什么忙，也没打听什么事，而且我也帮不了他任何的忙呀！
那以后，我依然不曾与袁有交往，最多是碰面点头、微笑而已。
……回城后，我多次打听过袁老先生的情况，最近听说他已作古。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他在晚年总算摘掉了“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