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 章孟杰
作者简介
章孟杰，男，一九四八年三月出生，一九六四年七月初中毕业于重庆二中，当年九月五日下乡落户巴中县双凤公社林场，任林场团支部书记。一九七八年七月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分配于重庆小龙坎职业中学任教，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沙坪坝区常务副主委。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朋友，你还记得大巴山吗？你还记得那漫山遍野像火一样燃烧的杜鹃花吗？也许你要说，那是什么杜鹃花呀，不就是当地农民叫的映山红吗？它可一点都不出众，只能当柴火，绝没有谁想到把它请进庭院与名花为伍。是的，映山红远不能与出身名门的牡丹、玫瑰相比，但它毕竟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命，也有享受阳光雨露的权利。在大巴山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它不需要任何人工培育，一到每年阳历四月，它满怀对春天的向往，悄无声息地张开喇叭形的花朵，于是整座整座的山峰都被它染红了。
至今我的笔记本里还夹着一朵映山红，那是我二十六年前离开大巴山时采下作为纪念的。它早已干枯，失去火红的颜色，但每当我凝视它的时候，眼前就不由浮现出一位美丽少女苍白的脸。于是我就想起一个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故事。现在，我用笔拂去历史的尘埃，把它如实记述出来，献给今天被阳光沐浴着的年轻一代。愿他们了解过去，珍视现在，更放眼未来。
公元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经过几天的颠簸跋涉，把我们十八名重庆知识青年送到了目的地——巴中县双凤公社林场。说是林场，实则只有几座山包外加一些田地。它们原本属于附近几个生产队，现在被划为林场。十八名知识青年中应届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各占一半，而社会青年中有几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称为知识青年实在名不副实。我们九名应届初中毕业生虽来自不同的学校，却有一个共同的头衔——“黑五类”子女，官方正规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于我们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于是就怀着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信念，来到这红色的大巴山接受革命的洗礼，希望用脱胎换骨的改造洗清与生俱来的污垢。
白玫是我们九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她才一岁多时，在国民党部队当军官的父亲撇下她母女随军逃往台湾。这可害苦了她母女俩。母亲在一家街道小厂糊火柴盒挣钱，艰难地抚养她。白玫常给我们讲起她每天放了学都要到码头河边捞菜叶子或者去拾煤渣以帮助家庭开支的困苦生活。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艰苦的生活除了使她营养不良而脸色略显苍白之外，即使是补疤的衣衫也难以掩住她惊人的美丽。她个高一米六〇左右，身材苗条，皮肤白晳，眉宇间有一股灵气，浑身上下显露出十五岁少女的风韵。大家都出身不好，同病相怜，都乐于把她看作自己的妹妹，干活都尽量把轻的让给她。山里人朴实宽容，没有因我们出身不好而歧视我们，反而为我们肯吃苦耐劳对我们关爱有加。老场长特别疼爱白玫，说这女娃子手脚麻利又勤快，就叫白玫和另一个女知青跟他女儿学养蚕。于是我们就叫白玫“蚕花姑娘”（当时有一部电影叫《蚕花姑娘》)。
到林场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老场长的小儿子上山砍柴不幸失足跌下山崖，伤势很重。知青们和林场的农民用自制担架连夜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伤员要输血，同去的人都争着伸出胳膊，但最后却只有白玫的血型相同。医生得知白玫刚满十六岁时犹豫了，说未成年人禁止献血。白玫哭着缠着医生，非输不可。伤员急需动手术，最后医生不得已，从白玫身上抽取了三百CC鲜血输入伤员体内。老场长的小儿子伤好后，一家人都把白玫视作救命恩人，小儿子还非要认白玫当姐姐。
青春在无休止地劳作中一点一点地磨耗着。我们学会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亲身感受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在农闲时，我们成立宣传队，排演文艺节目和样板戏，到公社和区上演出，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对我们而言，肉体的极度劳累是次要的，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关注才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里。知青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是“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既然把我们从学校赶出来，也许大巴山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想到这些，大家都感到苦闷。
一九六六年初夏，“**”爆发。最初，我们蜗居在这“夹皮沟”里还没有感受到风暴的来临。不久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传来：谁的家被抄了，谁的父母被揪斗了，谁的父母被关起来了……只要看见谁的脸成苦瓜相，其他人就知道他家祸事来了。到了年底，思家心切的知青们陆续回重庆探亲走了。我们问白玫回不回去，白玫苦笑着摇摇头，拿出她妈妈的来信给我们看。信中说“重庆乱得很，还是莫回来，我在重庆一个月拼命才挣二十几元钱，养活自己都困难，你在林场好歹有口饭吃……”
我们走后，只剩下白玫留守林场。后来听说老场长把白玫接到自己家里去住，待她像自己的亲闺女。
回城造反的知青们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六九年底，社办林场被撤销，在外飘**了几年的知青们被迫分散到各生产队落户。我和白玫几个分到了同一个大队的不同生产队，开大会时还能见面。那时，不少知青耐不住寂寞就结婚安家了。我们不得不压抑内心原始的青春萌动，因为谁都明白：结婚就意味着真的要在大巴山安家落户一辈子了。大家都充满希望而又毫无把握地盼望着能有回城的一天，因为那里才是自己的家。
转眼到了一九七一年初，一份由无数人手抄的“重庆市劳动局一百三十五号文件”迅速在知青中传递。文件中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将招收优秀的知识青年充实各厂矿企业从事工作。这一消息给每个知青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多少人含泪高呼：终于熬出头了！过了不久，我和白玫等几名知青因为表现一贯优秀，在公社填表参加首批招工推荐。我们争着写信回家报告喜讯，开始掐指计算回城的日子。招工的单位来了一批又一批，带走了一批又一批知青，却始终轮不到我们。我们心里明白：被招工政审卡住了！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我们的心情阴暗到了极点，一个可怕的念头时刻萦绕在头脑里：这辈子真的要待在大巴山里了！我们迷惘：党的政策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吗？难道我们付出的血汗还不够赎清父辈的罪孽？
到了年底，又一些知青招工走了，当初一同来的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了。一次参加大队社员大会后，白玫叫我到她那里去，说有话对我说。她拿出自己养的鸡生的蛋招待我，没话找话的和我摆龙门阵。吃了晚饭后又拿出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要我教她查。不知不觉天已快黑了，我犹豫着要动身回生产队。白玫拦住我，说：“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还有事向你请教。”我问什么事，她拿出一个日记本，说写了几首诗请我指教指教。我接过本子翻开，上面写着：“有人追求黄金，我追求良心；有人追求男性，我追求爱情。种瓜便得瓜，种下希望开遍自由花，种下爱情爱天下，天下的人们都爱他……”我抬头看白玫，只见她不知什么时候已轻轻把门掩上，双手背在身后靠着门，睁着一双火热的大眼睛望着我。刹那间我明白了她眼神传递的信息，脸一下红了。我俩站在屋里互相望着，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不渴望爱情？尤其是在孤独无助的环境里。白玫冲过来紧紧抱住我，颤声说：“章哥，我一直都敬重你。你人品好，有学识，如果不是家庭出身拖累，你早就应该进大学了。可是现在一切都没有希望，难道你就不想结婚成家吗？”我平生第一次和女孩子拥抱，浑身紧张得发抖。说实话，我是喜欢白玫的，她是一位好姑娘。但我在迷乱中仍然保持着理智。家里写信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在农村结婚安家，母亲正在四处托人找关系，希望还是有的。如果我和白玫结婚，肯定只能在这里扎根了。而且我俩出身都不好，将来的孩子又是“黑五类”，难道还要孩子再来延续我们的苦难吗？想到这里，我轻轻推开她，说：“白玫，原谅我不能答应你。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在农村安家的，决不！我们都还有希望，我不相信命运会对我们这样不公！”白玫哭泣起来，她显然失望了。我喉咙也哽住了，然后转身拉开门栓，在黑暗中走回自己的生产队。
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希望之神似乎又在向我们招手。邓小平同志复职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大力整顿被“文革”搞乱的经济建设，国家决定停止大中专招生实行推荐的政策，恢复考试制度。家里及时写信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并随即寄来复习资料，要我好好准备报名参考。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白玫，要她也报名。因为全公社只有五个参考名额，报名的有几十个，要先进行考试选拔。我们是经严格的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学习成绩又是学校顶尖的，很容易就获得了参考名额。因为是第一次恢复招生考试，大专和中专考题相同。想到出身不好，我和白玫都不敢报考大专，只报了县师范学校，想的是只要能离开农村就行。考试时间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天。但天公不作美，临近考试前两天下暴雨，山洪暴发，江水猛涨，道路被毁，渡船封航。我们全区几十名考生冒雨步行八十里山路进城，一路历尽艰辛，最后被巴河挡住。由于是全省统一考试，日期不可能延后，县招生考试委员会下死命令要全县考生务必准时到达，否则后果自负。我至今记得在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冒死乘船横渡巴河的情景：江流湍急，浊浪排空，那真是惊心动魄命悬一线。当时我甚至想这次考上了一定要好好报答这几位船工。
参加考试的绝大多数是“文革”中毕业的中学生，这使我们充满了信心。两天考下来，我俩对了答案，我的数学肯定能得一百分，语文和政治应该在八十分以上，白玫也考得不错。区中学一位熟识的老师参加阅卷，我委托他帮我打听成绩，然后回去静候佳音。一星期后，他托人带信给我，说我考了全县第一名，白玫也远远超过中师录取线，我们肯定会被县师范学校录取。得到这个喜讯，我俩高兴极了，心里不由憧憬起来，能当一名山区教师也不错。但我们又高兴早了。没几天报纸上就登载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考试答题时写的一封信，他把恢复考试制度说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对**的反攻倒算”。他的造反行动得到“四人帮”的赏识，这次考试被否定了，招生工作仍要贯彻“阶级路线”。看到这些消息，我们沮丧到了极点，伴随我们的只有绝望。
在绝望中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没过多久，我们听说白玫和同院子的一个地主儿子好上了。到公社赶场时，我问她。她笑了笑算是默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地主”和“富农”只能是社会的“贱民”，不能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是监督管制对象，连外出走亲戚都得报告。他们每人每年得无偿“贡献”三百个工分，算是对他们过去剥削罪行的惩罚。他们随意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如果一句话不说，那又会被说成是“心怀鬼胎”。他们的儿女只能互相通婚，因为谁敢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就是“丧失阶级立场”，而谁又愿把女儿嫁到他们家呢？相信每一个老知青都明了这种情况。我责问她：“你真的不要前途了？”她听了反问我：“难道我们还有前途？”我说：“我们这一辈子就因为出身不好吃尽苦头，你嫁给一个地主儿子，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她苦笑着说：“我们天生就是一个黑人，永远改变不了。地主的儿子又怎样？地主的儿子不也是人？你们在重庆好歹有个家，我是有家不能回，招工招生又毫无希望，叫我怎么办？”说着她声音哽住了。我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我问这人对她怎样。白玫脸羞涩了，说：“家富心好，人也勤快能干。他好歹有个家，和他结婚我这一辈子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何家富就是那个地主儿子。为了证明他心好，白玫讲了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晚上几个外地男知青借喝水为名骗白玫开门。进了屋，几人抱住白玫就往**拖，嘴里流里流气地说：“早就听说这里有个美人，今天哥们几个跑了几十里路专门来看你，你得慰劳慰劳咱们。”白玫拼命挣扎哭喊。正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何家富牵着他家喂的大黑狗出现在门外。大黑狗狂叫着，吓得那几个知青夺路而逃。从此以后每到天黑，何家富就要带着大黑狗守在院子里，不许外人闯进白玫的屋。白玫看到这一切，心里充满了感谢，并由此产生了爱意。
不久我就亲眼见识了何家富对白玫的一片真情。那是一次白玫在田间劳动时不留意被毒蛇咬伤了脚趾。何家富看见了迅速跑去，毫不犹豫地把白玫被咬伤的脚趾含在嘴里拼命吮吸，将毒液吸出来。尔后又上山采来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白玫当时感动得眼里噙满了泪水。有何家富的精心照料，白玫伤口没有恶化，很快痊愈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两个苦命人的心挨得更近。一天，大队集合开批斗会。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这种批斗会在农村司空见惯。凡是粮食减产，猪牛死亡都要把地富分子弄来批斗一番，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批斗的对象就是何家富的父母和他十六岁的小妹何家英，罪名是“阶级敌人用美人计腐蚀引诱干部”。三人跪在地上，何家英浑身发抖哭泣着。批斗会宣布开始，只见大队民兵连长的老婆冲上去，朝着三人就猛扇耳光，边打边骂：“小**，叫你还勾引我男人！”我们几个知青站在一起，冷眼旁观。我看见白玫咬着嘴唇，脸色涨红，原本秀美的脸庞因愤怒而变形。她冲上前去，大声嚷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见那天晚上是民兵连长硬把家英的门推开。家英哭着求他放了她。是他威胁家英，强奸了家英！”会场顿时**起来。坐在台上的民兵连长的脸“刷”地红了。大队书记马着脸低声说：“白玫，你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白玫毫不畏惧，大声说：“我说的是上实话，我敢负责任！”下面开会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民兵连长坐不住了，抽身离开会场。大部队书记阴沉着脸宣布：“散会！”这时我看见一直埋着头的何家富抬头望着白玫，眼里充满了感激。
如果不是第三者的介入，白玫也许真的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归宿。区供销社主任袁德山的家也在白玫所在的生产队。他原是供销社的一名普通职工，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了供销社主任。此人四十多岁，身体肥胖，夏天常常手摇蒲扇，光着上身，腆着肚子，胸部吊着一对女人似的**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因为他长着一颗肉乎乎的脑袋，大家就叫他“袁大头”。袁大头刚死了老婆，看见白玫后就神魂颠倒，发誓要把白玫搞到手，对人扬言：“我也要尝尝大城市姑娘的味道。”他先是施用小恩小惠，送猪肉、白糖之类当时凭票供应的紧缺商品来接近白玫，白玫知道他的用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又许诺调白玫到供销社工作，白玫干脆回答：“我这辈子就愿意当农民！”
就在袁大头无计可施的时候，白玫的妈妈来看女儿了。她所在的街道小厂垮了，她失去了工作，只能来投靠女儿。袁大头见机会来了，就采取迂回战术，去做白玫母亲的工作。他借照顾知青的名义，给白玫母亲送去一大块猪肉和一大块猪油，然后托人去说亲。也许白玫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肉和油，得知袁大头是供销社主任后，认定女儿嫁给他，自己也有了依靠。于是就答应了。白玫此时已有心上人，怎么会答应嫁给一个足可以给自己当爹的男人？她哭着对母亲说：“妈，女儿的青春难道就只值那几斤猪油？”她母亲也哭起来：“你一岁多我就守寡，千辛万苦把你拉扯大，图的是有人养老送终。我糊一百个火柴盒才两角钱，你一天挣工分更没有几个钱。人家好歹是国家干部，每月有几十块钱工资，你还图哪样？”但白玫说什么都不同意。没过半天，她母亲就知道了原因。她抓住白玫劈头盖脸一阵打，边哭边骂：“你这辈子吃出身不好的苦头还不够，你还要嫁给地主的儿子！你只要敢这样做，我马上死给你看！”白玫站在地上任凭母厮打，脸色铁青，心如死水，既不哭也不躲闪。
那天晚上白玫深夜才回家。事后有人说曾看见她和何家富先后朝山上走去。山腰有一个天然岩洞，兵荒马乱时曾是人们栖身的处所。他俩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青山作证了。第二天，白玫平静地对妈妈表示愿意嫁给袁大头。
袁大头得知后，高兴极了，马上乐颠颠的地送来彩礼。婚礼很快就举行了。新婚之夜本来是女孩最甜蜜幸福的时刻，但白玫却遭到袁大头暴打，原因很简单，他发现白玫已不是处女。他发疯似地揪住白玫的头发拳打脚踢，边打边骂：“看你白白嫩嫩像个仙女，原来是个破烂货！你说，是谁抢在老子前头把你弄了？”白玫任凭他毒打一声不吭。袁大头咬牙切齿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那个地主狗崽子干的！那小子活腻烦了，敢强奸女知青，我不告他我不是人，判他十几年够他受的！”白玫扑地跪下，哭着说：“你别冤枉何家富，不是他干的！”袁大头马上追问“那是谁？”白玫说了一个已经调回重庆的男知青的名字。袁大头半信半疑，说：“你敢骗老子看我不揍死你！”这以后我赶场时碰见白玫，看见她穿的倒是比过去光鲜，但脸上已全无英气，而且时常带着伤痕。问她生活怎样，她只是摇头。
袁大头平时在区供销社上班，几天回来一次，这给白玫和何家富幽会提供了时机。白玫爱的是何家富，爱得狂热而不顾后果。袁大头只是把她当成玩具，只有何家富才把她当作妻子。但他俩的这种关系不久就被袁大头发现了。他对白玫又是一顿毒打，并立马要把何家富捆绑起来送区上派出所。白玫和她妈妈一起跪下求情。袁大头打骂够了才余怒未消地要白玫发誓不再和何家富来往，并写保证书，要母女两人在上边按手印。白玫屈辱地一一照办了。这些都是我们听生产队的农民摆谈出来的。我们都为白玫担忧，她的婚姻能这样维持下去吗？
没过几天，突然传来消息：袁大头死了，说是病死的。我听了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县公安局派人来调查，很快查明是中毒而死，下毒的人就是白玫。公安局追问白玫帮凶是谁，白玫一口咬定没有帮凶。但很快就有人揭发，说赶场时看见何家富买了毒鼠药。事情真相大白，他俩被捕了。
这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很多人都咒骂白玫心肠狠毒。县里给这事定性是“两个反革命分子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用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干部……”在县里召开宣判大会前，可敬的老场长请人为白玫写了一封求情的信，原林场的老场员全在上面按上手印，然后叫我陪他赶到县里。这位“土改”时就入党的老党员跪在法院里，老泪纵横地恳求法院从宽判处白玫。法院的人告诉我们，在监狱里白玫暗中写了张字条，趁放风时扔进何家富的牢房，上面写着：“家富，不管判你多少年，我都等着你。永远爱你的玫。”但这张纸条最终被狱警发现了，于是两人又多了一条“死不悔改”的罪名。据说两人本来都要判处死刑的，但白玫“知青”的身份和老场长的求情显然救了她，她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又听说在宣判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当狱警问何家富还有什么要求时，何家富提出最后想见白玫一面。狱瞥同意了，押着他来到白玫的牢房，两人隔着牢门手握在一起，何家富颤抖着说：“白玫，我走了，你好好保重……”白玫哭喊着说：“家富，是我害了你！下辈子我还要和你做夫妻！”我们听到这些不禁潸然泪下。
在宣判大会上，我们看见何家富和其他几个判处死刑的犯人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名字被打红叉的纸牌。白玫戴着手铐也站在旁边。围观的人群纷纷朝她吐口水，发出阵阵怒骂声：“这娼妇心肠太毒了，也该枪毙！”“该把她千刀万剐！”白玫披头散发，发梢吊着浓痰和口水，面如死灰，眼睛闭着，仿佛没有听见别人的叫骂声。宣判结束后，罪犯被押到城外的河滩上行刑。其他未判死刑的犯人也被押着陪杀场。枪声响了，白玫凄厉地叫了一声：“家富……”她身子摇晃了一下，颓然昏倒在地。
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白玫如果还活着，她早该刑满释放。但我们从没有她的音讯，也许她早已变成巴山的一抷黄土。对一个万念俱灰的人而言，位于大巴山深处的环境恶劣的劳改农场即使不让她死，可能她自己也不想活下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和成千上万的“黑五类”子女一起，第一次获得平等的权利走进考场，以超过送档线八十分的优异成绩被大学录取，新生活的大门终于向我打开。一九八二年，有关方面为我冤死的“反革命”父亲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命运原来给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而为这个玩笑我付出了十四年的青春！但和白玫相比我又算幸运的，毕竟我盼来了这一天。
(注：尊重当事人隐私文中“白玫”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