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十七中学（原辅仁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十七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在大孩子张南生、张岳阳、洪仲萍等的带领下我们开野餐，分成两群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生活。
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间，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去了。兄妹五个中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弟弟才六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最后搬到龙门浩，我也从罗家坝小学转学到龙门浩小学。读四年级那年，九岁的我考试得了第一名，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同学发现，在老师放在讲台上的点名册中，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的“右派家属”四个字。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哄闹中，九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而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习惯孤独，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张《死亡右派分子通知书》送到我家，三十九岁的母亲煮了十三个红苕做干粮，赶往长寿湖收拾父亲的遗物。公共汽车到县城后，母亲孤身一人到处打听，才知道县城距长寿湖还有近百里山路。母亲一边问一边赶路，途中遇到一个要经过长寿湖到云集乡去的男人，为了路上有个关照和领路，母亲拿出珍藏的熟红苕分了三个给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天色越来越晚，夜幕降临，母亲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现了朦胧的灯光和一排平房（后来才知道是狮子滩水电站邻封工区的一个什么单位），母亲立即上前去敲门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母亲伸进口袋的手却凝住了，银行人事干部何明珍给妈妈的证明上写着：“兹证明右派分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敢拿出来吗？幸好对方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妈妈是上新街银行的。
天下着大雨，母亲终于被安排在邻封水电工地那个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须等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妈妈等了两天，银行规定的时间到了，只好主动提出要返回，场里的干部马上拿出一包旧衣物说这就是你丈夫的遗物。妈妈提着这包东西，心中惦念着家中五个未成年的孩子，便悄悄到长寿县城的黑市里买了几斤萝卜后匆忙往家赶。轮船拢了朝天门码头，妈妈手提萝卜和爸爸的旧衣物挤出轮船，走上跳板，如铅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妈妈！”突然大女儿隆静、儿子隆光迎了上来，肮脏的小脸上圆睁着企盼的大眼睛，令母亲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段经历妈妈讲过多次，也许，这正是二十六年后我自学考试毕业，主动应聘到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任教的原因。一九八七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当年右派分子种下的大片大片的广柑树林，闻着在春天的阳光下植物喷发出的沁人的花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当年的右派分子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触景生情地讲述起陈年往事。
长寿湖深处的几十个荒岛上集中安置着全市文教系统上千名右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五十岁以上的人当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载全国城乡饿死四千万人以上）。岛上情景更甚，父亲全身浮肿，心力交痒，夜半三更时，有人听见他下床后三番五次地拼争，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砰”的一声倒下，蓦然去世，享年三十九岁。“幸运啊！六〇年走的人！”长文老师叹息道：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中，“黑五类”头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他的早殁自然当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