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歲以前曾生活在一個溫馨、安寧的家庭，父親在重慶第十七中學（原輔仁中學）教書，母親在銀行工作。十七中學位於南岸海棠溪煙雨坡山頂上的那棟有圍牆的教師小院，是我們五兄妹兒時嬉鬧的天堂。院內住的老師們的孩子有十幾個，在大孩子張南生、張嶽陽、洪仲萍等的帶領下我們開野餐，分成兩群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去小溪裏捉魚，傍晚爭搶母親從銀行工會借回來的十本連環畫，無憂無慮地過著短暫而歡樂的童年生活。
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間，複旦大學畢業的父親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礦區鄉下去了。兄妹五個中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弟弟才六歲。父親被帶走後，家裏忽然失去了主要的生活來源，母親早出晚歸獨自苦撐。我們被人趕來趕去不斷地搬家，無人照料。最後搬到龍門浩，我也從羅家壩小學轉學到龍門浩小學。讀四年級那年，九歲的我考試得了第一名，當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悅中時，同學發現，在老師放在講台上的點名冊中，我的名字後麵赫然寫著的“右派家屬”四個字。在學校廣播裏“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跑不了”的歌聲和同學的哄鬧中，九歲兒童因學習成績好而僅有的一點自尊和優越感被撕碎了。我默默地遠離同學，習慣孤獨，從此變得落落寡合。
一九六〇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張《死亡右派分子通知書》送到我家，三十九歲的母親煮了十三個紅苕做幹糧，趕往長壽湖收拾父親的遺物。公共汽車到縣城後，母親孤身一人到處打聽，才知道縣城距長壽湖還有近百裏山路。母親一邊問一邊趕路，途中遇到一個要經過長壽湖到雲集鄉去的男人，為了路上有個關照和領路，母親拿出珍藏的熟紅苕分了三個給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結伴同行，天色越來越晚，夜幕降臨，母親心中充滿了恐懼與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現了朦朧的燈光和一排平房（後來才知道是獅子灘水電站鄰封工區的一個什麽單位），母親立即上前去敲門求宿，對方問：“你們是什麽單位的，到什麽地方去，幹什麽？”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調的出差證明，母親伸進口袋的手卻凝住了，銀行人事幹部何明珍給媽媽的證明上寫著：“茲證明右派分子家屬戴儒愚前往長壽湖農場辦理死亡右派何泰貴事宜”，這樣的證明在那個年代敢拿出來嗎？幸好對方中間有一個人認出媽媽是上新街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