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書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理論，按照通行的學術規則，它必須有較為詳細的文獻索引，夾在文中或者附在書後。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作者的理論態度誠實與否，嚴謹與否，其知識譜係是否清晰，其學術資源是否深厚，庶幾可假一份文獻索引而被讀者們一斑窺豹。我的朋友小雁讀理論，常常是開卷之後先翻翻書後的幾頁，再決定讀不讀。她曾經把一本關於村社製度的新書扔到床下去了，說一看索引就知道作者根本不了解近十年來有關村社製度的研究進展，這樣的人也敢寫書？
我的疑問是關於另一方麵的：如果學術隻需要這樣的文獻索引，如果作者與讀者隻滿足於這樣的索引，知識就可以從書本中產生了，就是從書本到書本的合法旅行了，就是幾百本書產生的一本書然後加入到幾百本書中去再產生下一本書的可悲過程了——文獻的自我繁殖，在我看來無異於知識的逆行退化和慢性自殺。
知識是實踐的總結，甚至是對實踐的另一種表述，故知與行形二而實一，不事稼穡不為知稼穡，不務商賈不為知商賈，不行道義的高談闊論不為知道義。知識隻屬於實踐者，隻能在紛繁複雜的人民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內涵——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內涵，包括真情實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漲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獻索引是必要的，卻是遠遠不夠的。正如科技知識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實驗作為依據，人文知識也許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經驗，確保言說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確保這本書是作者對這個世界真實的體會，而不是來自其他人的大腦，來自其他人大腦中其他人的大腦。作者的體會可以正確，也可以不正確，這不要緊，但至少不能是紙上的學舌。
因此，我願意在本書後麵附上這樣的索引，算是對讀者交代一下產品的產地、原料來源以及基本的配方——盡管很多人對此會聳聳肩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