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衝有個吳四老倌，本名吳本義，除了有時腰子痛，身體還算好，吃飯搬大碗，下雪天不著棉襖，捏根牛鞭無論犁耙都是好角色。他眼不花，耳不聾，要是天邊有架飛機飄過去，聲音像蚊子叫他也聽得見。
那一年，公社實現廣播化，他屋前的大樹上也裝了個喇叭。人們看見他每天吃了晚飯，就端個黃銅閃亮的水煙管，拖一把竹椅子，坐在那喇叭對麵，同喇叭說話。
喇叭裏說：“……大幹促大變，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他忽哧一下吹出煙筒裏的煙灰：“講得不錯，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要大幹就要堵死資本主義的路！現在有的隊還是工分掛帥的陰魂不散，要搞什麽包工定額……”他覺得這一句不大順耳，眨了眨眼：“不包工如何辦？又搞政治評工？大家都坐大船，不養懶了人？”
“還有的生產隊還是自由化種植。公社裏要求插三四寸、三五寸，他們硬要插三六寸、四八寸……”這幾句更不順耳了。他用點火的紙枚子指著喇叭：“你曉得麽事？插密插稀那要看田，看水，看時候。曬墊大塊地方，住上十幾口人，那如何舒服？還不個個都長得像丙伢子？”丙伢子是隔壁一個很瘦弱的娃。
“有的人留戀小自由，屁股上長著又粗又大的資本主義尾巴……”喇叭裏越說越來勁，說得他黑了一張臉：“還要割尾巴嗬？什麽時候割腦殼？割得你外公連煙都沒有燒了！你曉得不？”
……
正在這時候，幾個收工較晚的後生從他門前走過。一個年輕妹子笑道：“四爹，你講這些不是空場合？公社裏又聽不見！”
“那你們開大會批判林彪做麽事？林彪未必又聽得見？”他振振有辭。
“我們不能同你比。你是革命老前輩，給紅軍撐過船，給遊擊隊送過信，給農會敲過鑼的。你現在也隻能三百裏外罵知縣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