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苏联对北京的企图疑虑重重，其中一个信号是上周苏联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苏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确的卫星国——蒙古的边界，突然升格为一个“自治的苏联共和国”。
翌日，周恩来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阔步走向讲台，宣布中国大陆是苏联的朋友，也是“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朋友，从北朝鲜到东德，从北越到阿尔巴尼亚”。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一会儿就平息了，因为那近5000名代表看到赫鲁晓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员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鼓掌。
周恩来接着开始反击赫鲁晓夫，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敌人在场的时候公开兄弟国家间的争论，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接着发表了抨击美国的演讲。
随后的上台发言者，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投拥护和反对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把怒气撒在那些反党组织和公然违抗的阿尔巴尼亚身上。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乌布列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都异口同声。
一些代表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张新闻报纸上的谣传。副总理米高扬声称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 .谢胡曾说过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没有打破“现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文化部长俄卡特尼娜·伏特谢娃对大会说，拉扎卡加诺维奇个人应对50年代处死几百个铁路工人负责；乌克兰的尼科拉尔·波德哥尼称卡加诺维奇是一个“堕落者”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位白俄罗斯的代表控告前任党的书记乔治·马尼科夫通过指责一些无辜的人属于某一反苏的地下组织，从而帮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
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迅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但是在国会里，周恩来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鲜矮壮的金爱山谴责阿尔巴尼亚，但拒绝附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
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困于争夺领导权、东方和西方忙于选择立场时，几天之后，小国阿尔巴尼亚听起来越来越像站在反对面。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嘲讽赫鲁晓夫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它欢呼般地宣称：“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并不孤立。阿尔巴尼亚不会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跟随者们的攻击、诽谤或压力下屈服。”
西方自由世界对这种结局显然感到高兴，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软”阵线赢得对中国大陆的“硬”胜利。尽管它有可能利用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为“软”和“硬”是连在一起的。尽管看起来赫鲁晓夫对北京比较软弱，可在别的地方，他表现得异常得强硬。最终，这些手段都是实现同样的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资本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西方在与统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时，不能没有危险就置之不顾的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