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当红色中国的总理接受了莫斯科关于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7周年的邀请时，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减小它们之间的尴尬而显而易见的不体面分歧的企图日益明显，而这种分歧已变成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偏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消除分歧并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分歧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一起（除阿尔巴尼亚外），共产主义阵营的反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夜幕降临时分，周恩来与他的6人随行团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切沃机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灯光的照耀下，周恩来的面部表情显得冷酷刚强。很明显，只有苏联的新二人政权的二分之一 —— 一样表情冷峻的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向周恩来表示问候。虽然柯西金献上了鲜花，但是没有人以拥抱来欢迎周恩来。
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人满为患，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演说，言语之间缺乏对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向往，他还极力建议为解决问题而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直冷眼盯着勃列日涅夫的周恩来是听众中唯一没有鼓掌的人。赫鲁晓夫曾号召在12月15号召开此会议，但那时的目的是准备将中国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献媚而不再挑衅，周恩来依旧不能爽快地答应召开会议。
虽然勃列日涅夫语调极为缓和，但是他依然坚守赫鲁晓夫主义的基本信条。他温和地赞扬共存反对“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他主张中国拒绝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并且一边要求苏联保持战备一边叫嚷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就像西方执行官或政治家允诺一切会变得有效或宣称他知道其原因一样，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的目的是“坚决与官样文章和橱窗的服装做斗争”。他号召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要“充分利用物质动力”，指的是利益动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对私营农业的“无基础的限制”——“由农场主、工厂以及办公室人员耕种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清楚这些是限制苏联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障碍，而此次宣布也是对中国合作社的旁敲侧击。
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唯一让步是允诺会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且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便暗示着他有着比赫鲁晓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当勃列日涅夫警告说“不许对古巴采取行动”时，周恩来和卡斯特罗信徒——俄尼斯特哥瓦拉——热烈地鼓起了掌。谈到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时，勃列日涅夫说：“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物质条件基础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认为那样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怕背叛，在经济政策、民族竞争上，中国与苏联的深层分歧依旧存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政权愿意或是能够为了不发达国家的忠实而放弃与莫斯科的斗争。
随着原子弹的声势不断扩大，北京没有理由向莫斯科让步。早些时候，北京的《人民日报》再一次向“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失去斗志”的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出抨击。在北京催促苏联与中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毛泽东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么苏联到底会为弥补分裂做些什么呢？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同样面对着衰退的经济，他们没有能力再像1960年前那样用巨大的经济援助来使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很可能会提供象征性的技术支持，而且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也许会为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高层领导聚集的周年庆祝会远远没有达到和解的效果。但是，会议上依然有争取团结的声音。毛泽东在向周年庆祝会发的电报中号召建立共产主义联盟，使帝国主义阵营不战而栗。至少，各国的共产党都不希望再回到赫鲁晓夫倒台前的那些满是讥讽和谩骂的日子里，共产党两派都可以从暂时的休战中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