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在谈论“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要中国不孤立它的邻国”，美国就会坚持反对这两种提议。虽然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笃定至少在一年之内中国代表还不会加入联合国。一切都很顺利很健康。但问题是，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谓“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华政策或是“中国联合国代表”问题。
蒋介石败走麦城以后的15年来，美国并没有想极力忽略红色中国——当然朝鲜战争也残酷地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美国一直在排斥、孤立中国。也许是美国确定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是这种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到目前为止，当今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的外交问题，整个亚洲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存在。
基本上，美国是用各种手段来避免或是延迟与红色中国的和解——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支持、金钱、说服——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它自己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失败。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紧握不放，并且寄希望于国会的某个人会唤醒“红色中国的进化”。其想法是这样的：通过与外界世界的接触，中国会受到外界思想的控制，逐渐学会了负责任，像苏联那样对美好而和平的生活产生向往，最终会采取温和的措施。
美国人要想知道中国内部有何进展并不容易，北京缺乏公开的数据统计，他们甚至比苏联更加不可理喻；他们从世界的各码头上搜集航运业的记录，将其减少再重新整理为中国自己的生产数额，他们还以一个人在报纸上占有的报道行数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人在公社的地位。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被中国大陆所接受，但是数量极少而且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所有的新闻都变成了半个世纪前的老朋友——“刚从内陆回来的游客”曾经一度成为主要来源。通过耐心使用各种装置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终于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中国的一切像美国人面对“共产党式宣传”一样不可理解。
“这是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时代》香港分社报道说，“当雪花覆盖了一些地区时，另一些地区还在热带的潮湿与炎热中；这是一片地域分明的土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能理解另外成百上千万人民的方言；这片土地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过去便是它可以触知的现在；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地现代，它的原子弹爆炸使全世界都震惊；它自己是如此自大又是如此地朴素，它是如此富饶又是如此贫穷。”
从经济上来说，红色中国依旧没有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那是1958—1961年试图速成式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短跑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的迅速倒退。国家依然能感觉到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的后果，那些专家不仅拿走了建筑图纸而且还以兄弟般的姿态蓄意破坏了他们留下来的机器。在中国北部，衣衫褴褛的人们依旧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曾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长征后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各种消费品少得可怜，而且贵得惊人；一辆自行车要花去城市中无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
然而，中国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化肥、原油以及农业工具的生产量有所增长。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产量有希望在今后达到45亿米（大跃进前是50亿）。中国现在生产铁路钢轨、X光机、半导体收音机以及电脑。
中国最近的双向贸易总共有：香港3.1亿美元，日本2.5亿美元，澳大利亚2.2亿美元，加拿大1.5亿美元，马来西亚1.2亿美元，英国1亿美元，法国1亿美元，西德5620万美元，阿根廷550万美元，意大利384万美元，荷兰287万美元。
1964年11月在北京，英国经济部部长道格拉斯为英国价值308万美元的贸易博览会揭幕，230家参展商展出的商品从飞机仪器着陆系统到装有电动煤油引擎的火车机车，应有尽有。与北京做生意既有甜头也有苦楚，日本的商人们形容毛泽东的马克思理想主义者是无情的买卖约定者。更有甚者，共产党在每次会议前都要用令人惊讶的宣传演讲作为开始。而且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学习，根本无法召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