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底，负责保卫距上海西南160公里的汉口的近10万名中国士兵四散而逃，从而汉口落入日本人之手——这是自7月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占领的第6个省会城市。
日本设在北平的中国傀儡政府向日本帝国政府支付11.6万美元并做出解释，这是为在通州被中国人所杀的大约200名日本人所付的总值34.8万美元“赔偿”的第一期付款。
当日本军队最终越过黄河开始围攻山东省会济南时，中国民众在青岛摧毁了价值1亿美元的日本资产，中国政府虽然已经处死了240名中国平民但依然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成为自日本占领南京后第一个离开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汉口登上飞机时，他表明将要飞往香港，从那里踏上包括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欧洲之旅。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烈要求政府的多位著名官员引咎辞职。这些人都已逃离南京，目前正分别躲藏在几个城市里。孙科大概是想就中国的未来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拜访斯大林。
日本人宣称他们在中国的一个机场摧毁了14架苏制飞机，但东京仍同莫斯科保持着平和的外交关系。斯大林还延续了一年的协议，允许日本渔船继续在苏联水域有偿捕鱼。
在《人的命运》（Man’s Fate）一书中，安德烈·马尔罗讲述了发生在上海震惊东方的可怕事情——1927年秋天，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联盟关系，中国革命以一连串的被捕、暗杀、酷刑和绞刑宣告结束。对西方读者来说，马尔罗的作品虽然是小说，但也要远比报纸上对中国所剩无几的共产党的大肆渲染要真实得多。
根据左翼势力的描述，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南部建立苏维埃政权，击败了蒋介石的5支围剿力量，以无可比拟的仁治政府管辖着8000万人民。而蒋介石方面则表示，共产党已经沦为搜刮民财的土匪，疯狂掠抢那些不向共产党妥协的村庄。但不管是在左翼还是右翼的描述中，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地理上或政治上似乎都不是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与外界绝对隔离的地方）。这个政权开始在湖南落脚，随后转移到江西省东南部。1934年，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苏维埃的省会瑞金，中国苏维埃从此消失，直到一年后在西北崛起。这一点与墨西哥革命者在尤卡坦失败后转移到英属哥伦比亚十分相似，只是他们转移的道路比中国共产党要平坦得多。
爱德加·斯诺生于密苏里州，现年31岁，是《纽约太阳报》和英国《赫勒尔德日报》（Daily Herald）的驻远东战地记者。去年，他通过用隐形墨水写信，与蒋介石部队里的地下党会面，夜间突破封锁线等戏剧性的手段，来到了中国的苏维埃领地。这部长达474页的作品终于出版，向美国读者呈现斯诺4个月里对苏维埃中国的体会和9年来驻扎远东的经历，同时被媒体评价为“（欧洲范围内）有史以来最好的报告文学”。斯诺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苏维埃地区的记者，他第一次采访苏区的领导人，拍摄苏区的生活照片，见识苏区军队的行动，第一次从领导人口中得到关于从江西到陕西25000里“长征”的故事。出于出版社的需要，《红星照耀中国》将与约翰·雷德影响较小的《震惊世界的十天》同时发行。
与雷德描写的生动性不同，《红星照耀中国》的显著特征是细致入微，无论是历史上的小细节、对中国的教育和道德导向的探讨，还是针对重要战斗进行的评价，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斯诺的作品没有雷德的小说那样充满刺激，但斯诺收集史实资料的困难程度要比雷德大得多。在他前往苏维埃领土的行程中第一站是西安，也就是蒋介石6个月后被绑架的地方。在那里，斯诺发现很多人同情红军，蒋介石发布悬赏令征集某个红军将领的首级。斯诺越过“红线”后，还曾被巡逻的“白匪”跟踪抢劫。红军接到的消息则说，一个可怕的“外国恶魔”正徒步向他们逼近并准备发起攻势。最初的时候，苏区的人们（用斯诺的话形容就是一些农民和地方官）很好奇地跟他说“Hai P’a”，斯诺以为是“害怕”的意思，但不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后来才知道在陕西方言中“Hai P’a”是“我不明白”的意思。
到达之后斯诺才发现苏维埃中国的领土和英格兰差不多大小。身材笔挺蓄着胡须的红军将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周恩来向斯诺积极建议并安排了一个92天的旅行日程，还承诺给他绝对的写作自由。斯诺对红军队伍如此年轻（军官平均年龄24岁，士兵19岁）表示吃惊，更让斯诺吃惊的还是红军军官的身世背景。比如红军的一个主要将领朱德，现已年过50，曾经是军阀割据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在1922年投奔红军后成为革命者。还有29岁的林彪，现任红军大学校长，20岁时曾在蒋介石的部队里任排长。
给斯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44岁的毛泽东，中华苏维埃政府的灵魂人物。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受中国传统式教育，正是他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出25万美金悬赏毛泽东的人头。在中国，毛泽东成了和蒋介石同样知名的人物。斯诺每晚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坐在板凳上，一点一点记录下毛泽东耐心口述的自传，这段文字即使不被编入《红星照耀中国》，本身也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料。1927年蒋介石宣布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便在湖南省组织了苏维埃政权。尽管割据纷争的局势十分恶劣，仅40万人的湖南苏维埃政权还是从1930年维持到1934年，抵挡住了蒋介石部队的4次进攻。毛泽东对这样的胜利做了简单的概括说明：中国的农民不幸达到了极点（他们甚至被提前征收60年的税），所以红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1933年10月—1934年10月）中，蒋介石动用100万人，以建立碉堡步步封锁的方式控制了南部苏区。这场战役的失败使共产党不得不决定进行一次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6日晚，红军在前线留下战事设施，乘着蒋介石还未得知他们撤退时，向西部和南部转移。这次大转移有上千农民跟随，专门配有一支骡队运送设备，其中包括一架纺织机和一套印刷设备。转移的队伍带着这些东西穿越12个省，翻越雪山，穿越沼泽草地，强渡敌人严密封锁的河流。1935年10月20日，历经368天的撤退，红军到达陕西的苏维埃领地。
斯诺离开中国苏区时正是蒋介石遭绑架的前两个月，他走后的第三个月，国共开始了精心策划不计前嫌的抗日联合。对此，斯诺只是简单地做出预言：“国共合作将开辟抗战史上的新纪元。”受日本报纸影响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新纪元指的是日本的统治，但斯诺可不这样想。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尽管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封锁了海岸线，但“离打败我们还远得很呢”。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共产党一再撤退，引诱日本军队深入内地，在那里，游击队将狠狠打击日本军队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