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老師歎息著繼續說下去：“我真不想相信這是真的，如果是個人作弊，即使參與的人多一些，還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是有組織的，那性質就變了……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們。現在，什麽都搞評比，各地曆史情況不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條件也不同，怎麽能拉過來在一起評比呢？怎麽又能以高考成績作為教育工作成績的唯一標準呢……其實，我早發現了，我們的教育問題太多了，就說擴招吧，從表麵上看，上大學的人數多了，可是，你的教育準備……啊，我說的是師資啊，校舍呀，儀器等等這些東西，尤其是師資，能一下子滿足需要嗎？滿足不了怎麽辦，就得降格，那教育質量還能保證嗎？還有，這麽一擴招，招生的標準肯定也就降低了，很多素質不怎麽樣的學生也和那些好學生一樣進了大學。對了，居然還有這樣的大學，不管你成績如何，隻要你有足夠的錢，就可以進去，和那些優秀的學生一樣就學，混上幾年，也弄個一樣的文憑……對了，還有成人教育，一開始多少還像回事，入學呀，考試呀，現在，基本上就是賣文憑了，隻要你交了錢，肯定讓你畢業，而弄這種文憑的人，雖然素質不怎麽樣，可是，往往都有社會背景，家裏不是有權就是有錢，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等畢業到社會上，往往把好位置先占了，而那些優秀的學生卻找不到合適的崗位。你們說，這不是人為製造社會不公嗎，會給事業帶來多大的損失呀！”
鍾老師的話在李斌良心中引起強烈共鳴。一方麵，他當年也是大學畢業，對大學的情況有一種特殊的關心，另一方麵，他也有切身的感受，現實也確實這樣，一些素質好的青年大學畢業後，因為沒有背景而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而那些素質差的，弄個文憑、甚至假文憑，卻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其實，自己所在的江泉市公安局不也大量存在這種情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