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孙仁的剧本之时，我一直怀有强烈的期待。我希望他能写出一个好故事。也希望他的剧本可以作为我最终的电影脚本。能看得出，他在写作的时候多么努力。在他的故事里，他设计了好多处富于戏剧化的情节，镜头感强烈；在风物描绘上，也尽可能地指涉古城秦州的许多器物与风俗。剧本的主角是上古时代的女娲。他描绘女娲创造人类和补修天穹，带领秦地后代修建房屋抵御猛兽创造文明，直到天年而终。但是，剧本里的缺点也和优点一样明显。首先是，他在讲述女娲的故事的时候，爱情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人类的始祖女娲爱上了伏羲。他们本来是亲密的兄妹。但是在抗争险恶自然和捕猎种植的过程中，女娲产生了强烈的爱欲。女娲甚至还写了很多表达思念的诗篇。在伏羲出外打猎的夜晚，她就开始吟唱那些诗歌。由于被过分强调的儿女情怀，女娲看上去不再是人类创世之初的英雄，而是一位纯洁善良的邻家少女，到后来则变成一个充满了哀怨的村姑。其次，剧本里把人类初始的许多并无关联的事件杂糅到一起。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资料。《山海经·大荒西经》里保留了对于女娲形象的最具文学性的记载。女娲是人类最早的始祖母神，化生万物者。其主要功绩在于：化生人类、抟土造人、补天穹、治洪水以及制造笙簧器乐等。伏羲则是道教文化中的人类先祖，是农业和道家文化的肇始者。女娲和伏羲结为连理其实是道教文化中的传说。《山海经》里并没有伏羲的记载。但是在剧本里，女娲则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者。女娲甚至于创造了文字和绘画，还修筑了宏伟的房屋，她领导子孙居住的地方，几乎就像是一座城市。若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女娲是一位从史前时代一直活到铁器时代的女英雄。其寿命差不多超过一万年。
作家当然可以对历史进行大胆的想象。何况女娲和伏羲原本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浪漫气质的形象。比如传说中的女娲其实是一个人面蛇身的怪物，每天变化七十次之多，形貌极具不确定性，只有从她的肠子上化生的十个神，才具有大体模糊的人的特征。但是这并不妨碍把她描绘成一个美丽智慧的女人。但不能因此而背离其根本的文化和文学母题。女娲就是女娲。她不能成为悲愤的孟姜女，或者是尧舜一样的男性化的社会英雄。如果赋予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形象更多的符号和指令，不仅无助于增加其光芒，反而会带来污名化的嫌疑。比如女娲和伏羲的爱情关系，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先祖对于世界的某种想象，过分渲染就会遭遇诸如**禁忌的难题，反而有损于人类母神的烂漫形象。就一部电影来说，其有限的容量也不能承载如此庞杂的主题。电影永远是碎片式的艺术。它类似于战场上的火力猛攻。它以放大局部影像实现情感的释放。所以，这是一部失败的剧本。
我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见。我们在一家茶馆见面。孙仁的神情严肃而谦卑。我说话的时候，他还戴上一副眼镜，非常认真地把我的意见写到一个笔记本上面。他在记录的间隙喝茶。后来孙仁举杯的手开始颤抖起来。他的手似乎不听从他的使唤。茶杯就在空中掉下来。一杯水完全洒到他的身上。他受到了剧烈的惊吓，夸张地跳起来。他不断地抖动衣服，仿佛这样就可以摆脱那些水。那天孙仁的穿着非常正式，一身西装，一条蓝色的领带，还别上了领针。他的头发也经过了精心梳理，整齐地流向脑后，散发出浓密的啫喱水气味。我送上人是衣装的赞美。他谦虚地说，人老了，穿再好的衣服也是虚应风景。不过他承认，自己确实很少穿得这么正式，只有在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活动里才这么着装。这一次当然是重要的。他说，你是大导演，我当然也要穿得整齐一点儿，这样才配得上你的堂皇气度。但是现在，茶水洒到了他的衣服上。他的上衣、衬衫和裤子都弄湿了。茶水的颜色让他的衬衫一下子显得污浊。他看上去突然显得很落拓，就像是刚刚从风雨中来到这里。我和王薇赶忙找纸巾和毛巾为他擦拭水渍。王薇很热情地安慰他，告诉他怎么可以使衣服变得干净，茶水的颜色不会留下痕迹。孙仁一再说没关系。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焦灼而嘶哑。他不停地擦拭和抖动衣服。显然，这些动作对于衣服没有什么帮助。
无论如何，这算是一个意外。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意外。他看上去沮丧，不安，后来显得羞愧。那些泼洒到身上的茶水让他的羞愧暴露出来。他叹息了一声。忽然，我看见孙仁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因为难以抑制，他几乎发出了哭泣的声音。他低下头来，眼泪落到了桌布上面。他就那样保持着同样的姿势，过了很久。
真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看到他如此悲伤，我不能够说什么。等待着他悲伤的时刻过去，平静的时刻到来。在他低头哭泣的时候，我看见他变得散乱的头发，头发里不安分的、似乎要飞舞起来的白发。他是一个真诚写作的作家。他一直很努力。可是与他的努力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断变白的头发和他苍老的容貌。
相比于小说家孙仁，我年轻，俊美，可以透支热情和欲望。但我未必就不能洞察这个时代的艺术状况。人人都在追逐。日日饱受煎熬。任何艺术，无论电影、歌唱或者写作，都是残酷的名利场。有人欢笑有人哭。盛名之下，必有枯骨。台上喧哗，台后寂寞。每一种燃烧的巨大欲望，都需要支付高昂的精神与物质成本。你想要得越多，就需要支付得越多。正如朵焉唱歌，原本出于随性，但踏入江湖之后，就必须要听从于某种无形却强大的规则。你根本无从抗拒。反过来说，困窘的生活较之于富有的空虚，更容易受到趣味和潮流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葆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往往是生活无虞的人。浪漫主义的见解通常以为，困窘之下始有创造的动力；其实准确的描述应该是精神上的寂寞。十九世纪的欧洲，很多穷困的艺术家可以在酒吧、咖啡馆写作，那是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是免费的；但是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可以绘画或者写作的处所，都需要支付昂贵的成本。你还能到哪里去创造艺术呢？有时候人们会说，强调物质上的功用意味着精神上的投降。高尚而严肃的艺术家应该鄙视这些世俗的念头。其实是一种有意的掩饰。你所厌倦的一定是你所在意的。也是对你构成最大的威胁的。与其如此，不如妥协。道德上的优越并不能解救艺术困境。即使困顿如梵高，也需要他亲密的兄弟从未间断的物质援助；而著名的卡夫卡，也远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穷困：他一生的物质生活都相当富有。
很显然，小说家孙仁受到了伤害。多年来，他深居书斋，勤奋写作，写了一部又一部作品，但实际上他早已透支了自己的经验，不同的作品里其实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小说家应该有出走的机会。若是长久居住在一个地方，一定会损害小说家的视野。何况他所在的这座城市那样狭小，城市里拥有如此多的缺陷。这里的小说家们都以为兰州是世界的中心。其实它远远不是。只有到达另外的城市里，你才能意识到，这座城市有多么平庸。如此平庸的城市如何能够提供给你广阔而富有的想象力？可惜孙仁并未行走，相比于城市里繁华的物品，他的稿费显得过于菲薄。那些奢华的夜宴，夜宴里浮动起来的灿烂声色，那些如媚如狐的女人，香颈上闪耀的宝石翡翠，红唇里蓬勃跳动的情欲，以及那些温情里的虚伪，冷酷里的悲伤，百转千回的纠缠，只凭他公交车上的拥挤，菜市场的人声，小酒馆的嘈杂，夜晚中独自走过的街道，如何就能够想象？不是困窘的生活毁坏了一个小说家的想象，而是，最盛大复杂的人性暗流，往往伴随着浮华物品与绚丽声色。
他需要这笔收入。他儿子要买一辆车。年轻人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失业在家。他很瞧不起作家这种职业，因为作家辛苦，穷酸又迂腐。也有的作家名利双收，风光无限，但像他父亲这样的作家，也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谁能有那么多工夫看他写的那些故事呢？辛苦数天，写出一篇小说，所得的稿费还不如建筑工地上一个农民的收入。孙仁因为儿子的嘲弄大为恼火。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不该如此世俗。要是另外的人说这种浅薄的话，他一定会跟对方严肃理论。但说话的是他的儿子，只能把一口气压在心头。可是反过来，看看这浮华世界，他儿子说得也没有错。因此孙仁憋了口气，在心里暗暗努力。他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口气长长地呼出来。终于有了写剧本的机会。秦州广电局的李局长年轻时候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极佩服孙仁的才华，彼时还给孙仁写过信，请教人生和理想；孙仁给未来的广电局长回过信，表达了赞许和鼓励。李局长一直记在心里，这次请孙仁写剧本当然是报之以桃。李局长还给孙仁许诺说，就选他的本子来拍电影。孙仁也早有尝试写剧本的念头。剧本比小说的收入要高得多。从前和他一起写小说的一个人，跑到北京改行做编剧，现在开名车，住豪宅，每次出门都要戴墨镜，副驾驶座位上永远是新鲜的漂亮女人。可是在当年，对方的小说写得很烂，不要说讲一个故事，一句话都写不完整，满篇都是病句和错别字。可是造化弄人，写剧本的同行成了江湖大腕儿，坚持写小说的孙仁至今还挤在一间不足六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寒碜到不敢和人家见面。
问题是，很多事情未必努力就可以尽得所欲。艺术创作尤其残酷。过度的物质欲望也必定会损害艺术家的创作质量。孙仁的努力完全过了头。我是导演，使用什么样的剧本来拍摄，应该由我来决定；即使再强悍的制片方，也不能够左右我对于剧本的选择权利。否则我宁可放弃。孙仁的剧本完全不适合拍一部好电影。只能对他说，遗憾。
但是孙仁哭了。他哭泣的模样滑稽而生硬，充满了悲伤、焦灼和羞愧。就仿佛他所有的期望都已破碎。就仿佛他为自己的生活感觉到羞耻。看着他哭泣的样子，我心里涌现出深深的悲悯。平庸而困窘的生活如此轻易地毁灭了一个艺术家。很多时候，人们就这样看着他被伤害，却不能够说什么和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