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五一”假期裏，當城市裏的人們背著大包小包，帶著歡笑，忙碌著去那些風光名勝之地旅遊的時候，本文的主人公——中共山西省運城市紀檢委副書記梁雨潤告訴我，他必須去處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心就發揪。”他用這詞形容內心的急切與憤慨。
關於他說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運城時他就說過，當時我覺得這事是橫在這位先進紀檢幹部麵前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出於“宣傳”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處理這樣的事照樣是個響當當的先進人物，如果這事處理不好或者處理成“夾生飯”，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動的地步嘛？但梁雨潤搖搖頭，他異常沉重地對我說：如果不能把這樣的事處理好，我以前縱然有中條山（當地的名山）一樣高大的“先進”牌牌，也等於零。為這事，我們曾經為“還能不能”使寫他的這篇作品問世而爭執過。
“相比暢春英一家十幾年來經受的打擊和遭遇，我們作為共產黨的幹部，是否宣傳自己已經顯得不那麽重要和沒有多少可比性了。真的，不瞞你何作家，我曾暗想過，如果像暢春英家出的那種事，已經到了我的手上再解決不了，我寧願舍官回家跟著老父親管蘋果園去，因為我覺得比起暢春英這樣的老百姓他們受的冤屈，我們當不當官，能不能升職，似乎顯得一點也不重要了。如果說當官還能解決好像暢春英家這樣的老大難問題，那我覺得自己的這個官沒有白當……”梁雨潤說上麵這段話時顯得很激動。
我為前途無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從第一次接受中紀委有關部門的邀請采訪梁雨潤後的幾個月時間裏，我一直擔心著他處理暢春英事件的整個發展進程。
這件事處理起來實在太難，因為難在我們常人無法想像得出世上竟然還會發生這樣的事——一對農民夫婦，當活生生的兒子被殺害後，為了尋求法律的公正判決而將死去的兒子裝入棺材放在家裏整整13年，家貧的夫婦兩人到處上訪告狀。期間，丈夫不堪悲哀與經濟負擔，重病纏身，終因積勞成疾，卒於中年。身為母親和妻子的一位農家婦女，身懷海一樣深的悲憤，又將丈夫裝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頭，然後傾家**產，揮淚出門，再度走上上訪遙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