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２日，當我吃過早餐後，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了電話。
“喂，是何作家嗎？我現在正在暢春英家呀！昨天？喔，對不起，昨天本來我要來暢春英家的，可一早起床後感到胸悶，渾身乏力，家人急得把我送到了醫院，結果沒有來成。今天醫生還是不讓我動，可不行啊，我必須爭取利用這個‘五一’假期把暢春英家的事處理了，否則節後一忙又不知拖多少日子呀！”是梁雨潤書記的聲音。
“事情進展怎麽樣啦？”我問。
“我現在正在進一步做暢春英的工作，她還是擔心法院的判決能否執行，所以……”
“所以她還是不想把兩具棺材埋了？”我最為梁雨潤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於是很著急地問：“那你現在有什麽辦法呢？”
梁雨潤：“做工作唄！另外我向河津市法院打聽了一下，主要是運城市中院的終審下來後，暢春英本人沒有主動向河津市法院提出執行申請，這是她不太清楚法律程序，所以事情耽誤了……”
“這個問題應該好辦，讓她馬上寫份東西向法院提出嘛！”我說。
“是的。我正在找律師幫她做。不過不巧，這幾天法院不是也在放假嘛。”
這可是有點“天不助梁雨潤”呀！但我馬上聽到他說：“這事我正在與河津市的法院院長聯係，爭取他配合……喂何作家，對不起，手機快沒電了，先說到這兒吧，我馬上要到暢春英的一個親戚家，希望他一起做做暢春英的工作……”
“嘟，嘟，嘟……”電話斷了。我的心也跟著又懸在半空。
３號一天梁雨潤沒有來電話，我也不敢打擾他。
4號午飯前，我又忍不住拿起電話。
“喂喂，何作家嗎？告訴你，事情進展已經差不多了，定在８號棺材入土，現在我還在小梁鄉，你放心好了！我這兒正忙著給市鄉村三級幹部商量暢春英家的喪事怎麽個安排，到時再跟你說具體情況啊……”聽得出，梁雨潤正在給幹部們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