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民主政体，社会上的一切成员都只不过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根据已成文的规章——如果把它称作规章可以算是恰当的话，因为它不过是对于一切道德原则中最简单的原则的承认而已——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有才能或财富，谁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也就无需成文制度来帮助它产生作用。
然而，的确也有一些缺点看似可能是民主平等的必然结果。在政治社会里，假定愚蠢的人在数量上总会超过聪明的人是合乎情理的。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全体的福利就将完全受无知及愚蠢的人所支配。”的确，无知的人一般是十分愿意听从贤达的人的。但是，正由于他们的无知才使得他们不能判断他们的向导的优点。比起那些虽然动机比较纯洁而才能却不太出众的人，那些不安分而狡猾的煽动政治家，常常具有迷惑他们判断力的更优越的条件。而且，煽动家可以永远有效地利用人性的一个可支配一切的缺点，即重视在眼前的表面利益，而不重视将来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利用人类的情感。迄今为止，政治一直就提出了全部人类智慧所不能解答的一个谜。狡猾的诡辩和花言巧语可以用来使问题更进一步地含糊不清。我们能够假设没经教育的群众能不受其骗吗？野心勃勃的捣乱分子所提出来的计划拥有一种粗俗的吸引力，却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的严肃而稳健的计划所不能媲美的，这难道不是时常发生的事情吗？
“人类幸福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就在于坚定不移且始终如一地运用某些固定的原则。而动摇不定和变幻无常则是民主政体的特点。只有曾经对自己的原则深思熟虑过的理论家，才能始终坚定地信奉这些原则。而一般群众由于从来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思想系统化，于是只有接受一切偶然冲动的支配并且易于跟着别人的思想走。但是，动摇不定同政治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不仅如此，民主政体是徜徉在人类感情的大海里的、一艘没有装载压舱物的巨大而笨重的大船。这种不受限制约束的自由，几乎在刚刚到手的时候就有失掉的危险。在人类事务的这种安排下，野心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的欲望，他只需要通过迷惑和欺骗群众，就能够夺得绝对的权力。
“另外一种恶性的后果也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当民众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弱点后，他们越是热爱自由和平等，于是就更加疑虑不安。任何人只要表现出非凡的美德或者对他的国家做出杰出的贡献，他马上就会被谴责为意图专权，而各种各样的条件将会来支持这种谴责，诸如：一般的喜好新奇，妒忌功劳，以及民众不能理解比他们优越的人们的动机和品格等。他们将会像雅典人那样，讨厌听见阿里斯蒂德斯总被称为正直。这样，美德就会常常成为无知和嫉妒的牺牲品。因此，人类思想在进步到最高阶段时所能想到的一切，不论多么开明和优雅，都会时常被极度放肆的**和野蛮愚蠢的粗暴意图所压制。”
任何建立了民主原则的地方，如果都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么人类的本性的确是不幸的。要设计出一种不含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成分的统治形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前两种政体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看来，不可能有比它们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更大和更根深蒂固的了。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得出来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公正、最堕落和最邪恶的景象了。因此，如果根据任何证据足以使民主政体也降低到跟这些既不公正又无理性的畸形制度同等的水平，那么我们对人类未来幸福的展望，就的确是值得悲叹的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不能不采取这样一种民主政体——具有人们附加于其上的一切缺点的——而又不能找到任何对待这种缺点的对策，它也还是要比所有其他形式更为可取。以雅典为例，即使它有过那一切骚乱和不稳定，有过庇西斯特拉妥和伯里克利的得人心而又温和的篡夺，有过那种可怕的贝壳投票流放制度——他们利用这种制度，习以为常地以毫不掩饰的不公正，就将一些杰出的公民不予定罪便加以流放，有过米太亚德的入狱，阿里斯蒂德斯的流放和福季翁的谋杀——即使有过这一切的错误，但无可争辩的是：雅典曾出现了比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国家都更为辉煌和更令人钦佩的景象。谁能够只是因为同时存在有一些不法行为，就否认他们对美德和独立精神的殷勤热爱呢？谁能够，只是由于他们偶尔屈从于放纵和急躁，就不留余地地谴责他们敏锐的心思、灵活的辨识力以及热烈的感情呢？雅典人民有过这样非凡的成就，这样优美的文化，他们快活而有节制，华而不奢，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世界上所曾经见过的最伟大的诗人、最崇高的艺术家、最完美的演说家和最公正的思想家；难道我们可以拿这样的人民，拿这个产生爱国主义、独立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圣地，同那种无情而自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国家相对比吗？看来平安无事并不是幸福。比起那种使人类思想最高的智能转向腐败和阴毒的平静死水，有点暴乱和动**不安反而要更好些。
通常在评价民主政体的时候，让我们产生判断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以为人类就是像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把他们造成的那个样子，并且根据这一点去判断他们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上的是否适应。如果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趋向不是破坏它们国民的美德和智力，它们就不会成其为邪恶的了。最有必要的事情在于消除一切阻止人类思想发挥其真正力量的障碍。轻信、盲目屈从权威、怯懦畏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自己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可能实现的良好意图——这一切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民主政体使人类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通过消除权威和压迫来教导他们只听从理性的指示，使他们有信心敢于坦率、朴素地对待所有其他人，劝导他们不再把别人看成是应当防范的敌人，而应看成是应当加以帮助的弟兄。当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盛行于周围国家的压迫和不公正时，他们不得不万分尊重和珍视自己享受的利益；从而能够最坚定地下决心去保卫这些利益。民主政体完全是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消极的，但其效果却是无法估量的。根据现在看到的人去推断将来可能会改变成什么样子了，没有比这更不切实际的了。如果我们运用严格而精确的推理，就不应对雅典有那么多的成就而感到惊异，而首先应该对雅典还保留这样多的缺点感到疑惑。
人类进步的道路是最为简捷的，即只要求做到言行都符合真理。如果雅典人在这方面再花点工夫，他们就不可能产生那么严重的错误。诚实而坦率地对待所有的人，公正地执法，一旦这些原则完全实行就会产生最良好的效果。它们开启智力，使人们敢于通过自己的判断来下决心，并能剥掉谣言误说的华丽外衣。在雅典，人们心甘情愿地受着光彩和外表的迷惑。如果能在他们的体制中找出产生这种缺点的错误，如果能够设计出一种政治社会的形式使人们习惯于朴质而冷静地进行判断，习惯于勇敢地面对真理，那么民主政体在雅典的社会里就不会再有动**不安、变化无常和暴乱这些最常见的特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更加万能可靠，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内心判断和实际行为的一致性更加可靠[1] .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中双方的力量是悬殊的，前者并不需要任何政治盟友的支持。真理发现得越多，尤其是有关社会之人的那一部分真理发现得越多，它就会更加简单明了。而且，我们会发现，它这样长期地遭受隐瞒，除了由于成文制度的有害影响外，是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原因可以加以解释的。
另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这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并不像前面所讲的论点那样重要，但它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古代民主政体不完善的原因。古代人不熟悉委任制或者代议制议会的想法，而我们有理由假设：在这样的议会里常常可以井然有序地处理事务，如果把这些事务交给公民普遍讨论，就会造成很大的**和麻烦。[2]依靠这种可喜的办法我们既能获得贵族政体的许多假想的好处，也能获得民主政体的许多实际的好处。国家事务交给有更高等的教养和才智的人去讨论；也许我们不但可以把他们看作是表达他们选民意见的指定中介人，而且还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在某些场合下被授权代行其事，正如没有学识的父母把管教子女的权力交给比自己成就更大的教师一样。如果选民明智，在政治问题上不放弃运用自己的智力，对代表行使监察权，并且在代表作出充分的解释后仍不能使他接受代表的意见时，他熟悉委托另外一个人来代表他的办法，如果具备这些条件，那么这种想法在适当范围内可能是值得认可的。
像雅典和罗马人那样庞大而混杂的民众大会，也许总是必然会产生一些骚乱并且容易产生本章开始所列举的许多民主政体的弊端。而代议制的真实价值体现在：一个由群众委托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将避免许多类似缺点。但是代议制的统治必然是不完善的。如前所述[3]，多数必须压服少数，而少数在提出反对意见和表示异议之后，实际上竟然屈从于自己表示过异议的意见。从文明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上来讲，这一点乃是值得惋惜的。可是代议制还加重了这种同政治统治不可分割的弊害。这种制度使立法权进一步脱离了注定必须守法的人民。因此，代议制虽然是对某些弊端可采取的一种对策，或者不如说是一种缓冲手段，但也并不是美好和完善到足以使我们把它当作是社会秩序所能达到的进步的顶峰[4]，并能将之加以完全信赖的对策。
以上就是民主统治的一般特征，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就此放开。我们对于一切能够使我们确定它的所有优点的各方面，都应该进行最全方位的考查。我们即将继续研究人们提出的进一步的反对意见。
[1]参见第一篇，第五章。
[2]关于这种制度的普遍根据，见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四章。限制它的价值的例外情形将见于本篇第二十三章。
[3]参见第三篇，第二章。
[4]参阅本篇第二十三、二十四两章关于本问题的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