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宣布了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原则
在谈论革命之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革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按照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说法，革命就是“在几年的时间里，快速瓦解花了数个世纪在这片土壤里生根发芽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似牢不可破，即使是最激进的改革者都不敢落笔攻击这些制度。革命就是在短期内击垮迄今为止在某个国家中组建了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所有根基。”
18世纪，法国旧的文明已经陈腐不堪，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路易十四期间，国王说一不二，他就是国家。王公贵族曾是联邦国家的公仆，到头来却无所事事，成了皇宫的社交附庸。
然而，18世纪的法国开销却相当惊人。钱必须从税收中来，不幸的是，之前法国的国王一直都不够强大，没能让贵族和神职人员都缴纳税款。于是税赋就全部落在了法国农业人口的头上。农民们住在阴暗潮湿的窝棚里，已经不再能够直接见到他们的地主，而是沦为不合格的残忍地产经纪人迫害的对象，他们的境况每日愈下。他们当然不会努力劳作了。土地的收成更多就意味着赋税更重，而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他们尽可能地懈怠田间劳作。
于是，法国的国王表面辉煌，信步走在宽阔的宫殿大厅里，身后跟着谄媚的寻求官职的人，所有的这些人都靠着从农民身上搜刮的税收养活，而农民的境遇已经和耕地的牲畜无异了。这样的画面看上去一点也不美，但这就是事实。然而，所谓的“旧秩序”还有另外一面，我们也不能忽略。
富有的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关系紧密，通常都是通过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和贫穷男爵的儿子之间联姻而成，宫廷里出入的都是法国最有趣的人，这一切都将优雅的生活方式推到了制高点。举国上下最聪明的大脑不能思考政治经济的问题，于是百无聊赖之间，他们就开始讨论抽象概念。
思维方式和个人举止的风向也同服饰的变化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当年最矫揉造作的团体突然也对他们认为的“简单生活”产生了极大兴趣。法国（本土、殖民地以及其属国）的绝对拥有者——国王和王后带着众人住进了滑稽的乡村房子，打扮成了挤奶女工和马童，还装扮成古希腊山谷之间无忧无虑的牧羊人。在他们的周围，侍臣跳舞邀宠，宫廷乐师献上可爱的小步舞曲，御用理发师设计的发型越来越复杂昂贵，最后因为实在是无事可干，无聊烦闷，凡尔赛王宫这个虚伪世界里谈论的都是最远离他们实际生活的话题。
伏尔泰是一位勇气可嘉的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是所有宗教和政治暴政的劲敌。他开始攻击法国现有体制中的每一样东西，这时整个法国都为他鼓掌，他的戏剧大受欢迎，所有的观众都只能买站票。让-雅克·卢梭多愁善感地描述了原始人的生活，给他同时代的人带来了一幅原始人在这个星球上幸福生活的愉快画面，（事实上他对原始人一无所知，他对儿童也知之甚少，可却是公认的儿童教育的权威），整个法国都在拜读他的《社会契约》，书中的国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国王。他们听到卢梭呼吁回归国家权力在人民手中，国王只是人民公仆的幸福年代，个个都流下酸楚的泪水。
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一书，在这本书中两位杰出的波斯旅行家把法国现有社会搞了个翻天地覆，上至国王，下至国王手下最底层的六百位糕点师，都被嘲弄了一番，这本书立刻印刷了四次，为作者的著作《论法的精神》带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中，孟德斯鸠这位高贵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制度与法国的落后制度进行了比较，他提倡用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的国家代替绝对的君主体制。后来，巴黎的书商勒布勒东宣布狄德罗[281]、达朗贝尔[282]、杜尔哥[283]和二十位其他著名作家要出版一套百科全书，书中将会涵盖“所有的新理念、新科学和新知识”，公众对此的反应让人极为满意。22年后，这套28卷的百科全书面世了，对当时的局势做出了最为重要但也非常危险的讨论，警察的干预姗姗来迟，法国社会对这本书的热情已经无法抑制。
我要在这里提醒一下你。你读到一本法国革命的小说，或是看到有关它的戏剧或是电影，很容易觉得法国大革命是巴黎贫民窟暴民的杰作，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暴民经常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但无一例外都是在中产专业人士的煽动和领导之下，中产者让这些饥肠辘辘的群众成为自己的高效联盟军，来对抗国王和他的宫廷。引发了这场革命的基本概念来自数位头脑敏锐之人。一开始，他们被引荐到了“旧体制”的迷人沙龙中，为陛下宫廷里百无聊赖的淑女和绅士提供无害的消遣，这些人喜欢娱乐，漫不经心，消遣着社会批评的危险焰火，最后火花落在了地板的裂缝上，地板如同整个建筑一样，都已陈旧腐败。很不走运，火花落在了地下室里，地下室里胡乱堆放着多年的垃圾。接着就听到“着火了”的呼喊声。这栋房子的主人凡事都感兴趣，可就是对管理财产一无所知，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扑灭这一小处的火警。火势很快就蔓延开了，整座大楼都燃起了熊熊大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了讲述方便，我们可以把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89年到1791年，在这期间人们或多或少还是有序地想要引入君主立宪这一体制。目标没能实现，部分原因是因为君主缺乏诚意而且愚蠢，还有部分原因就是局势的发展已经不可控了。
第二个阶段是1792年到1799年，人们成立了共和国成立了，并且想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但经历了多年的动**，多年诚心却无效的改革尝试之后，暴乱终于爆发了。
当年法国政府欠债达到了400亿法郎，国库空虚，而且已经没有办法再设立新的税收科目，好好先生国王路易（是个精湛的锁匠，出色的猎手，却是个非常糟糕的政治家）也懵懵懂懂地觉得该有所作为了。于是他招来了杜尔哥，请他做自己的财政大臣。德·奥尔纳男爵安尼·罗伯特·雅克·杜尔哥60出头，是正在快速消失的地产贵族的杰出代表，曾经成功担任了外省总督的职务，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杜尔哥尽其全力，不幸的是，他也无法创造奇迹。农民早已穷困不堪，多一分钱的赋税也拿不出来了，而贵族和神职人员一分钱的税款都没有缴纳过，有必要从他们身上筹钱了。这一来，杜尔哥就成了凡尔赛王宫的众矢之的。而且，他还不得不面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敌意，如果有人胆敢在她的面前提到“节俭”这两个字，那必定要成为她的敌人。很快，杜尔哥就有了“不现实的空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称号，他当然就位置不保，1776年，杜尔哥被迫辞职。
“理论教授“之后上台的是一位有实际商业头脑的人。他是一位勤勉的瑞士人，名叫内克尔，靠着投机粮食和合伙经营国际银行发家致富。他的妻子野心勃勃，撺掇他从政，这样就能给女儿挣得社会地位，后来他的女儿嫁给了瑞典驻巴黎的公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了19世纪早期文学界的著名人物。
就像杜尔哥一样，内克尔热忱地开始了工作。1781年，他公布了一份针对法国财政的细致评估。国王完全看不懂这种报告。他刚刚派出军队前往美洲，帮助殖民者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英国人。这次出兵耗资巨大，内克尔得为军队寻找必须的资金。他没能拿出更多的税收，而是公布了数字，搬出了数据，开始发出有关“必要节俭”的沉闷警告，于是他在台上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了。1781年，他因无能而被解除了职务。
教授下台了，实际的生意人也下台了，接着上任的这位财政大臣非常讨人喜欢，他说，如果大家相信他万无一失的制度，他就能保证每个人的钱每个月都能得到百分之百的回报。
他就是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一心想要往上爬的政府官员，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不折手段和撒谎欺骗一路走了上来。他发现这个国家负债累累，但他是机灵人，想要讨好所有的人，于是他发明了一种快速补救的方法。他签下新债，偿还旧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自古以来这样做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到3年的时间，法国政府的债务就增加了8亿法郎，这位财务大臣魅力十足，无论陛下和可爱的王后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不担心，只是微笑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可爱的王后陛下青年时代在维也纳早就养成了奢靡的生活习惯。
巴黎国会（这是最高法庭，而非立法机构）并不缺少对君主的忠心，到了后来也觉得该有所行动了。卡洛讷还想要借贷8000万法郎。这一年庄家收成很不好，农村地区民不聊生，人们忍饥挨饿，情况非常严重。必须采取理智的行为了，否则法国政府就会破产。国王则是一如既往地毫不知情。咨询一下民众代表难道不是个好法子吗？自从1614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看到危机步步紧逼过来，人们就有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然而从来不做决定的路易十六却拒绝走出这一步。
为了平息民怨，他于1787年召开了名人会议。这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法国的显贵家族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可是绝对不会侵犯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免交税赋的特权。想要期待这样的阶层为了其他同胞公民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那就是痴心妄想了。与会的127位名人顽固不化，拒绝放弃任何一项古老的权利。大街上饥肠辘辘的人群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作为财政大臣。名人会议的答复是“不行”。街上的人群开始打砸窗户，以及其他各种不得体的行为。名人们逃跑了。卡洛讷被解除了职务。
接着平淡无奇的红衣主教梅尼·德·布里耶纳上台成为了新的财政大臣。路易的子民饥饿难耐，发出了疯狂的威胁，迫于压力，国王路易十六同意“在可行的条件下，尽快”召开三级会议。听到这样是是而非的许诺，当然是没人满意。
这一年的冬天是近一个世纪里最寒冷的。田里的庄家要么就被洪水淹没了，要么就冻死了。普罗旺斯的橄榄树都冻死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帮助灾民，可是对于1800万灾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在哄抢粮食。如果是上一代人面临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可是新派哲学已经显现出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枪支解决不了辘辘饥肠的问题，甚至是士兵也靠不住了（他们来自民众）。国王必须有所具体的行动来挽回民心了，但国王再次犹豫了。
在外省的某些地区，新派哲学的追随者创建了小范围的共和国。连忠诚的中产阶级也发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呼声（25年前北美反叛者喊出的口号）。法国即将陷入大混乱状态。为了安抚民众，挽回王室形象，政府出人意料地取消了之前严厉的图书审查制度。这一下，法国铺天盖地地都是各种印刷品。无论身处高位还是身份卑微，所有的人都在批评他人，所有的人都被他人所批评。出版的小册子超过了2000册。在泛滥滔天的指责声中，德·布里耶纳下台了。政府赶忙召回内克尔，让他尽力安抚全国范围内的躁动骚乱。股市立刻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在一段时期内，大众停止了指手画脚的评论。1789年5月将要召开三级会议，届时整个国家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就能很快解决当前的难题，将法国重建为一个幸福健全的国度。
民众普遍认为全国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就能解决难题，这一观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特别关键的时期里，这种观点制约了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没有在关键时刻抓紧政务，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因此人们又开始新一轮声色俱厉地讨论该如何改革国家。全国各地的警力都大大削弱了。在职业煽动家的带领下，巴黎郊区的民众逐渐领悟到自己具备的力量，开始扮演有史以来所有**中民众的角色，他们成为了革命实际领导人手中的残忍力量，这些领导人支配这股力量来谋求使用合法方式无法获得的东西。
为了安慰农民和中产阶级，内克尔决定他们在三级会议中有双倍的代表人数。神父西哀士[284]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得出了第三等级（中产阶级的名号）应该代表一切的结论，在过去，第三等级什么都不是，现在第三等级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他表达了当时大多数关心国家利益的人的情感。
到了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进行了。选举结束后，当选的308位神职人员、285位贵族和621位第三等级的代表收拾行装，出发前往凡尔赛。第三等级的代表还额外带上了很多报告记录，其中很多都是选民写下的申诉和抱怨。拯救法国的舞台已经搭上，马上就要上演最后一幕大戏。
三级会议在1789年5月5日召开了。国王心情不佳。神职人员和贵族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打算放弃任何一项特权。国王下令各级代表在不同的房间开会，各自讨论自己的苦处。第三等级的代表拒绝接受这一王令。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网球场（为了这次非法集会专门搭建而成）庄严宣誓，坚持要贵族、神职人员和第三等级一起开会，他们把决定告诉了国王陛下。国王让步了。
作为“国民大会”，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体制。国王生气了，但他再次犹豫了。他说他绝不会放弃国王的绝对权力，接着就打猎去了，一下就忘记了国家体制的事情，等到围猎回来，他又让步了。他总是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人民呼喊着要想要A这件东西，国王一顿训斥，什么都不肯给他们。接着，等到穷人聚集在一起，围着他的皇宫嚎叫之时，他就让步了，把子民们想要的东西给了他们。可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A了，他们还想要B。闹剧就这样重复下去。等到国王陛下签署圣旨，赐给他深爱的子民A和B之时，他们已经在威胁要将王室斩尽杀绝，除非国王还同意给他们C，就这样，人们的要求不断增多，最后国王走上了断头台。
不幸的是国王总是慢半拍，而他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这一点。等到自己把头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他还觉得满腹委屈，自己已经倾尽能力去关爱子民，反而还受到了这样不公的待遇。
正如我常常提到的，历史上的“如果”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轻易就可以说，“如果”路易十六能力再强一点，心肠再狠毒一点，那法国的君主制就可能保留下来。但国王并非一个人。“即使”他拥有拿破仑的魄力，身处这样危难的时刻，他的妻子也有可能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妻子是奥地利玛利亚·特里萨的女儿，长在最具贵族气质和中世纪特征的宫廷中，拥有一个年轻女子所有的美德和恶习。
这位王后决定必须有所行动，于是计划了一场反革命行为。内克尔突然被解除了职务，皇家军队也被召唤到了巴黎。人民群众听到这个消息，蜂拥来到了巴士底狱，群起攻之。到了1789年7月14日，他们摧毁了人人都知道的巴士底狱，这座遭人憎恶的专制象征建筑早就没有关押政治犯了，里面关押的是小偷和入室盗窃犯。许多贵族得到消息，明白事态不利，纷纷离开了法国。但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无作为。人群攻占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他在狩猎，打死了几只鹿子，心情非常愉快。
国民大会开始工作，到了8月4日，在巴黎民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中，他们废除了贵族和神职人员所有的特权。到了8月27日，《著名的人权宣言》出台了，这就是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曲。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失控，但王室显然还没有吸取教训。人民群众都在怀疑国王想要阻挠改革，结果到了10月5日，巴黎爆发了第二次暴动。暴动波及到了凡尔赛宫，人们把国王带回了巴黎的宫殿，暴动才又平静下去。把国王放在凡尔赛，人们不放心，他们要把国王放在可以监控的地方，他们要控制国王与维也纳、马德里以及欧洲其他王室之间的信件往来。
与此同时，在国民大会上，已经成为第三等级领袖的米拉波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可是他还来不及就于水生火热中挽救国王，就在1791年4月2日去世了。国王开始担心自己性命不保，6月21日这一天，他想要逃跑。可是在瓦雷纳村子附近，国民警卫队的人认出他就是肖像印在硬币上的国王，又被带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出台了，国民大会的与会者完成了使命，解散回家了。到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大会聚集在了一起，继续国民大会的工作。这次的大众代表中有很多极端的革命分子。其中最胆大冒进的就是雅各宾派，因其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会议而得名。这些年轻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士阶层）发表非常暴力的演说，这些演讲登载在报纸上来到了柏林和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皇帝决定他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拯救自己的兄弟姐妹。当时，他们正忙着瓜分波兰，波兰的政治分歧引发了混乱，整个国家陷入风雨飘渺之中，谁都可以来分得一杯羹。但他们好歹还是派出了一支军队入侵法国，解救国王。
整个法国都沦陷在一片恐慌之中。这么多年的饥饿和苦难，人们可怕的情绪累积到了最高点。巴黎的暴民对杜伊勒里宫发起了攻击，忠于王室的卫兵竭力捍卫他们的主人，可是无法下定决心的路易十六在人群开始撤退之际，下令“停止射击”。鲜血、喧闹和廉价的葡萄酒早就让人群丧失了理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瑞士人卫队，冲进了王宫，在会议大厅抓住了路易十六，当即宣布剥夺了他的王位，随即将他押到了圣殿老城堡，国王成了阶下囚。
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还在前进，恐慌情绪转变成了竭斯底里的兴奋，男人和女人都变成了残忍的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周，人群攻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政府没有干预。丹东领导的雅各宾派知道这是革命成败与否的关键时刻，只有最残忍的厚颜无耻才能拯救自己。立法大会闭会，1792年9月21日新的国民公会召开了，与会成员几乎全都是极端的革命分子。国王被控犯了叛国罪，受到了国民公会的审判，最终以361票对360票被判有罪，其中关键的一票就是他的堂兄奥尔良公爵投出的。国王被判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平静而不失尊贵地走向了断头台。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人们这样打杀吵闹是为了什么。他也过于孤傲，不肯向人求教。
之后，雅各宾派转而攻击公会中的稍微温和的吉伦特派成员，他们来自南方的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特殊的革命法庭成立了，吉伦特派21位领导人物被判死刑。其他的人自杀生亡。吉伦特派成员诚实而有才华，但他们太理性太温和，无法在这恐怖的岁月中幸存下来。
1793年10月，雅各宾派暂停宪法，要等“应该宣布和平之际”才会恢复。所有的权力都到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一小撮人的手里，其领导人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他们废除了基督教和老历法。“理性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托马斯·潘恩曾经妙笔生花地写过这个话题）已经来到，伴随而来就是持续了一年多的“恐怖统治”，每天都有七八十人脑袋落地，其中有坏人，也有好人，也有对革命无动于衷的人。
国王的专制统治的确是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人的专政，他们对民主是如此热爱，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觉得必须斩草除根。法国变成了屠宰场，人人都在疑心他人，人人自危。上一次国民大会的几位与会者知道下一个上断头台的就是他们了，完全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终于转而反对罗伯斯庇尔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将之前大部分与他共事的人斩首了，这位“唯一的真正的纯正的民主党人”试图自杀，却没有得逞。子弹只是击碎了他的下巴，人们匆忙包扎了他的伤口，拖着他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根据革命的奇特历法，那就是第二年热月的9号），恐怖统治走到了尽头，整个巴黎欢欣起舞。
但法国还处在危难当中，在革命的敌人被彻底清除出法国领土之前，政府权力有必要留在少数几个强有力的人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河、意大利、比利时和埃及浴血奋战，击败了大革命的所有敌人，与此同时，督政府的5位督政官上任，统治了法国4年的时间。后来权力落到了一位出色的将军手中，这位将军的名字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在1799年成为了法国的“第一执政”。之后15年的时间里，古老的欧洲大陆成为了数个政治试验的实验室，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