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甫在父亲的婚礼上充当过伴郎的角色，他是我父亲有限的朋友中一个不能忽略、不可跨越的人物。类似的几位，比如刘春霖，比如七舅爷，都是在我出生之前逝去的，以致让我未能与这些精彩人物谋面。而王国甫则不同，我跟他是打过交道的。父亲曾一度想把我过继给王家当女儿，以慰老两口孤寂的晚年。当然，父亲的想法没有实现，否则我就该姓王，而不是姓金了。
在谈论王国甫之前还得再说说我的父亲。我父亲一辈子没打过孩子，但是他有将儿子脱光了衣裳赶出家门的习惯，我的几个哥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五岁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父亲将家里的老七叫到南屋，也不训斥，只一味地让脱衣服。隔着窗户，我听见父亲压低着声音愤怒地命令老七，脱！你给我脱！
老三说老七犯了大错，原来老七偷偷给柳四咪往南京写过几封很缠绵的信。柳四咪是谁？柳四咪是我的大嫂，小叔子迷恋嫂子，太荒腔走板，难怪我父亲生气。其实，那个柳四咪原本是老七的恋人，被老大横插了一杠子，生生把这对鸳鸯拆散了。老七的对象成了老大的夫人，老七当然不甘心，就一封封往南京写信，问柳四咪究竟是怎么回事。信被老大截了，返回我父亲手里，把老七搞得很被动。父亲很生气，要单独整治他这个行为出圈的小儿子。
谁都不敢进去劝，依着父亲的脾气，劝解者的下场不会比肇事者好到哪儿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是从来不往里掺和的，对儿子们的“遭难”，她采取的是置若罔闻、不予理会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儿子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嫁入金家，大儿大女已经早早地站在那里了，孩子们叫她“额娘”，是客情多于亲情。母亲知道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在分寸上拿捏得很准确。父亲极少在家里出现，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游历，他的儿女们大多在他无为而治的状态下成长起来。他的教子方针却又是无为而无不为，一旦他因为哪件事生了气，动了真格儿的，那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不妙，对儿子们来说就十分的悲惨。
父亲从来不对女儿们发脾气，他把对女儿们的教育交给了母亲。
我还记得，那天老七是光溜溜地从南屋出来的。父亲对老七教育得十分彻底，连裤衩也扒得精光，绝对的一丝不挂。时已立冬，老七光着屁眼子在院里站着，三十岁的老七这时候谈不上一点儿尊严。他簌簌抖着，低着头面朝着影壁，背负着从各屋窗帘后投出的同情、怜悯甚或幸灾乐祸的目光。父亲不依不饶地还将他往大街上赶，老七无言地抗拒着。他知道，走出家门将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现眼，将是把脸丢到大街上的无可挽回。不唯是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们都是如此，大门内北墙的影壁是他们所能承受羞辱的底线，再不能朝前走了，一旦走出家门，就会跟老五一样，没救了。父亲也不糊涂，把儿子赶到影壁处也就适可而止，不再硬逼；过与不及皆罪也，掌握火候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一下没拢住，我从屋里蹿出来，来到光屁股的老七旁边，老七立刻用双手将他不便之处捂了。
我说，嘻嘻……
老七一脸尴尬，低声呵斥，滚！
我说，我看见你的屁股啦！
老七满脸通红，羞恼地连连低吼，滚、滚、快滚！
母亲远远地站在台阶上叫我，让我进屋去，说要跟我玩翻绳。我不去，翻绳哪里有光屁溜溜的老七好看？那条绳子随时可以翻，光屁股老七却不是随时可以见，我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母亲不便过来，他们之间有条越不过的沟，我相信，母亲要是老七的亲妈，她早就跑过来了，可惜母亲不是。
我围着老七不断地走动，好奇又无耻，这把老七弄得很不安，他对我龇牙咧嘴，一门心思全为了对付我，早已忘了正屋里老虎一样的父亲。
小北风刀子一样地刮着，出外觅食的老家贼们唧唧喳喳地飞回来了，钻进了房檐下头的窝。我围着线围脖，戴着线帽子，站在影壁前感受着傍晚的美好；在看老家贼们回家的同时更想看的是老七如何下台，也就是这出光屁眼子的戏如何收场。
掌灯的时候，父亲穿着大衣要出门。母亲问父亲到哪儿去，父亲说上吉祥听戏，吉祥上演程砚秋的《三击掌》。我说我也要看《三击掌》，父亲说，走！就拉上了我一块儿往外走，走过老七身边，父亲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也学着父亲哼了一声。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的离去是给了老七一个台阶。父亲前脚走出家门，老七后脚就像兔子一样逃回后院，动作之敏捷，之快，一反他黏糊的性情。用看门老张的话说是“一道白光，倏忽不见”，可惜这样的精彩我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