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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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甫在父亲的婚礼上充当过伴郎的角色,他是我父亲有限的朋友中一个不能忽略、不可跨越的人物。类似的几位,比如刘春霖,比如七舅爷,都是在我出生之前逝去的,以致让我未能与这些精彩人物谋面。而王国甫则不同,我跟他是打过交道的。父亲曾一度想把我过继给王家当女儿,以慰老两口孤寂的晚年。当然,父亲的想法没有实现,否则我就该姓王,而不是姓金了。

在谈论王国甫之前还得再说说我的父亲。我父亲一辈子没打过孩子,但是他有将儿子脱光了衣裳赶出家门的习惯,我的几个哥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五岁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父亲将家里的老七叫到南屋,也不训斥,只一味地让脱衣服。隔着窗户,我听见父亲压低着声音愤怒地命令老七,脱!你给我脱!

老三说老七犯了大错,原来老七偷偷给柳四咪往南京写过几封很缠绵的信。柳四咪是谁?柳四咪是我的大嫂,小叔子迷恋嫂子,太荒腔走板,难怪我父亲生气。其实,那个柳四咪原本是老七的恋人,被老大横插了一杠子,生生把这对鸳鸯拆散了。老七的对象成了老大的夫人,老七当然不甘心,就一封封往南京写信,问柳四咪究竟是怎么回事。信被老大截了,返回我父亲手里,把老七搞得很被动。父亲很生气,要单独整治他这个行为出圈的小儿子。

谁都不敢进去劝,依着父亲的脾气,劝解者的下场不会比肇事者好到哪儿去。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母亲是从来不往里掺和的,对儿子们的“遭难”,她采取的是置若罔闻、不予理会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儿子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嫁入金家,大儿大女已经早早地站在那里了,孩子们叫她“额娘”,是客情多于亲情。母亲知道自己在家中的角色,在分寸上拿捏得很准确。父亲极少在家里出现,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游历,他的儿女们大多在他无为而治的状态下成长起来。他的教子方针却又是无为而无不为,一旦他因为哪件事生了气,动了真格儿的,那结果是百分之百的不妙,对儿子们来说就十分的悲惨。

父亲从来不对女儿们发脾气,他把对女儿们的教育交给了母亲。

我还记得,那天老七是光溜溜地从南屋出来的。父亲对老七教育得十分彻底,连裤衩也扒得精光,绝对的一丝不挂。时已立冬,老七光着屁眼子在院里站着,三十岁的老七这时候谈不上一点儿尊严。他簌簌抖着,低着头面朝着影壁,背负着从各屋窗帘后投出的同情、怜悯甚或幸灾乐祸的目光。父亲不依不饶地还将他往大街上赶,老七无言地抗拒着。他知道,走出家门将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现眼,将是把脸丢到大街上的无可挽回。不唯是老七,老大、老二、老三们都是如此,大门内北墙的影壁是他们所能承受羞辱的底线,再不能朝前走了,一旦走出家门,就会跟老五一样,没救了。父亲也不糊涂,把儿子赶到影壁处也就适可而止,不再硬逼;过与不及皆罪也,掌握火候是十分重要的。

母亲一下没拢住,我从屋里蹿出来,来到光屁股的老七旁边,老七立刻用双手将他不便之处捂了。

我说,嘻嘻……

老七一脸尴尬,低声呵斥,滚!

我说,我看见你的屁股啦!

老七满脸通红,羞恼地连连低吼,滚、滚、快滚!

母亲远远地站在台阶上叫我,让我进屋去,说要跟我玩翻绳。我不去,翻绳哪里有光屁溜溜的老七好看?那条绳子随时可以翻,光屁股老七却不是随时可以见,我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母亲不便过来,他们之间有条越不过的沟,我相信,母亲要是老七的亲妈,她早就跑过来了,可惜母亲不是。

我围着老七不断地走动,好奇又无耻,这把老七弄得很不安,他对我龇牙咧嘴,一门心思全为了对付我,早已忘了正屋里老虎一样的父亲。

小北风刀子一样地刮着,出外觅食的老家贼们唧唧喳喳地飞回来了,钻进了房檐下头的窝。我围着线围脖,戴着线帽子,站在影壁前感受着傍晚的美好;在看老家贼们回家的同时更想看的是老七如何下台,也就是这出光屁眼子的戏如何收场。

掌灯的时候,父亲穿着大衣要出门。母亲问父亲到哪儿去,父亲说上吉祥听戏,吉祥上演程砚秋的《三击掌》。我说我也要看《三击掌》,父亲说,走!就拉上了我一块儿往外走,走过老七身边,父亲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也学着父亲哼了一声。

事后我才知道,父亲的离去是给了老七一个台阶。父亲前脚走出家门,老七后脚就像兔子一样逃回后院,动作之敏捷,之快,一反他黏糊的性情。用看门老张的话说是“一道白光,倏忽不见”,可惜这样的精彩我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