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話兒說，人一輩子得經過“三病三災”，沒有誰是平平安安過來的。
這話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點最後一個離開的。我們五個人，老大嫁了農民黃三圈；老二撂挑子，自個兒回了北京；老三當空軍去了；老五死在後順溝……剩下老四我，城裏來招工，不該我走也得我走，後順溝再沒有知青了。我屬於扒堆的菜，沒有挑頭。在招工的人的麵前，支書和發財把我誇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寫文章能作詩，幹活不惜力，非常聽毛主席的話，一心跟著共產黨走，是我們支部發展的第一個知青黨員……要多好有多好，工廠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虧。招工的對我“自由職業”的出身提出異議。老支書說，?，自由職業就是沒人管著自覺幹的職業。咱後順溝的貧下中農都是自由職業，地富反壞想當自由職業也當不成。
招工的問我，你爸爸到底是幹什麽的呢？怎個自由職業法？
我說我爸爸是教書的，是美術教員，在江西紅軍那會兒就給紅軍教美術了。招工的說，這麽說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紅軍幹部，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再小也是省軍級，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幹部”呢？傻呀你！
我說，我爸爸雖然革命早，但是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
招工的說，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們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這樣的。那麽你爸爸解放以後身份公開了吧？
我說，他是政協委員。
招工的說，你看看，我說共產黨不會虧待為黨作出貢獻的老幹部吧！
打了一個又一個的擦邊球，我母親傳給我的那點小機靈、小聰明這會兒全用上了。我對組織說瞎話了嗎？沒有，我說的都是實情。隻不過彼此的理解有差異罷了，怪不得我。老支書在一旁添油加醋說，娃她大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動派生生在監獄裏關了好久，還拉出去陪綁，到底人家也沒叛變革命，立場堅定得很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