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醫院，才知道農場換了一大批人，各車間有“問題”的全調換來了，這裏真正成了“問題”大本營。經曆相對簡單的青工班解散，柳陽和、趙癟，甚至家在河對岸的孫銀正也調回了西安。我沒得到回城的消息，被留了下來。聽說外調的人回來了，從場部“首長”那諱莫如深的眼光裏，我知道一場動**正向我襲來，不知什麽樣的命運在前麵等待著，心裏充滿了恐怖。這種恐怖是發自內心的，不可遏止的，是被動又不能掌控的。像過山車即將到達頂峰的緊張，也像即將跳入旋渦的莫測。那種滋味兒就好像當今看恐怖片，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的出現，可怕的是它們出現前的渲染，強大的、無形的、致命的、無情的……
開始我想得比較簡單，大不了再回後順溝罷了。後來才知道，讓我回去那是便宜了我，他們要像貓玩老鼠一樣，把我玩個夠……
我的農場“五七”青工戰友們再難聚首。頂讓我掛念的就是孫銀正哥哥的病，那服藥，不知可有效果。
從河灘事件以後，我再不吃涼皮，怕見紅白相間的色彩。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學，一見到日本國旗就不舒服，不是對日本國旗怎麽的，是嫌棄那反差過大，引人遐想的顏色。
九十年代初曾經往農場寫過信，被退回來了，說單位已不存在，“五七道路”已經走完了；也打聽過紹義村的孫家，因屬於三門峽庫區，作為從甘肅遷回的移民，政府重新給安置了，那片地界二十年前就變成了化肥廠。
2009年夏天，看到電視報道，說中國腦外科專家用手術攻破了癲癇病發作難關。
到家了。
老七走了，走在我回到北京的這一天……隻有兩顆粒的玉米，又掉下一顆，還剩一顆。
抬頭望著恭王孫“北去中原，萬裏雲遮斷”的詞句，想哭，卻沒有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