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当权期间，刘邦的儿子，只要非吕后所生的，大多遭到了清算。除了赵王如意被毒杀外，刘友被饿死，刘恢被逼自杀，刘建去世得早，但其唯一的儿子也被吕后派人杀害，刘肥靠了给吕后女儿鲁元公主送礼才得幸免。
得以幸存下来的皇室，一个是淮南王刘长。他和吕后本有杀母之仇，其母赵氏本是赵王张敖献给刘邦的小妾，后来张敖获罪，赵氏也遭株连下狱。在吕后的逼迫下，赵氏生下儿子刘长后自杀，而后刘长就由吕后抚养长大。对这个养子，吕后视如己出，执政时期赏赐不断，母子感情很深。
而另一位幸存者，就是代王刘恒。他得以幸免的原因，除了个人低调外，也因他母亲薄氏在刘邦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失宠的嫔妃，对吕后毫无威胁。吕后当政时，他们母子在封地代地，得以躲过了那场政治斗争，并成为这场政治斗争最终的得利者。
薄氏在吕氏败亡后成为皇太后，刘恒更被迎入长安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仁君——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西汉的第三位皇帝(1)，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异母弟，母薄姬。先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后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是汉朝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昌盛的过渡时期。他和儿子汉景帝统治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治世”，被史家誉为“文景之治”。谥号为孝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霸陵。
和吕后有养育之情的刘长，并没有忘记生母被害之仇，不过他把账算在了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头上（赵氏入狱是由审食其经办的）。公元前177年，刘长在衣袖中暗藏铁锥，将已是辟阳侯的审食其诱出住所，并当街杀害。事后又命仆人魏敬将审食其的头颅割下示众，他本人则向彼时在位的汉文帝刘恒自首。汉文帝当时并未治他的罪，但三年以后，刘长以“谋逆罪”被汉文帝逮捕流放，其中罪状之一，就是杀害国家官员审食其。
在铲除吕氏家族后，由谁来继承帝位的问题，在当时的汉帝国里，也引起了一番争论。其中最主要的决定权，是在两大诛吕功臣陈平、周勃，以及出力颇多的宗室朱虚侯刘章手中。在吕后血雨腥风下幸存下来的刘邦皇子们，此时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二人。
当然也可以“隔代继承”，即从刘家子孙第三代里选一个接班人，那众望所归的只有一个人——齐王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而且在平灭吕家的过程里，正是他在山东扯旗，才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此居功至伟的人物，要接班当然名正言顺。
刘章（？—公元前177年），西汉初年宗室，汉高祖刘邦的孙子，齐悼惠王刘肥的次子。吕后称制期间被封为朱虚侯，后来由于在诛灭吕氏的过程中有功而被加封为城阳王。谥号为景王。
西汉帝国的最高权力，貌似和汉文帝母子是没什么关系的，但偏偏几个“众望所归”的人物都有问题。
首先是齐王刘襄，他手握精兵不说，家世更有问题：他的亲弟弟刘章娶了吕家的长孙女，也就是说他们家与吕家是儿女亲家。而刘襄本人的母舅一脉更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母家驷氏是山东当地大族，势力根深蒂固不说，也是以凶狠横暴著称，简直是一个山寨版的吕家。这样的人登了位，恐怕又要重演吕家专权的噩梦。
至于淮南王刘长，那更没法考虑，“母家恶”不说，他本人也是个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
所以，最合适的人选也只能是代王刘恒了，他本人没什么劣迹，他的母亲薄姬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当然，更关键的问题是，这娘儿俩无根无基的，平日里也低调，上了台做皇帝，看似也好控制。
被选为皇帝，对于远在代地的刘恒来说，是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当长安派来的使者来到代地邀请时，刘恒的反应却是不去。他的属臣们也认为，这说不定是长安方面的阴谋，是要把刘恒诱骗到京城杀害。促成刘恒态度转变的，是一次算卦。
当时刘恒特意请人来占卜，结果卦象显示，刘恒不久后就要继承父亲的事业，也就是当皇帝，有了这个暗示，刘恒这才启程去长安。但一路之上他极为谨慎，先派舅舅薄昭去长安打听消息，到了离长安只有五十里的时候，又派亲信宋昌先进长安城探路。就这样战战兢兢的，最终来到长安继承帝位。西汉开国后数年的血雨腥风，确实让他怕了。
初当皇帝的汉文帝，给群臣的印象是一个脾气极好的人，对待宗室和功臣都格外礼敬。他即位后的第一道旨意，就是在汉后少帝被废黜处死后大赦天下，然后对吕后时代遭打压的刘姓宗族大加厚赐，被吕后杀害的刘邦诸子后代，几乎全都被封了王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赦免了城阳王刘章的妻子——吕家长孙女吕氏，此举也为他赢得了宗室的支持。而对于在平定吕氏中居功至伟的周勃，刘恒更是极为敬重。周勃自恃有功，上朝的时候，经常狂妄无礼。刘恒不但不怪，反而抚慰有加，甚至每次退朝的时候，都亲自在朝堂上目送周勃离去。
但好脾气的汉文帝刘恒，绝不是一个甘于被人摆布的软蛋。他入京继承帝位时，在宣布大赦天下前，就命令自己的亲信宋昌以卫将军身份接管了南北二军，另一亲信张武，以郎中令身份接管宫廷兵权，不动声色地把军事权抓到手。登基之后的汉文帝，对诸如周勃等功臣们也颇多敲打。他入长安城时，周勃捧着天子符玺在城门口迎接，没想到刘恒不但不接纳，反而轻描淡写地说：“等到了我在长安的代王府邸再说吧。”一句话就压灭了周勃的气焰。
汉文帝登基后，周勃一度骄狂，汉文帝表面上很大度，却命亲信宋昌敲打周勃说：“你作为臣子，对皇帝却这样，难道忘记作为臣子的礼节了吗？”就在宋昌给周勃说完这段话的第二天，朝堂上，汉文帝就非常严肃，再无往日的谦和，周勃也就从此毕恭毕敬。周勃在汉文帝执政时期曾两次出任丞相。汉文帝大权在握后，命人劝他退休，结果周勃刚退休，汉文帝就昭告天下，命令所有居住在京城的侯爵回自己老家居住，不许在京停留，并特意派人传话给周勃：“我命令列侯归国，你是退休的丞相，带个头吧。”带头回家的周勃几年后遭人告发谋反，被逮入京城严刑拷打，还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说情，才最终得以释放，并保留了侯爵待遇。这以后的周勃在家规规矩矩做人，总算得了善终。
汉文帝在位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就是诸侯势力的膨胀。他在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77年，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这是西汉历史上第一场由宗室发动的反叛事件。三年后，淮南王刘长又被告发谋反，遭汉文帝逮捕流放。对待这两起叛乱，汉文帝努力给天下人展示的是他“以德服人”的形象，比如因谋反遭逮的刘长虽然被判流放四川，但汉文帝对臣子说：“我不是要治他的罪，而是要让他吃点苦，受点教训。”刘长流放路上，汉文帝特意关照，不但每天给予丰盛的肉菜米粮，更送美女一路侍奉。然而对哥哥的这番好意，刘长却无意消受，走到雍丘就自杀身亡了。事后，汉文帝把刘长的属地淮南国一分为三，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而后又趁齐王刘则死后无子的机会，把诸侯中地盘最大的齐国，一口气拆为七份。
这个不起眼的政策，在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代，演化成西汉消除诸侯国威胁的重要法令——推恩令。
刘长（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74年），西汉初诸侯王，汉高祖刘邦少子，妻雍氏，被封淮南王，力能扛鼎。汉文帝时期，刘长骄纵跋扈，常与汉文帝同车出猎；在封地不用汉法，自行制定法令。公元前174年，与匈奴、闽越首领联络，图谋叛乱，事泄被拘。朝臣议以死罪，被汉文帝赦免，但废除其王号，谪徙蜀郡严道邛邮，在途中不食而死。谥号为厉王。
汉文帝执政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治世——“文景之治”的开始。
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时期评价颇高，既因为此时汉朝经过几代休养生息，经济已初现繁荣，也因汉文帝在位时期一些独创的政策：一是取消用传制度，即刘邦时期设置关卡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二是弛山泽之禁，就是开放过去不让老百姓进入的山泽地区，促进经济发展。此外他还把田赋降为三十税一，减轻百姓负担。
而在军事方面，虽然此时的汉朝依然遭到匈奴侵扰欺压，但是汉文帝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成为汉军强大的奠基，这就是马政。即以政策手段，鼓励民间养马，并调拨大量军费，用于向北方草原买马，后来横扫天下的汉朝铁骑，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汉文帝执政时期的另一大成就，是解决了南越问题。所谓南越，就是秦始皇时期平定的百越地区。秦末战乱期间，百越曾在秦朝故将赵佗的带领下独立，在西汉建立后，赵佗被刘邦册封为诸侯王。但在吕后专权时期，由于西汉政策失当，导致南越叛乱，赵佗废除汉朝给他的封号，在岭南自立为王。汉文帝即位后，一面调动大批兵马南下，摆出大规模进攻南越的架势，一面修缮赵佗在中原的祖坟（赵佗是今河北正定人），并派陆贾率使团出使南越，谋求和平解决。软硬兼施下，终令南越再次归附汉朝。中国南北，在经过了吕后晚期的分裂后，终于再度统一。
汉文帝执政时期，被人称道的还有他的仁政——正式废除了秦朝时期遗留的诸多苛刻法令，特别是他给不同行为的犯罪划分刑期，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开创之举。此外也废除了秦朝时期的连坐制度和肉刑，尤其是把原本要剁手砍脚的肉刑，改为用打板子来代替，成为后人称道的善举。
不过，汉文帝时期，打板子的刑罚依然很重，通常在三百至五百下之间。按照司马光的说法，许多本来肉刑还死不了的罪犯，反而被打死了。
汉文帝治下的中国有多富裕，从一个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汉惠帝时期，册封爵位，给予的土地户口最多也就一万多户，少的只有五百户。而到了汉文帝时期，册封爵位，最多的可以给予五万多户，少的也有一两千户。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由此可见。
在汉文帝执政的二十三年里，他的另一个善举就是节俭。他的车骑、服饰，自始至终都没有添置改变，平日里他也只穿黑丝绸衣服。他个人的陵墓，也是汉朝皇陵中最简单朴素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勤俭坚持始终的帝王。
他还勤于纳谏，在公元前167年的诏书里，汉文帝声称百官的过错同样也应该由皇帝负责。《史记》记录的一件小事，也足够说明其品德：一次汉文帝出行到渭桥，突然有人骑马经过，冲撞了汉文帝的车驾。汉文帝大怒，要严惩冲撞者。但廷尉张释之认为，法律规定这种罪只能被处以罚金。汉文帝认为处罚太轻，当场呵斥张释之，张释之却毫无惧色，反驳说法律是皇帝制定的，就应该由皇帝和臣民共同遵守。如果皇帝坚持严惩，那就是破坏法律。最后，汉文帝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褒奖了严格执法的张释之。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写入《二十四孝》的皇帝。他对生母薄太后极尽孝道。薄太后有次病重，时间长达三年，汉文帝每天都亲自在床边侍奉，亲手喂水喂药。此种情景，不要说帝王家，就是在民间也格外难得。但如此孝顺儿子，却最终走在了母亲前面。
公元前157年，四十六岁的汉文帝过世。他留下的大汉帝国，已经是一个军力日益强大，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大汉帝国。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母亲。他临终的遗言有二，一是要妻子窦氏替他为母亲尽孝；二是要求把自己的陵墓以“顶妻背母”的方式安葬，以示对母亲的孝顺歉疚之情。
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西汉第四位皇帝，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在位。汉文帝刘恒长子，母亲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即窦太后）。谥号为孝景皇帝，葬于阳陵。
以汉文帝长子身份继承帝位的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期里最知名的大事，当数镇压诸侯反叛的“七国之乱”。而这场叛乱的导火索，也是他做太子时候埋下的。
当时入朝觐见汉文帝的吴国太子，与还是太子的刘启下棋，结果刘启连输几盘后大恼，外加吴太子嘴欠，连番语出讥讽，盛怒的刘启当场一甩胳膊，抓起棋盘把吴太子砸了个脑浆迸裂。惹下大祸后，汉文帝帮儿子遮掩，对外宣布吴太子暴病身亡，并给予其父吴王刘濞“免朝”的特权。
谁知吴王刘濞根本不吃这一套，吴太子的尸体被运回吴国后，吴王刘濞不但不纳，反而放话说：“我们都是刘家子孙，死了应该葬在长安，干吗要送回来？”结果护送吴太子尸体的车队只好原路返回，将吴太子葬在长安。吴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恩怨，从那时起就注定要有个了断。
汉景帝登基后厉行削藩，削弱诸侯威胁，从根子上说，还是为刘邦时期的分封制埋单。西汉立国的时候，全国一共有五十七个郡，其中由诸侯控制的，竟然达到了四十二个。作为中央政府的汉帝国，却仅仅掌握着十五个郡。西汉中央政府实际掌控的地盘，也就仅仅包括秦国时期的关中、四川地区，以及河南和河北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所谓的西汉中央政府，按控制区域论，只不过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而已，摆着“天子”的名分，国家力量却有限得很。
对汉景帝削藩政策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老师晁错。从汉文帝执政时期开始，晁错就是削藩论的坚决主张者。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此时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达成了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温和解决这个问题。
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已经几乎占有了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
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弹更是不可能的。
甚至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再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同样预料到诸侯叛乱的汉景帝，在“七国之乱”爆发前，其实也做了很多准备，一是往各路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以及巡查御使，这些人的存在，使中央可以及时掌握诸侯国的动向；另一个重要动作，就是加紧分化拉拢诸侯国。
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国中，还有八个诸侯国是坚决站在汉帝国中央一边的，包括梁王、代王、河间王、临江王、淮阳王、汝南王、广川王和长沙王。这八个诸侯国之所以支持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央的削藩政策，而是他们的血缘与汉景帝刘启太近，其中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代王是汉景帝的亲侄，其余的六个王爷，都是汉景帝的儿子。
对于他们来说，削藩固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吴王刘濞夺权，那么等待自己的就将是灭顶之灾。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也只有把自己捆绑在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战车上。
对这八个诸侯中实力最强的梁王，汉景帝给予大量的经济和武力支持，并且帮助他重新修缮梁国重镇睢阳的城池。结果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正是这座坚城的殊死抵抗，为西汉王朝扭转了战局。
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在造反之前，就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劲的诸侯。他的属地包括东阳郡、彰郡、吴郡，一共有五十三个县城，这个规模，即使放在战国时代，也超过了当时大国赵国、燕国等国的国土面积，俨然一方豪强。
而且刘濞不但有土地，更有资源，他所统辖的吴国，有两样当时绝对暴利的资源，一是盐，二是铜。盐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是必须买的，谁有了盐，谁就有了庞大的财源；而铜更不简单，铜是当时铸造货币的主要用材，有了铜，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铸钱，想要多少钱，去铸就可以。当时吴地所管辖的漳县，有整个西汉最大的铜矿。
当时的吴王刘濞，就是一个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腰杆子很硬的诸侯。在汉文帝晚期，吴国境内的军队，总数最多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这个规模不但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无人可以匹敌，甚至西汉中央军与之相比也不占太多优势。有钱有资源又有兵的刘濞，此时已经是西汉帝国的大敌。
刘濞造反的准备工作，也是既漫长又细致的。早在汉文帝晚期，他就已经和各路诸侯王串联，尤其是他和楚王一脉早就结成了共同进退的战略同盟。当时的楚王拥有城池四十多座，楚国的国土基本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地。楚国虽然没有吴国富庶，但地盘广大、人口众多，且山越部落林立，一旦发生战争，最多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百万大军，作战潜力极其巨大。
楚国和吴国之所以结盟，除了因为削藩动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有一个原因是两家血缘上的亲近。和其他诸侯国都是刘邦直系子孙后代不同的是，楚王和吴王都是作为刘邦的侄儿获得诸侯身份的，在刘姓宗族中，他们属于旁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要走到一起。
刘濞的另一个举动，就是联络齐地诸侯，刘濞拉拢了齐地中实力最强大的胶西王刘卯，相约推翻汉帝国后“平分天下”。他先后交通串联的，一共有十四个诸侯王，如果以国土面积论，这时候和刘濞结成“统一战线”的诸侯，其地盘已经远远大于汉帝国的实际统治区域。实力的对比，俨然枝强干弱。
刘濞（公元前215年—公元前154年），西汉诸侯王，汉高祖刘邦侄，封吴王。在封国内扩张势力，后来因汉景帝刘启采纳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王国封地，于是以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等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周亚夫击败，兵败被杀。
由吴王刘濞牵头，有七个诸侯参加，爆发于公元前154年的诸侯王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而事实上，按照刘濞之前的计划，这场叛乱本该是“十四王之乱”，但本来约好叛乱的一些诸侯中，淮南王和济北王因其臣下主要都是亲汉势力，拒绝执行王命，因此无法参与；燕王和城阳王属于首鼠两端的角色，在没有弄清楚力量对比前，他们也选择了按兵不动；庐江王和衡山王，则是因为和吴王刘濞有矛盾，不甘心居于刘濞之下，因此最后也没有买账；齐王本来准备参加，但齐王刘将闾原本是刘肥的正宗，早就不甘心居于胶西王之下，也不愿意受其节制，而且齐王的属下，多为主张“大一统”的儒生，他们也拼命阻挠。偏偏这时候，叛乱的胶西王又贸然攻打齐王，两家窝里反，自己先打了起来。
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早期，做的最为人诟病的事情，就是杀害力主削藩的重臣晁错。这件错事，按照后来许多文人的结论，是汉景帝“以退为进”的谋略。即明知晁错忠心的情况下，忍痛将他杀死，从而为平定叛乱赢得时间。
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汉景帝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
刘濞自己的话更表达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已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由于汉景帝委任名将周亚夫挂帅，仅用三个月就被平定下去。惨败的吴王刘濞逃到东越，被东越人砍了脑袋向西汉王朝请功。
事后，汉景帝开始了对诸侯们的清算，株连极广，不光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甚至在叛乱过程中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乃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了个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由中央直接掌控，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
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被中央收回，赋税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
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据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因获得了这个郡，汉帝国才得以从东到西建立起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汉景帝一生推行的诸多政策，大都是对其父汉文帝政策的延续。典型的有两个，一是继续修订刑罚，在汉文帝改肉刑为杖责的前提下，减少杖责的数量，以减轻刑罚；二是推广马政，不但鼓励民间养马，更广设官方马场。汉景帝时期是西汉养马业勃兴的时代，仅官方豢养的战马，总数就高达四十万匹，国家骑兵力量大大增强。
汉景帝的另一项成就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他任用学者文翁出任蜀地郡守，在四川地区试点官学，并从此推广全国。中国的政府办学，正是从此开始。汉景帝在位期间，郡一级的学府遍布全国，中国的文化教育从此蓬勃发展。这一举措，也被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沿用。
被认为推行仁政的汉景帝，却也有一项被人诟病的“劣迹”——重用酷吏。他所信用的司法官员郅都、宁成、周阳都是以执法严苛著称的。通过任用这些人，汉景帝不仅打压诸侯宗室，更严厉打压地方豪强。他效仿刘邦的做法，以修建阳陵的名义，将许多地方豪强迁移到关中地区，以弱化、分散他们的力量。他所信用的酷吏们更是六亲不认，就连汉景帝的长子——废太子刘荣，也是死于酷吏郅都之手。
汉景帝在位时期最烦恼的事情，就是继承人问题：到底是让儿子接班，还是让弟弟接班？汉景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深受窦皇太后宠爱。“七国之乱”爆发前，为拉拢梁王，汉景帝一次饮宴时酒后失言说：“我过世之后，要传位给梁王。”幸亏参事窦婴赶快接话茬说汉朝的制度一向是传位给儿子，怎么能传给弟弟呢，汉景帝这才猛然警醒。
“七国之乱”平定后，梁王又走太后的门路，要汉景帝传位给他。大臣袁盎拿出春秋时期宋国因为王位传承制度不明，导致五代相残的典故，总算把窦太后说服。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皇长子刘荣，二是皇十子刘彻。皇十子刘彻最终能够战胜皇长子刘荣成为太子，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主汉武帝，除了他的母亲王美人的精明算计之外，同样也因他自己的天资聪慧。
《汉武帝内传》里说，刘彻三岁的时候，一次汉景帝把他抱在怀里，问他：“你愿意做天子吗？”刘彻回答说：“这事儿儿子说了不算，是老天爷说了算。我只愿意每天陪在父亲身边，和父亲一起玩耍。”聪明的回答让汉景帝赞叹不已。
而青少年时候的刘彻，给汉景帝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博闻强识。他读书习字，悟性都比别的皇子好得多，历代先贤的典故，他不但烂熟于心，且经常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切，都无疑增加了他在汉景帝心中的印象分。
汉景帝过世于公元前141年正月，享年四十七岁。继承他帝位的太子刘彻，登基的时候才十五岁。临终前汉景帝最担心的就是儿子能否当好这个皇帝。他临终前给儿子刘彻的遗言是：“人不怕他无知，就怕他狡诈；也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残暴。”另外，做皇帝最重要的，一是要“知机”；二是要“知止”。可惜，其子汉武帝刘彻一生的执政成就，按照司马迁的话说，最大的错误恰在于“不知止”，无论是北伐匈奴，还是各类大功业，最终都过度使用了民力，导致民生凋敝，这也恰印证了一句话：知子莫若父。
临终前的汉景帝，努力给儿子清除各种执政障碍，为此引出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害死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周亚夫。
当时已退休的周亚夫，得罪汉景帝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汉景帝废除太子刘荣的时候，周亚夫坚决反对；二是汉景帝册封刘彻的舅舅王信为侯爵的时候，周亚夫同样坚决反对。这两件事，把爷儿俩全都得罪了。
对周亚夫，汉景帝也摆了道“鸿门宴”。一次他特意宴请周亚夫，宴会上故意叫侍从拿掉周亚夫的筷子。周亚夫见状，大摇大摆地命侍从给自己取筷子。如此飞扬跋扈，也最终激起了汉景帝的杀心。
不久以后，周亚夫被告发谋反，并从他家里搜出了预备给自己陪葬用的五百副盔甲。周亚夫解释说，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陪葬用的。结果廷尉署立刻抓住了罪名——周亚夫就算活着的时候不造反，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同样会图谋造反。闻知这个荒唐的罪名，牢房里的周亚夫吐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