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表面上《胡贝尔图斯堡和约》只是把1756年的现状确认下来，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无论是个人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是一场胜利。由瑞典、俄罗斯、奥地利和奥地利家族的一些德意志盟国，以及法国组成的同盟显然具有压倒性的实力，但很明显，他们没能达到他们羞辱和打击普鲁士的目的。对于玛丽娅·特蕾莎来说，柏林战线已然溃败；收复西里西亚无望；奥地利家族没能恢复到当初的地位；霍亨索伦家族以及北方的普鲁士再也不容忽视，而且他们还会挑战奥地利的权威和他们在帝国施行的政策。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的一切，包括他的军国主义、他的开明专制、他的包容性的新教主义、他专注于武力和效率的民法、他用无情利己主义指导的政策，都已经在战争和这份协议中重生。
显然，没有英国这位盟友，腓特烈大帝也不会有如此的成绩。大败法军，向普鲁士提供补给，组成英国-汉诺威联军，虽然丝毫无损于腓特烈大帝的赫赫战功，但英国确实在危难当头时救了普鲁士一把。作为英国政策的批评者，腓特烈大帝完全可以争辩说，英国自身的利益确实要求英国继续战斗，直到普鲁士打赢战争，获得实实在在的土地。可他根据自己的原则，把自身置于法庭之外，谴责英国的行为，认为那是对普鲁士国王的背叛。按照腓特烈大帝的评判体系，唯有无情且开明的自我主义才是检验国家行动唯一标准，把这一点套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关系上，一旦英国的利益和普鲁士的利益发生冲突，对于英国而言，当然要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往最坏的方面想，英国明显只是重蹈了西里西亚战役的覆辙，盟友一旦无利可图或者再无需要时，便可抛弃。而且看得出，在1758到1762年，腓特烈大帝已经准备好毫不犹豫地抛弃英国或者其他盟友，然后和那些能给出合适条件的列强讲和。
说白了，腓特烈大帝不过是对邻国和对自己用了两套不同的标准。普鲁士自身的需求证明了普鲁士的行动是对的，而其他一切的做法都是错的，这就是腓特烈大帝行事的唯一原则；如果某位盟友或敌人也这样做了，他就会大声地谴责他们。但是对那些不认可凡事受国家理性驱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动用武力的人，他们会觉得腓特烈大帝1763年说的话从头到尾都毫无根据。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列出两点：第一，英国没有“抛弃”普鲁士；第二，曾有人细致地研究过了1762年和1763年的外交，英国坚持并成功让法国放弃了法国占领的所有普鲁士领土。无论怎么说，把老皮特换成布特总是令人遗憾的，光是把一位天才换成一位庸才这一点都已经够让人痛心了。
然而腓特烈大帝的努力在英国得到了认可。而在柏林，整个世界都会领教到，感恩之于统治者实则是一项弱点，而在治国伦理中没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