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莫里尔爵士阐述了他们的目标：“自从腓特烈大帝死后，国家机器日渐腐烂，现在已经支离破碎，所以必须用一个国家机器的有机整体取而代之。”施泰因也写明了他们执行这项艰难任务时的指导精神：“我们首先要唤醒人民的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爱国精神等基本观念，崇尚勇气、自信和牺牲精神，鼓励大家一起让普鲁士独立于外国的影响和重拾国家荣誉。”在呼吁“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和爱国精神”的过程中，施泰因和他的同事们主要借鉴了德意志伟大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的重要学说。
费希特曾经是耶拿的哲学教授，他于1799年来到柏林并定期举办公开讲座。在1804年到1805年的冬天，他的讲座主题是“当代的特征”。这些讲座都贯彻一个令人震惊的论点：一个国家如果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就不得不逐步取消所有的特权，建立人人平等的权利，这样，国家才能享有真正的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体公民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的剩余力量用于实现国家的目的……我们确实渴望自由，我们也应该渴望自由，但只有保证服从法律，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学过洪堡的政治哲学并且认为1791年洪堡的《论国家作用的限度》就是最高政治智慧的人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悖论。当然，洪堡的政治理论和18世纪德意志的排他主义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对德意志人民和洪堡来说，建立至高无上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说统一且至高无上的国家了。“伏尔泰说，法国拥有陆地，英国拥有海洋，而德意志只有思想的天空。在他那个时代，这是对德意志的正确评价。拿破仑侵略时期的德意志有一个特点：德意志的伟人要么像歌德那样对那个时代的剧烈动**漠不关心，要么像贝多芬那样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汲取灵感，但是没有被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当时德意志的理想是艺术和文化，而不是爱国主义。它的主要力量不是来源于政治效率或军事领导，而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歌德的《浮士德》。”
费希特的学说标志着德意志从18世纪特殊的个人主义转变为19世纪的中央集权专制和全权国家。从哲学的角度看，1805年的系列讲座确实令人震惊，但从政治角度看，1807年的系列讲座更是充满了勇气。从1807年12月13日到1808年3月20日，费希特每周日晚上都会在科学院大厅发表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书》演讲。当时的环境动**不安，对这位演讲者来说更是相当危险：法国驻军仍然占领着柏林；法国间谍混入了演讲大厅，站到了费希特面前；国王、王室成员和中央政府被逐出了首都；这位学者要独自面对闯入普鲁士的法国统治者。费希特在这个关键时刻发表的演讲，我们一定要重视。西利将这一系列演讲称为“揭示并解释现代欧洲巨变的预言和典范”。
那么这一系列演讲的重点是什么？看看演讲题目我们就能略知一二。这些讲座的对象不是普鲁士人民，而是德意志人民。费希特区分了民族和国家，区分了更高尚的爱国主义和“全体公民对于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他提出问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否同意）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且如果有必要还能迫使他这么做？让人付出一切的不是公民的义务或忠诚感，而是更高尚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把自己的国家视为永恒的国度；高尚的人乐于为国家献身，而卑微的人……也不得不为国献身。”费希特表示民族性超越了领土范围：“国家最初的、真正自然的边界无疑是人民精神的边界。”所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或民族精神，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维护这种民族精神。具体要怎么维护？费希特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给出了答案：“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国家教育体系。”
所以这一系列讲座大部分都是关于教育的内容。教育必须具有全国性，它必须由国家出资提供；教育必须像兵役一样具有强制性。在方法论上，费希特主要赞成裴斯泰洛齐最近阐述的教育方法。教育必须既包含教育文化，也包含实用技能的指导；但最重要的是国家必须通过教育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教育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费希特说：“我希望能让一部分德意志人相信，除了教育之外没什么能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至于费希特的学说如何在洪堡的教育改革中结出果实，我们将在后面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