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回到17、18世纪，才能找到对这种政治生活起源和演变的解释。当时有人对大选帝侯、腓特烈大帝以及俾斯麦提出批评，但三者对此往往避重就轻，不以为然，甚至断然否认批评的理据以及相关性。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公然抛弃道德良知、违背誓言或违反条约、不看过程只看结果，以及运用所有外交手段。他们回答（而非辩护）道，这些批评忽略了政治伦理的本质，在基础层面和学术层面混淆了个人道德准则和统治者、国家的道德准则。“君主法学，”腓特烈大帝说道，“通常是强者的权力。”俾斯麦承认，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政治利己主义（而非浪漫主义）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