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国内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土地领主行政权力的增长，农民逐渐沦为创造经济收入的农奴，城镇的地方特权减少，庄园主在议会的影响力减弱。从理论上讲，土地领主代表了封建社会组织——贵族、城镇和农业社区，他们在行政和立法方面与选帝侯行使着共同的权力，直到16世纪中叶，一直不断有例子表明，他们有权和有意愿进行干预，迫使选帝侯与他们携手合作。金钱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武器，有了金钱，他们在政策上就有了真正的发言权。
但是约阿希姆一世选帝侯引入了罗马法，在柏林建立了选侯国最高法院，在行政部门的控制下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约阿希姆·腓特烈选帝侯建立了枢密院，这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私人顾问会议，负责协调行政部门，在选帝侯的任期内，充当制定政策和行政命令的主要机关。另外，国家议会的权力逐渐下放给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在表明一个稳步推行的原则——将选帝侯的权力从“议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有些学者认为枢密院的创立非常重要，将它视作近代普鲁士中央官僚制度的起源和核心，但我们几乎能肯定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作为审议和管理机构，枢密院是国家议会的替代品和竞争对手，而不是行政权力的集中或者行政机构的延伸。选帝侯承诺按照枢密院的建议管理国家，可能是为了架空和取缔代表议会，远离它所带来的干扰和烦恼。因此，枢密院的出现，仅仅象征着一个初级阶段，它使得“官僚制度”成为可能，但这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甚至也不是人们在1618年所能想到的概念。它只是为下一个阶段——摧毁庄园领主铺平了道路。
到目前为止，选帝侯的权威完全建立在他作为封建领主和庄园主的地位上。选帝侯是领地上最大的“地主”，世俗化和剥夺教会的财产让他的地产稳步增加，这些地产又成为选侯国或“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像其他中世纪的君主一样，人们期望选帝侯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作为地主世袭得到的权力和管辖权，与他作为选帝侯所享有的权力，两者是互相独立的。
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17世纪的专制政体发展缓慢，意味着选帝侯要努力使他们的政治权力与封建权力协调一致。在一个“国家”里，选帝侯和全体臣民的关系，正如在一个庄园或领地里，地主与各阶层佃农之间的关系一样，臣民和佃农就是权力的来源和载体，这种关系毋庸置疑。因此选帝侯成了“土地之主”，这里的“土地”代表着整个政治领土，而不仅仅是一个庄园领地。第二，越来越多的贵族和选帝侯因为双方的地位开始结盟。选帝侯对世袭的管辖权有着深刻的理解，因为贵族管理庄园，就好像选帝侯治理国家一样；因此，选帝侯和贵族有着共同的追求，一旦贵族们坦率地接受了选帝侯的政治统治，选帝侯的力量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人生观走到一起，携手合作。贵族们成了选帝侯的堡垒，选帝侯则成了贵族们的庇护者。如果封建社会组织解体，双方都会面临灾难。对选帝侯来说，这意味着他会损失2/3的收入，因为国家完全依赖臣民缴纳的税收，所以每个国家部门都要努力征税。因此，选帝侯的理想是管理整个领土，将它视作一个巨大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领地。在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上，选帝侯要破除一切障碍，建立和维护社会等级，利用“土地之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管理各个阶级，从而建立一个完整、自治和独特的政体。
这种理想显然要求个人直接管理国家，但这也需要效率。这种理想需要逐步实现，而且每一代统治者都要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使命。要在1618年，选帝侯的无能就可能意味着灾难。但到目前为止，选帝侯还是很有能力的。17世纪充满挑战，足以衡量王朝的能力，但领土特点也能决定国家的局势，勃兰登堡-普鲁士在1618年才成为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
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本质上都是农业区，而且是贫穷的农业区。与富裕的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相比，它们在发展水平、文明程度和工业生活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土地、气候、森林、沼泽可以提供的资源十分有限，国民要满足自身需求，就必须与恶劣的环境展开激烈和无休止的斗争。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理清或界定种族因素和环境因素各占多少比例。要得出概括的结论非常容易，但这种结论既难反驳也难验证。在这个国家，德意志人、文德人、普鲁士人、斯拉夫人、列托人融合在一起。移民持续不断，在最初的人群中又增加了来自南方的荷兰人、胡格诺教徒和新教徒，甚至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芬兰人。
酷热的太阳、猛烈的风、阴沉的雾霭和贫瘠的土地，教会了人们努力工作、严守纪律和注重效率，恶劣的环境把这些信条烙印在这个种族的灵魂之中，成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国家政策。追溯到17、18世纪，在国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在选帝侯和臣民（无论是贵族还是农奴）身上看到了一种意识逐渐形成和发展——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可以塑造北方，北方也可以塑造他们。他们可能是德意志人，他们可能是新教徒，但他们首先是普鲁士人。历史、自然和上帝使他们不同于其他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他们的本能变成了部落意识，转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记忆和传统，成就了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灵感。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最后一个因素——相信自己的优越性。选帝侯和贵族的结盟，加上他们共同的偏见、迷信和信念，构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带来了更持久的影响，从而塑造了普鲁士人的灵魂。
(1) “马克”一词在德语中的意思，原指“边境、边区”，作为后缀组成一个词语，往往表示地名。
(2) 在1227年，士瓦本一支从法兰克尼亚公国分离出来，在1529年得到了锡格马林根和厄林根的伯爵身份。他们在1605年又分裂为霍亨索伦—赫辛根和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两个分支，分别在1623年和1638年晋升为帝国的侯国。最后在1849年，两个侯国都被割让给普鲁士国王，国王的小儿子被授予了这两个小邦国诸侯的地位。
(3) 条顿骑士团1198年成立于马勒斯坦境内的阿卡城，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阿卡一直是条顿骑士团的总部。1291年，阿卡被穆斯林攻占，条顿骑士团把总部迁至威尼斯。1309年，又将总部迁往马尔堡。
(4) 《阿基里斯的安排》和《格拉协议》确定了霍亨索伦家族中老一代和新一代的库姆巴赫世系。1486年，腓特烈家族得到了安斯巴赫，西吉斯蒙德家族得到了拜罗伊特，他们都是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阿基里斯较小的儿子。1495年，腓特烈继承了安斯巴赫，建立了古老的库姆巴赫家族，该家族于1603年绝嗣。然后，选帝侯约翰·乔治把拜罗伊特交给了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把安斯巴赫交给了他的儿子约阿希姆·欧内斯特，后者成了新一代库姆巴赫世系的创始人。1769年，拜罗伊特伯爵绝嗣，拜罗伊特与安斯巴赫合并。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世系在1806年消失，但根据1791年的一项协议，腓特烈·威廉三世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并入了普鲁士王国，两者都在1806年至1807年间消失了，它们是现代巴伐利亚王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