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国王来说，军队是耗费他最多心思的地方。他继承了一支3万到4万人的常备军，到他统治后期，这一数字上升到9万，其中实战兵力达7万。普鲁士人口数量位列欧洲第12，兵力位列第4，从军费开支就可以知道维持这样的兵力会有多大的压力。在普鲁士每年700多万塔勒（德意志货币单位）的财政收入中，军费开支就占了500万。因此，除了军队系统之外，还需要整个财政和行政部门来提供所需的资源。腓特烈·威廉一世梦寐以求的经济发展，此刻在军需的带动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今的普鲁士变成了一台机器，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士兵、军官及其装备。
而军队的组织、财政、管理和训练都由他亲自监督，从最广泛的兵役原则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巨细无遗。在“徳绍老头”利奥波德一世的帮助下，他整理出了一本兵书，并且完成了几项技术改良，比如弹药填充杆和新刺刀，比如步兵炮兵严明的纪律，比如食物供应和运输，而这些改进，在一位天才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将会使全世界为之震惊。排兵布阵上的完善要归功于持续不断的平乱行动以及充满体罚和羞辱的军规。在1733年以前，军队里的志愿兵和义务兵各有一半，自1733年起，严格的区域征兵制度开始施行，国家要求各军区根据当地人口提供兵员，这为1814年普遍义务兵役制打下了基础。
而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多个阶级得以免除兵役，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军官则多是贵族，但整个18世纪还是有很多人通过志愿入伍参加了军队。维持农业和农业人口因此成为主要的任务。庄园封建经济制度如今成了普鲁士军队征兵体制的基础。在庄园封建经济制度下，佃农和农奴离不开土地，劳动力因此任由国王和容克贵族这些庄园主驱使，并且产生了阶级，而农民们在这样的阶级社会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下，也习惯了服从他们的权威。因此，若要在这种农耕经济中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到整个军事机器乃至整个政府的运行。那些毫无权利、被剥削的农奴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容克贵族的地位，都是普鲁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柏林设立“训练所”（负责把年轻贵族训练成军官的国家机构）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服兵役是贵族的主要义务，也是他们努力维持政治和社会地位带来的回报。就连腓特烈大帝也想不出除了全力维护这种中世纪封建社会农耕经济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壮大、维持和训练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活动、社会管理和国民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些制度在这个体系中根深蒂固，要想改变这一体制就必须颠覆统治权，而这样做就几乎等同于颠覆容克贵族的地位和特权。贵族、农奴各司其职，同时大家又都是公民中的一员，这两者的结合深刻改变了政治和经济思想，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国家体制以及国家的目标和功能。
“开明专制”不会造成思想、原则或者行动的转变，造成这些转变的是人为的灾难，而造成灾难的人必然没有从柏林的思想或者“开明专制”的原则中汲取灵感。在18世纪，整个霍亨索伦家族都维持着这一统治理念，如同一项自然规律，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高效地把这个制度发挥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