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一个治国之才，他对整个国家知根知底，大事小事都无所不知。他把各处的开支，乃至王宫的花费，都削减至极致。他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出台政策法律、管理控制、欺压打压，以及施加惩罚来提升普鲁士的人口、收入和作物产出。随着税收空间越来越大，税收也会越来越多，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多；而另一边，军队越来越壮大，需要的钱粮和人口也越来越多。波茨坦巨人掷弹兵便是一件奢侈品。为了组建这个兵团，腓特烈·威廉一世曾计划要拿一所大学去交换或是拿一所学院去抵押。列出他执政的细节可能要花上好些篇幅，比如把人口引进已经荒废的土地，比如吸纳外国移民，比如农业的扩大，比如对羊毛贸易等行业的鼓励。1731年，他效仿大选帝侯，允许萨尔茨堡受到迫害的新教徒来普鲁士避难，歌德的《赫尔曼和多罗泰》记录了他们所受到苦难——这是他在位期间最伟大的一项成就。
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的二十七年间，普鲁士收入翻倍，国库每年都有固定的盈余，物质产出是原来的三倍。无论是国王的做法还是国家体制的效果，全都有数据作为支持。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如果不讲质量，而把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和真相相差千里，不仅会让政治价值变得粗俗不堪，还会给人生搬硬套的感觉。
1640年至1740年间，普鲁士没有出过任何一个顶级人才。普鲁士在文学、科学和艺术上都交了白卷。就算这个国家完全从世界上消失了，精神文明领域也不会因此而贫瘠半分。虽然普鲁士历史上也有很多精神文明的成果，但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精神文明却来自其他国家。同期的荷兰告诉我们，如果君主能够深入探索人类的深层力量以及人性的发展，那么就算是一直要和大自然斗争才能实现物质繁荣和有所成就的小国，也一样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长远贡献。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统治下，普鲁士的大学和学院都难以为继。他的想法更加糟糕，认为人文精神领域的发展和成果有2/3是无用的，没有合理的长期目标，非但不会使人强大，还会使人软弱。到访普鲁士的旅客记录下了当时普鲁士的萧条和麻木，空气中还带有一股透着恐惧和死亡的寒意。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温克尔曼出生于普鲁士，但后来逃离了他荒凉的祖国，成为了莱辛、歌德、维兰德和席勒的灵感来源，他曾写道：“在土耳其后宫做个太监都比做普鲁士国王的臣民要好。”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弥留之际，人们为他唱着他最喜欢的圣歌，当人们唱到“我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的时候，他打断说：“不不不，我要穿军装。”
(1) 金路易是旧时法国金币，价值2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