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继承了一个充实的国库、一支庞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一个毫无争议也不容争议的专制国家。人们很快就明白，即使他们马上做一些有益的改变，新国王并不会感谢他们，因为国王的性格就是不会感恩，他期望看到人们的绝对服从，并对此十分执着。他打算成为普鲁士的陆军元帅和财政部长。新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但他不是个目不识丁、只知道强调纪律的君主。他是国家的大脑，习惯在理性的支配下制定规则。国王会在理性的指导下管理国家和解释政策，也只有这种理性才能使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和容忍。
腓特烈大帝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唯一一个明确拒绝新教信仰的人，新教的教义对他个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在德意志或其他地方，新教作为一种政治现实和政治力量，固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这就像在混乱的人类情感中，也必然会有许多非理性因素一样。如果要维持或利用宗教的力量，统治者必须要权衡。但是真正的统治者会在开明理性中找到灵感和指导，对于所有寻求真理的人来说，理性是绝对正确的，不受感情和迷信的影响，也不受人类弱点的阻碍。在理性的神殿中，国王是最高祭司，他的职责是清除部落、市场和宫殿中的迷信崇拜。只有当权力被用于促进理性的幸福、去除人性中的糟粕、锻炼人类意志和实现理**的时候，权力才是正当的。因此无限的理性就等同于无限的权力。
在这个令人钦佩的世纪里，腓特烈大帝就是开明专制主义的化身，他把开明专制主义、霍亨索伦家族的理想，还有普鲁士国王的骄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三者不可分割。腓特烈大帝完全认同普鲁士，而提升普鲁士国力和实现繁荣就是贯彻开明理性和实现理性政府的落脚点。理性启蒙会使普鲁士变得强大，理性的胜利将为普鲁士带来力量。
腓特烈大帝刚刚即位的时候还没有经验，并不懂得国家大事。他对战争的知识仅来源于阅兵场和书籍；他对广义上的外交，包括国家和统治者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他从未旅行过，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除了极少数情况，他对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了解很少，仅限于他参加过的战役。他对法兰西、意大利、俄罗斯、英格兰、奥地利家族的判断来源于各种事件、文章报道，还有他在生活理论和政策体系上的原则。正如大选帝侯一样，腓特烈大帝一生都在学习。他工作努力、全神贯注、勤勉奋进，从自己的行为准则出发，不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