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直到撒谎之人被紧缚在由谎言织就的网中无法脱身。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个体或群体如果缺乏对问题寻根究底的决心，那么在生活中便随时可能遭遇这类事情。表面的修补或许也有点儿用，但是它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找到另一种权宜之计来应付。神经症患者在试图解决基本冲突时就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在解决基本冲突时，神经症患者身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有用的新东西，尽管当前的情况发生了巨变，但最初的问题还是会冒出来。神经症患者所做的只是身不由己地在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上再叠加一个虚假的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见，他可能会试图突出冲突中的某个方面，但他还是像之前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他可能干脆完全自我孤立，虽然冲突被他从生活中驱除，暂时不能影响他的生活，他却令自己的整个生活岌岌可危；他创造了一个胜利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条新的裂隙；他试图通过把自我从内心战场中消除掉的方式来填补那条裂隙，结果却陷入了更加难以忍受的困境。
这种平衡状态如此不稳定，以至于患者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于是他会求助于许多无意识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盲点作用、隔离作用、合理化作用、严格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愤世嫉俗等。我们不打算逐一探讨这些现象，因为这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只说明患者在应对冲突时是怎样运用这些措施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别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很奇怪患者自己居然看不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不仅看不到，哪怕是那些矛盾就出现在他眼前，他也浑然不知。这种盲点作用是最为明显的矛盾，它最先使我注意到了冲突的存在以及相关问题。比如，有一个患者，他具有顺从型的所有特点，认为自己是个耶稣式的大好人，有一次却很随意地跟我说，他恨不得在员工会议上动下手指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种象征性杀人行为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潜意识的，但重点是，在他心里，被他戏称作“游戏”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圣徒般的理想化形象。
还有一个患者是位科学家，他认为自己献身于科学，是所在领域的革新者。但在决定应该公开哪些研究成果时，他的动机纯粹是想碰运气，只发表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论文。他并不试图掩饰这一点，而是非常自愿和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就像上文描述的那个患者一样，他完全不清楚其中的矛盾。与之相似，有这样一个人，他在理想化形象中是非常善良与坦率的，即使是拿一个姑娘的钱去花在另一个姑娘身上，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很显然，在上述的每个案例中，盲点作用的功能都是使患者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范围是如此之广，因为这几个患者不仅有文化，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于这种现象，仅仅说所有人都倾向于不理睬那些不想看到的东西，这种解释显然不充分。我在此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这么做的兴趣有多大。总而言之，这种人为的盲点作用直接表明了我们是多么不愿意承认内心冲突的存在。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对前面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熟视无睹呢？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特殊条件，这的确是不太可能。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对自己的情感经历过于麻木。另一个条件也曾被斯特勒克指出过，即在生活中对什么都分得很清。斯特勒克也描述过盲点现象，他还谈到了逻辑严谨的分隔与隔离。然而实际上，患者在对待朋友和敌人、家人和外人、工作和个人生活、身份较高者和身份较低者时都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对神经症患者而言，这个范畴内的事与另一个范畴内的事根本矛盾不起来。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因此，分隔与隔离只是一种因为不愿看到内心冲突而使自己的人格冲突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与理想化形象中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已然遁去。很难说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分隔与隔离作用，还是分隔与隔离作用导致了理想化形象。不过，看起来分隔与隔离的生活方式更为根本，可以认为它是理想化形象产生的原因。
想搞清楚这种现象，必须考虑文化性因素。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并且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道德感的麻木便较为普遍。道德准则如此令人不屑一顾，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今日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在明日却有着江洋大盗的行径时，竟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我们在周围也找不到什么内心完整、人格统一的人来衬托自己的分裂状态。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并没在意道德价值，因为他把心理学看成一门自然科学，这使得他把分析治疗师变得跟患者一样，都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分析治疗师认为如果自己有道德价值观或者是表现出了对病人道德价值观的兴趣，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行为。事实上，许多理论构想都承认这种矛盾，但这些理论也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的范围内。
合理化作用可以定义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的目的。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者是为了使自己的动机、行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相一致。但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暗示了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按照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人们合理化的内容因人而异，用到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把合理化作用看作一种试图创造人为和谐状态的行为。在围绕基本冲突搭起的脚手架上，每块木板都在进行着合理化作用。患者的主导态度往往通过推理得以加强——他会减少或改变有可能使自己看到冲突的各种因素，以适应这种态度。这种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有助于粉饰人格，这一点在我们对比顺从型与攻击型个体时便显露端倪。前者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欲；如果这种支配欲太过明显，他便会将其合理化为对他人的关心。而后者在帮助别人时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同情心，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的行为为其提供支持：患者必须用推理的手段消除真实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异。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这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或表明他不能接受的那些自身特征只不过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一些患者严格的自我控制倾向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当作原始的神经症倾向。它的功能是作为一条堤坝，防范矛盾情感的泛滥。虽然它在最初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但后来便逐渐变得有些自发了。那些表现出严格自我控制的患者不会允许自己被任何事情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他们很难自由联想；他们不会通过喝酒让自己情绪高涨，倾向于忍受疼痛而不是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一切自发性行为。这种特征在那些冲突十分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这些患者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有助于掩盖冲突的常见办法。他既没有给冲突态度中的任何一方以主导地位，也没有充分保持自我孤立来使冲突无法起作用，而是全凭理想化形象保持着人格整合的状态。显然，如果没有帮助他建立内心统一感的那些主要措施，单单靠理想化形象的凝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理想化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因素时，会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用意志力去控制住那些矛盾性冲动。由于破坏性最强的就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冲动，所以他就要用最多的精力来控制愤怒情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由于被压抑，而积聚起爆发性的力量，反过来又需要更严格的自我控制来把它压制下去。如果患者注意到了这种过于严格的控制，他便会辩解说自我控制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是他的这种自我控制的强迫性。他身不由己地进行着严格的自我控制，如果这样还是起不到作用，他便会惊恐不已。他的惊恐可表现为对精神失常的恐惧，这就清楚地表明自我控制的功能就是抵挡人格被分裂的危险。
自以为是有两重功能，既能消除内心的疑虑，又可消除外界的影响。疑心重重与优柔寡断都是冲突未被解决的必然结果，它们足以严重到使患者做不了任何行动，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非常确信，便不会被随意地摆布；但如果在一生中，每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我们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就会轻易变成其决定因素，哪怕只是暂时的力量。此外，优柔寡断指的不光是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对自我、对自身权利与价值的怀疑。
所有这些不确定感都减损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感。个体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残酷的战争，就越会把疑虑当成一种十分危险的弱点。个体越是自我孤立，越是坚持独立，就越会因为易受外界影响的特点而被激怒。我所有的观察结果都指向这个事实：攻击性主导倾向与孤独性倾向相结合最有利于形成自以为是的表现。攻击性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强烈激进。患者是想通过武断、固执地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来一劳永逸地平息冲突。这个系统如此受到合理化作用的统治，以至于情感成了内心的叛徒，患者不得不仔细检查，严防它的发生。这样做或许可以获得平静，但那是一种坟墓式的平静。所以，不难想到，这类患者厌恶分析治疗，因为这可能会扰乱他所谓的有序画面。
另一种与自以为是几乎相反，但一样可以有效掩盖冲突的措施是捉摸不定。倾向于使用这种防御措施的患者常常像童话故事里的角色，如果你要捉他，他就变成一条鱼；如果他觉得自己的样子不安全，就变成一只鹿；假如猎人追上了他，他便化作一只小鸟飞走。你永远无法确定他们说过哪些话——他们要么否认说过这些话，要么跟你保证他们并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使问题变得模糊的特异功能。通常不太可能让他们对某一事件表达一种固定的看法；即使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听者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现象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很常见。他们往往这一刻还凶神恶煞，下一刻又心生怜悯；这会儿还过分体贴温柔，过会儿又非常冷酷无情；在某些方面咄咄逼人，在某些方面却又自我谦避。他们先表现得咄咄逼人，然后又变成任人践踏的地垫，接着又会变回咄咄逼人的状态。在虐待了某个人之后，他们会懊悔不已，试图弥补，接着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然后又会虐待他人。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真真切切的东西。
面对这类患者，分析治疗师如果感到十分困惑和沮丧，感觉无从下手，那他就想错了。这些患者只不过是还没采取我们习惯的统一行为方式：他们不仅没压制住冲突中的某个方面，也没树立起明确的理想化形象。那些试图通过压制冲突或树立理想化形象的患者与他们相比，所做的努力更有意义。因为无论结果有多么糟糕，这样去做的患者都会变得更加有组织，不会像捉摸不定型患者一样迷失方向。另外，如果分析治疗师认为冲突就暴露在表面上，无须去发掘寻找，认为这是一项非常轻松的工作，那么他也同样大错特错。有时他会发现患者反对把问题明朗化，这可能会使他感到挫败，除非他自己明白，那只不过是病人不想真正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措施是愤世嫉俗，即对道德价值观的否定和嘲弄。每一种神经症都会在内心深处对道德价值观产生不确定感——无论患者如何固执地坚持自己所认可的特定标准。愤世嫉俗的根源有很多种，它的功能是否认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从而使神经症患者不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实际信仰。
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识的，然后成为弄权者一贯捍卫的传统准则：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别被逮到就好；每个人只要不是完全的傻子，就是伪君子。无论在什么背景下这类患者都会对分析治疗师使用“道德”一词非常敏感，这跟弗洛伊德时代患者对“性”一词的态度一样。但是，愤世嫉俗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比如患者嘴上讲着流行思想，心里却将其封存了。患者虽然可能不知道自己受到愤世嫉俗的影响，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对自己生活的讲述却显示出他是以这种原则生活的。或者，他会在不经意间陷入矛盾之中，这就像有些人自以为看中诚实与正直的品质，却又嫉妒别人的诡计多端，并且恨自己在这些事情上“不在行”。在治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医生要适时地使患者充分意识到他的愤世嫉俗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可能也有必要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应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以上便是围绕着基本冲突的核心所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一整套防御体系称作保护性结构。在每一种神经症中都有多种防御措施的结合；通常情况下每种防御措施都会出现，但是其作用程度会有所差异。
(1) 对于仅仅被环境因素压抑的普通人，哈利·爱莫森·福斯迪克的《做一个真实的人》（On Being a Real Person）一书会很有帮助。
(2) 参见第十章“人格衰竭”。
(3) 引自《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4)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诺顿图书公司，1937年。
(5) 因为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个体对自我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而在精神病学刊物中，有时会有观点认为其中之一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
(6) 这个概念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首次提出，又在《精神分析新法》和《自我分析》中详细阐述过。
(7) 这里使用“类型”这个词，仅仅是为了简化对有着独特特征的个体的描述。我绝不是要在这一章和后面两章中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学。虽然我们的确希望建立起一种类型学，但这需要有更广泛的理论基础。
(8) 引自拙著《自我分析》，诺顿图书公司，1942年。
(9)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10) 弗里兹·维特尔，《神经症的潜意识幻象》，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第二部分，1939年。
(11)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12) 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培尔·金特》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3) 参见丹尼尔·席来德尔的论文《神经症类型的转变对创造性才能和性能力的扭曲》，1943年5月26日汇报于医学科学院。
(14) 赫尔门·朗伯尔格在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中讨论过有关追求统一感的问题，1930年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15) 参见安娜·帕利希的《跪拜》，花城出版公司，1939年。
(16) 参见拙著《精神分析新法》一书中对弗洛伊德关于自恋、超我、负罪感的批判性描述，诺顿图书公司，1938年；也参见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爱》，发表于《精神病学文集》，1939年。
(17)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18)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描述。
(19) 参见第十二章“虐待狂倾向”。
(20) 这一定义由E.A.斯特勒克和K.E.阿贝尔提出，见《发现我们自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3年。
(21) 卡尔·门林格尔对这一点列举了大量实例予以说明，参见《人对抗自己》，哈考特·布拉斯公司，1938年。不过，门林格尔是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的，因为他依循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人有自我毁灭性本能。
(22) 圣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方济各会创始人，德行出众。——译者注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在对神经症问题的深层含义进行探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中迷失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不正视其复杂性，我们便理解不了神经症。不过，偶尔也需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对神经症问题的洞察力。
我们已经对防御性人格结构的形成进行了追踪，并看到这些防御体系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建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结构。其中令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他如此努力，以至于我们想再次弄明白，究竟是什么驱使着患者走向一条如此艰险的道路，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我们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神经症结构变得这么顽固且难以改变呢？整个过程中的动力仅仅是恐惧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力量吗？通过类比也许能找出答案，像所有类比一样，这也不是说绝对等同，只能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假设一个有黑暗过往的人利用谎言和伪装成功进入了社会，他自然害怕自己的过往被揭露。过了些时日，他的境况好转了，交上了朋友，有了稳定的工作，成了家。他非常珍视自己新的生活状态，于是新的恐惧又开始困扰他——他害怕失去这种幸福生活。这种体面生活带来的自豪感使他暂时摆脱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他用大笔钱去做慈善，甚至施与自己的旧相识，就为了完全抹去旧日的生活痕迹。此时，他的人格已经在发生变化了，这开始把他卷入新的冲突中，而他用谎言获得新生活的这一事实，最终只是成了掩藏在他内心困扰之下的一股暗流。
在神经症患者所建立起的人格结构中，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发生了变形，即在某些方面有所缓和，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增强。但由于这个过程中所固有的恶性循环，接踵而至的冲突只会更加激烈。使冲突变尖锐的最大原因是，每一种新的防御机制都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这正是孕育冲突的沃土。此外，随着新的因素在他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开始害怕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状态，损害到自己的这些“宝贝”。这些新因素往往掩藏于爱或成功的假象中，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自我孤立状态或者理想化形象。而他这种与日俱增的自我疏离会使他进一步失去认识自我、摆脱困扰的能力。他开始靠着惯**，变得停滞不前。
患者的防御性人格结构虽然具有顽固性，但也十分脆弱，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新的恐惧。其中一种恐惧是害怕自己的稳定生活受到搅扰。虽然这种人格结构给了他一种平衡感，但是这种平衡感却危如累卵。患者在意识层面可能并未认识到这种威胁，但他会不由自主地以多种方式感受到它。比如他会无缘无故地出问题，会在最预料不到，或最不希望的时候大发雷霆、黯然神伤、疲惫不堪、感到压抑。这些体验合到一起给了他一种不确定感，使他觉得自己靠不住，觉得自己如履薄冰。他的心理失衡也可能表现在步态或姿势上，或者是表现在无法完成任何一种需要躯体平衡的事情上。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是对精神错乱的恐惧。当这种恐惧的程度非常显著时，它便会驱使患者寻求医生的帮助。在某种情况下，恐惧还取决于一种被压抑的冲动，那就是想做各种“疯狂”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破坏性的，而且患者并不觉得自己要对其负责。不过，患者这种对发疯的恐惧并不预示着他真的会发疯。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只是暂时的，只有在极度痛苦的心境下才会出现。它最尖锐的刺激因素是理想化形象受到了骤然威胁，或是紧张感积聚到一定程度——常常是由于潜意识的愤怒情绪，这会损害到患者极度的自我控制。比如有这样一位女性患者，她认为自己性情温和、英勇无畏，但当她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到无助、不安和暴怒时，她便产生了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形象原本像铁条一样把她箍了起来，现在却突然绷断了，这使她害怕自己会四分五裂。我们已经说过，当把超脱型患者从他躲避的地方拖出来，让他密切接近他人时——比如不得不参军或与亲友同住时，他便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也可能表现为害怕自己精神错乱，在这种情况下的确会有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可能。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这个病人曾竭尽全力地创造了假和谐的状态，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其实是分裂的，她便会产生类似的恐惧感。
对精神错乱的恐惧主要是潜意识的愤怒所引发的，这一点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即使病人的恐惧感减弱，也变为一种担忧，他担心自己在无法做到自我控制的情况下会侮辱、殴打甚至杀害他人。于是他会害怕自己在睡梦中或在酒精、麻药、性兴奋的影响下做出暴力行为。愤怒可以是有意识的，或者是在意识层面有对暴力行为的强迫性冲动——尽管还没有付诸行动。另外，它也可以是完全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中，患者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隐隐约约的恐惧感，还可能会出汗、眩晕或者害怕自己不省人事。这意味着他暗藏着一种恐惧，害怕自己的暴力冲动会失控。当潜意识的愤怒被外化时，患者可能会惧怕暴风雨、鬼魂、盗贼、蛇等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潜在毁灭性力量。
但是，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毕竟相对来说很少见，它只不过是患者对失去稳定生活的恐惧感中最醒目的一种表现罢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较为隐蔽，它以模糊不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日常生活的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将其诱发出来。有这种恐惧的人一想到要旅行、搬家、换工作、雇一个新的佣人或者任何其他需要做出改变的事情，都会深感不安，他们会尽可能避免这样的改变。它对人格稳定性的威胁可能会使患者不敢找医生进行分析治疗，当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能使自己过得相当好的生活方式时更是如此。当他们讨论分析治疗是否可取时，会更关注那些乍看之下似乎颇有道理的问题：分析治疗是否会破坏自己的婚姻？是否会使自己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是否会使自己容易动怒？是否会干涉到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患者的无助感，因为他觉得那不值得自己去冒险。但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不安：他需要消除疑虑，确定分析治疗不会搅乱自己的稳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断定，患者的稳定状态本就摇摇欲坠，分析治疗将会十分困难。
分析治疗师是否可以向病人保证不会扰乱他的稳定状态呢？不，他不可以。所有的分析治疗都必然会造成暂时的不安。不过，医生可以做的是去探究这些问题的本源，并向病人解释他真正惧怕的是什么，告诉他尽管分析治疗会搅乱他当前的稳定状态，却可以使他有机会获得根基更加稳固的另一种稳定状态。
患者的防御性人格结构还会产生对自我暴露的恐惧感，其根源是在患者形成和维持这种人格结构时所用到的各种伪装手段。这一点我们会在讨论“由未解决的冲突所引起的道德人格受损”时进行描述。此处我们只需要指出，神经症患者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都显得与自己的真实形象不同——更加和谐、更加理性、更加慷慨、更加强大或更加心狠手辣。很难说他是更怕将真实的自我暴露给自己还是他人。在意识层面，他最在意的是他人，他越是把自己的恐惧感外化，就越是担心别人会看穿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他对自己的看法无关紧要；只要别人看不穿自己，他所看到的自己的失败可以自己解决。虽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但这是他在意识层面的感觉，标志着外化作用的程度。
对自我暴露的恐惧可以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感受，患者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装腔作势，或者纠结于一种与真正困扰自己的某些品质并不太相关的感受。例如，个体可能会害怕自己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学识、有魅力，于是把恐惧感转到了那些并不能反映自己性格的品质上。有一个患者回想起在少年时代，他总是害怕自己在班上排名第一完全是一种假象。他每次转学都以为这次会被看穿。哪怕他再次拔得头筹，也仍然会有这种恐惧。这种感觉令他十分困惑，但他找不出原因。他看不透自己的问题，只因他误入了歧途：他对自我暴露的恐惧与他的聪明才智根本无关，只是被转移到了这个方面。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潜意识层面的伪装，即想装作一个对分数无所谓的好学生，而事实情况却是他对战胜别人十分着迷。这个例子使我们能够做出恰当的概括：这种害怕自己是个装腔作势的人的恐惧感总是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但它通常不是患者自己所认为的那些因素。在症状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脸红或害怕自己会脸红。分析治疗师要揭露患者害怕自己会暴露出潜意识的伪装，但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分析治疗师已经注意到了患者害怕自己被看穿，却还要去探寻那些患者会感到羞愧和极力隐藏的经历，那他就犯了一个大错。即使患者可能并没有隐藏这种事情，他也会害怕自己身上会有些什么自己潜意识中不想暴露出来的非常不好的东西。这种情形只会使患者自责式地审视自我，却无助于任何建设性工作。他也许会详细叙述自己的风流韵事和破坏性冲动，但只要分析治疗师没能看出患者正陷于冲突，而且他自己只是在致力于冲突的某一方面，那么，患者对自我暴露的恐惧会依然存在。
对自我暴露的恐惧可以被任何新情境激起，这些新情境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就像是在接受考验。其中包括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交一位新的朋友、进入新的学校学习、考试、社交聚会，或者任何有可能使他引起别人注意的活动——哪怕只是参与讨论。很多时候，在意识层面对失败的恐惧实际上往往与恐惧自我暴露有关，因此这一切不会因为取得成功而有所缓解。患者只会觉得自己这次勉强过得去，但下一次怎么办？而且，一旦失败，他只会更加确信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在装腔作势，只是这一次不幸被逮到了。这种感觉的一种后果就是羞怯，尤其是在面对新情境时；另一种后果是患者面对别人的喜爱或欣赏时会如履薄冰。他会有意或无意地这样想：“虽然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了我，就不会这样了。”这种恐惧自然会对分析治疗的过程有所影响，因为分析治疗的明确目的就是要“发掘”患者的真实自我。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体系。患者为对抗对自我暴露的恐惧情绪采取了相互对立的各种办法，并且这些办法取决于患者的整个性格结构。一方面，病人倾向于回避任何类似考验的场合，假如无法回避，便会谨言慎行、自我节制，戴上一副让人无法看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在潜意识中企图让自己的装腔作势变得无懈可击，从而不用再去害怕自我暴露。第二种态度并不单单具有防御性，喜欢幻想的攻击型个体也会通过装腔作势的手段去影响那些他想利用的人；医生试图一探究竟的任何做法都会遭到患者狡黠的反击。我在这里指的是有公然虐待狂倾向的人，我们之后将会明白患者的这一特点是符合他的整体人格结构的。
如果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我们便可以理解患者对自我暴露的恐惧：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万一他真的暴露了这个东西他会害怕发生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得讨论另一种发自防御性人格结构中的恐惧，即对轻视、羞辱和嘲笑的恐惧。防御性人格结构的不稳固使得患者害怕稳定的生活被搅扰，潜意识中的虚伪造成了患者对自我暴露的恐惧，对羞辱的恐惧则来源于受伤的自尊。我们在其他方面触及过这个问题，理想化形象的创建与外化作用都是在试图修复受伤的自尊，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者都只不过是更深地伤害了自尊。
如果我们俯瞰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自尊发生的变化，就能看到两对跷跷板式的过程：随着现实自尊的消减，非现实的自傲在不断上升——对自己的优秀、有闯劲、独一无二、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自傲；另一对过程是患者越是把现实自我贬低成矮子，便越会把别人抬高成巨人。压抑、创造理想化形象或者外化作用模糊掉了大部分的真实自我，使个体无法看清现实自我；就算他没真的变成影子，也会像影子一样，无足轻重，没有内涵。同时，个体对他人的需要和恐惧也使他们变得更加令人生畏和不可或缺。这样，他的重心便不再落在自己身上而是落在了他人身上，并且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特权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的后果是他会极为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反倒不会在意他的自我评价，这更加助长了别人的看法在他眼中的权威性。
上述所有情况共同解释了神经症患者在面对轻视、羞辱和嘲笑时为何会如此脆弱。这些情况可以说是神经症表现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些方面的神经过敏是非常常见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轻视的恐惧有这么多根源，我们就能明白，想消除这种恐惧，哪怕只是将其减轻都绝非易事。只有在神经症整体缓解时它才会随之减轻。
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的后果会使神经症患者与他人产生隔阂，并且对他人产生敌意。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患者深受其害，拖他的后腿。他再也不敢对他人有任何希冀，再也不敢给自己设定较高的目标；他再也不敢去靠近那些在某个方面比自己强的人；他再也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是真知灼见；他再也不敢发挥创造力，哪怕他真的很有创造力；他再也不敢使自己显得很有魅力和影响力；他再也不敢追求上进；等等。即使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些方面跃跃欲试，但一想到可能会被嘲笑的场景，他便知难而退，谨言慎行，守着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度日。
除了我们所描述的那些恐惧，还有一种更加不容易察觉的恐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神经症发展过程中所有恐惧的浓缩，那就是害怕自己发生任何改变。对于做出改变的这种想法，患者可能会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他们要么对这些问题都置之不理，总觉得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奇迹般的自动发生某些改变；要么在还不了解事态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想做出改变。对于第一种情况，他们固守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对问题做了一瞥或者承认了自己的某个缺点应该就够了；若是听说想自我实现就必须真的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内心驱动，他们便会大吃一惊、深感不安。他们会不由自主地看到这种立场的道理，但在潜意识中却依然会拒绝接受。第二种与之相反的态度意味着患者在潜意识地伪装想做出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患者的一厢情愿，原因是他对自己任何一点不完美的地方都无法忍受；同时，他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只需在脑子里出现让困难消失的念头，便足以令其灰飞烟灭。
在对自我改变的恐惧背后，暗藏着对变得更糟的不安——那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变成自己不愿变成的样子，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或者在分析治疗后空剩一副躯壳；这时，患者便开始畏惧未知的东西，害怕自己不得不放弃那些使自己有安全感和满足感的防御机制，尤其是那些给他们带来解决办法的幻影；最后，还有对自己没有能力做出改变的恐惧——在第十一章讨论神经症患者的绝望感时更能理解这种恐惧。
这些恐惧全部都发自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想最终取得人格的整合就必须进行自我暴露，所以，它们还构成了对于我们直面自我的障碍。它们就像是炼狱，我们必须在经历了之后才能得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