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商鞅变法就是一下子颁布很多新法，立马让秦国脱胎换骨。
但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看出，商鞅是一个很讲逻辑的人。他与秦孝公的谈话，是按照帝道、王道、霸道的顺序，从古至今，给了国君三种选择方案。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商鞅都是按照这个逻辑顺序讲下去。好在秦孝公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最终还是听完了。
商鞅在魏国相国公叔痤身边干了多年秘书，知道强大的魏国是如何运行的。他身上还携带着偶像李悝的《法经》，《法经》对于他来说是一本宝书，每天睡前都要看，里面的内容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将魏国变法的模式直接套用在秦国，可行吗？每晚，商鞅在睡前放下《法经》时都要问一下自己。
如果直接套用，是很方便，而且不需要费脑子、花精力。可是变法是对秦国这个重病缠身的病人进行康复治疗，治疗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绝不能指望一下子就治好。如果急于求成，搞不好变法就如同虎狼之药，让虚弱的病人一命呜呼。所以，商鞅对魏国变法在秦国的施行进行了优化升级。
首先要明确秦国变法的目的是什么。秦国变法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自己变强，具有能把对手吃掉的能力。在彪悍的秦人眼中，高尚的理想并不能当饭吃，只有粮食、土地、财富才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
目的明确后，就要开始着手实施。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商鞅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了首道法令——《垦草令》。这道法令的核心就是要老百姓多开垦荒地。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全社会都要围着农业转。
老百姓只要愿意开垦荒地，国家就不会亏待你，不会对你横征暴敛，会根据你的实际收成来征税；管理农林水利的官员，工作绝不能懈怠，不允许拖延公务，整个政府机构要高效运转起来；老百姓禁止随意搬家，否则人跑了，国家找谁开荒种地，找谁收税啊？此外，商鞅还要让老百姓愚昧无知，这样老百姓心眼少，便于管理与控制；最后一条，就是老生常谈的抑制商业。商鞅认为商人只会投机倒把，他们倒卖粮食，控制粮食价格，不利于国家稳定。
稳定农业生产之后，商鞅开展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人口普查工作在现在看来很常见，每个公民的信息在政府的系统里都有记录，只要在电脑上一查，就能知道该地有多少人，男女老少各有多少。可是在古代，想查清全国的人口绝非一件简单的事，这其实是要用人力收集大数据，工作量极其巨大。
商鞅是一个逻辑性极强的人，他善于推理，知道事物的发展都是一环套一环，这一环没衔接好，下一环就接不上来。手中没有秦国人口的大数据，就不能调动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所以，哪怕人口普查工作再苦再累，也得义无反顾地推行下去。
于是秦国基层的官吏带着满腔热情投入到人口普查事业中。他们走家串户，每走进一户人家里，都会仔细登记该户人口。同时，他们也会严肃地向老百姓做起普法教育：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伍里有一家犯罪，其余四家都要连坐。不想连坐可以向官府打小报告，就算检举有功。外地人到家里借宿必须有凭证，收留没有凭证的人住宿也要坐牢。
为了减轻官府的工作量，老百姓以“伍”“什”为单位，从伍里选一位当伍老，再从什里选一位当里典。伍老和里典负责管理老百姓，类似于小区居民楼里的楼长。
当人口普查完成后，商鞅手里就掌握了秦国各地人口的大数据。只要知道哪个地方住了几户，家里有几口人，国家征兵与征粮就方便了。
商鞅知道恨他的人数不胜数，可他没有时间去理睬。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颁布了影响中国的律法——《秦律》！
虽然后来秦朝灭亡了，但是它的律法没有亡。
汉朝一直批判秦朝是亡于暴政，《秦律》也被泼脏水，被说成是严刑峻法，是暴君迫害百姓的利器。然而汉朝一边骂秦朝，一边却继承了秦朝的衣钵，将《秦律》换个封面，改些内容，变成了《汉律》。《秦律》对于汉朝来说，就像是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那可真香啊！
商鞅变法为律，将李悝的《法经》变成了《秦律》，《法经》六篇变成了《秦律》六律，分别是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商鞅并不是对着李悝的《法经》直接照抄，而是继承了李悝依法治国的理想，并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修改。
后世很多人以为《秦律》里面只有六种律法，而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震惊中外的睡虎地竹简推翻了人们这一认知。这批珍贵的竹简编写于秦王嬴政灭六国时期，其中《秦律》的内容涉及农业、库管、货币、贸易、徭役、吏治、爵位等，多达十八种律法。
由此可知，在商鞅死后，后来的继任者仍在不停地扩充《秦律》，其细致程度丝毫不弱于现在的法律条文。
《秦律》非常严苛，哪怕犯的是轻罪也会被施以重刑。之所以这么规定，是为了对社会起警示作用。商鞅还专门用一句话来解释：“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意思是，执行刑罚，对轻罪也要重罚，这样就没有人敢犯轻罪，重罪就更没有人敢去触碰了。
在秦国，偷盗牛马的人会被直接处以死刑。五个人偷窃，赃物达到一定数额，就要被砍去左脚，还要在脸上刺字，送到工地上修四年城墙。把灰倒在马路上的，脸上也要被刺字。邻居中有犯罪分子，而自己没有向政府告发，要被腰斩。
“轻罪重刑”是《秦律》的特色之一，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就是刑罚的种类。现在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惩处，大多是被判监禁，最惨的就是死刑。而《秦律》里惩处犯人所用的刑罚，不得不让人怀疑商鞅是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所以他设置的每一种酷刑都像是为恶鬼准备的。什么绞死、砍脚、割鼻子、脸上刺字，阉割都算轻的。严重的比如车裂、腰斩、戮（杀死后陈尸示众）、枭首（砍掉脑袋示众）、破腹、囊扑（装入袋中打死）、烹（下锅烹了）等，听着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太恐怖了！
《秦律》的颁布让秦国百姓神经紧张。他们知道只要触犯法律，哪怕是轻罪，都有可能被商鞅送上西天。因为不想受刑罚，秦国老百姓全都小心谨慎，走在大街上都疑神疑鬼，生怕自己犯法。《秦律》施行之后，秦国国泰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商鞅的《秦律》之所以能大获成功，不光是酷刑对社会起到了震慑作用，更重要的是商鞅看穿了乱世中的人性。
小孩启蒙时背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性善论从小就牢固地扎根在我们心中。然而有阴就有阳，有性善论就有性恶论。《圣经》故事里，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人类继承了这一罪恶，被称为“原罪”。在西方的教堂里，经常会有人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过。而在东方，战国后期的荀子也提出了性恶论。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也发现了人性之中有剔除不了的恶。他用一句话来解释自己眼中的性恶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意思是，人的本性就是饿了就会找吃的，累了就要休息，痛苦时想寻找快乐，屈辱时想追求荣誉，这是人之常情。人在追寻利益时，会不管礼法；在追求名声时，会失去人性。
人在追逐利益时，往往会暴露出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要想遏制住恶，维护社会的秩序，就必须用严酷的刑罚。
严刑峻法也不光是为了遏制人们心中的恶，更重要的是方便管理国民，因为秦人可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战国后期，荀子曾经到过秦国，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眼中的秦人的：“以秦人从情性，安恣孳，慢于礼义故也。”意思是，秦人的性格纵情任性，肆意妄为，傲慢无礼。
荀子到秦国访问时，距离商鞅变法已经过了几十年，而秦人仍然活得很随意，这样的人组成的军队怎么能上战场呢？当年，吴起就是利用秦人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弱点，多次大败秦军。
所谓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面对生性如此随意的秦人，商鞅就必须采用严刑酷法来管教他们，才能打造一支令人生畏的虎狼之师。
虽然《秦律》甩不掉严刑酷法的帽子，但是它的很多核心价值观却是超越时空的。对现代人来说，公平与正义的理念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古代，谁提出这一观念，无异于掀起惊涛骇浪，而《秦律》就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它比李悝的《法经》更进步。
“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意思是，在刑罚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卿相、将军、大夫、百姓，凡是有不听从国君颁布的法令的，一律杀无赦！
这句话等于法家告诉世人，就算天王老子犯了法，也得法办。商鞅还真的就这么干了，他在秦国杀的犯罪的贵族数不胜数，就连太子的老师也难逃商鞅的手掌。
《秦律》还含有罪刑法定这一现代法律的重要原则。
什么是罪刑法定呢？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举个例子，一个人总喜欢光着膀子在大街上走，假设有一条法律说光着膀子上街违法，那么这个人将受到制裁；如果没有这样一条法律条文，那么虽然这种行为不文明，但这个人不违法。
一个人是否犯法，要看法律条文里是否有明文规定。过去，国家的法律都被贵族藏了起来，老百姓是否犯罪全凭贵族一张嘴，他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老百姓活在恐慌之中，只能顺从贵族的意志。
然而《秦律》的公布起到了普法作用，老百姓现在明白自己做的哪些事是合法的，哪些事是非法的，真正学到了法律知识，就不会再受到贵族的要挟。
后世很多君王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经常会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南宋时，宋高宗实在找不到岳飞的罪名，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处死他。明代的皇帝看大臣不顺眼，直接扒了大臣裤子，廷杖伺候。他们想抓人，也完全可以绕过法律，直接让锦衣卫把人关在诏狱里。
《秦律》的确有其先进的一面，不过商鞅在推广《秦律》的初期还干了一件影响极其恶劣的事，那就是烧书。烧书并不是秦始皇首创，他祖先秦孝公就已经这么干了。
烧书不是什么书都烧，而是烧儒家的经典书籍《书》《诗》。《书》就是后世常说的《尚书》，里面讲述的都是上古帝王的故事，《诗》主要是战国前的诗篇。儒家经常会借古言今，这是商鞅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儒家学者因循守旧，只会自取灭亡，大胆创新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