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沃德-铂金斯
蛮族征服和统治：从罗马之劫(410年)到狄奥多里克之死(526年)
410年8月24日，一支由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军队进入罗马，在这座城市整整洗劫了三天。罗马世界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自从高卢人在公元前390年攻占这座城市以来，800年里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且即使是在公元前390年，首都也被大声鸣叫的鹅拯救了。基督教徒们不禁要问，上帝为什么要抛弃刚刚皈依的帝国？在阿非利加行省，希波的主教教区虽小，但主教奥古斯丁学识渊博，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写下了《上帝之城》一书，其英文版长达1000页，巧妙地阐述了神的旨意及人与神的力量之间的关系。
410年这一确切的年份，似乎可以用来作为意大利中世纪开端的标志——一个来自北方的外族入侵者摧毁了整个半岛，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还有一位牧师受此触动完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这绝对不是我们上一章所探讨的奥古斯都的世界，曾经的罗马军团在地中海所向无敌，罗马帝国的力量被维吉尔写进他杰出的异教史诗大肆颂扬。然而，这样突然的、完全的转变显然不是在某一个日期的一朝一夕中完成的。3世纪时，罗马的统治地位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的蛮族入侵者虽然没能攻下这座城市，但已经构成足够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其周围修建了长达19千米的防御墙。帝国的力量也没有一下子被410年8月所发生的事件轻易摧毁。哥特人最终于412年迁出意大利，并于418年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在高卢南部定居下来。事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这座城市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最后一位生活在这里的皇帝是马克森提乌斯，他于312年被君士坦丁击败并杀害，真正的权力中心向北转移到了位于现代德国境内的边境城市特里尔及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和拉韦纳。同样，作为基督徒，奥古斯丁“期盼”中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5世纪早期，异教(或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多神论)在意大利仍然十分活跃——当奥古斯丁质疑罗马的永恒神圣地位时，异教徒鲁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写了一首更传统的诗歌，来赞美哥特人洗劫之后罗马这座城市的复兴。
然而，鲁提里乌斯错了，因为罗马并没有复兴。5世纪时，帝国逐渐失去了所有的行省：起初是像不列颠这样地处边远的不重要的行省，但后来是阿非利加行省(429年)，后者对罗马的谷物供应和维系帝国军队所需的税收至关重要。到了5世纪末期，意大利已经不再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中心，相反，它成了外来入侵的“受害者”。例如，汪达尔人定期从自己位于北非的新家园出发袭击西西里，并在455年精心计划，对罗马实施了第二次洗劫。自那时起，这座半岛或多或少一直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让人惊讶的是，有时甚至十分享受——例如，今天许多意大利人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在近代曾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侵略，但他们往往乐于铭记德国在1943—1945年占领意大利期间所犯下的残暴罪行。
在意大利国内，帝国统治在5世纪时的终结意味着安全的终结，意味着必定可以取得财富和地位的时代的终结，但社会并没有在一夜之间便完成转变。富有而有文化的地主继续统治着他们的庄园，甚至继续举办极其昂贵的游戏聚会来供人们娱乐。帝国军队中具有蛮族血统的军官越来越多，不过这些人很乐意采用罗马的生活方式，并以此在罗马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仆从也好，作为侵略者也罢，蛮族人最终还是进入了帝国境内，其目的不是摧毁，而是享受他们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前线时垂涎不已的高度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在意大利社会内部，有些变化发生得更加无声无息，且同蛮族入侵并无关系，但它们与帝国的覆灭同样重要。特别是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时，基督教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罗马庙宇逐渐关闭，任其腐烂，人们甚至将有些庙宇拆毁，仅仅是为了将原建筑材料用去别的地方，与此同时，城市里建起了崭新的教堂，就建在那些烈士的坟墓上。到了5世纪末，在任意一座意大利城镇中，神圣且重要的区域不再是卡皮托利尼众神神庙广场的周边位置，相反，在这块区域的核心往往是一座天主教堂，被一圈墓地教堂围在中央。
尽管帝国军队的蛮族指挥官奥多亚克于476年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并攫取了足够多的土地，将他自己和麾下的日耳曼军队都变成了贵族，但至少从表面看来，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变化。奥多亚克十分谨慎，他没有疏远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因此仅以东方帝王属下的一个国王的身份来统治意大利：他也同样十分谨慎地安抚意大利的贵族们，允许其保留了所有传统的政府官员的职衔，并且授予他们一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具有象征意义的职权(如铸币权)。在奥多亚克统治时期，意大利自3世纪以来第一次铸造铜币，其上骄傲地刻着传奇的“SC”字样(Senatus Consult：经元老院批准)。也许没有人真的愚蠢到相信罗马和帝国的力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维持这样一种假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统治者采用的是一种恰当的罗马方式，意大利贵族觉得自己受到重视；蛮族以为自己被帝国的统治中心所接纳(很显然，他们实际并没有)；即使实际管理者是蛮族，东方的君主们仍然可以假装西部行省真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从几个世纪未受挑战的帝王集权，过渡到屈从于野蛮人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假装一切如昨，意大利将无法缓冲所受到的巨大冲击。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6世纪初期，尽管蛮族出现了一位新的军事霸主，即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他于493年击败并杀死了奥多亚克，在526年去世之前一直统治着意大利。在哥特人的政治宣传话语中，哥特人为了半岛上的罗马居民可以享受和平、舒适、高尚的生活，时刻准备着肩负起管理和保卫意大利的艰巨任务：“捍卫文明世界，哥特人的荣光。”狄奥多里克确实为意大利带来了和平，而且，通过一系列联姻、与其他蛮族国王签订条约以及吞并普罗旺斯，他甚至将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国外。意大利的统治阶层不仅包括帝国传统中的省长、总督等人，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位高卢人省长，他曾经是阿尔勒的居民。
意大利人事后进行了深入反思，加上分析大量的东哥特宣传资料，我们从中很容易发现，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是意大利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和平安宁的时期，“人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就像白天一样”，而且，在大约14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半岛最后一次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然而，当时的人并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那些苦难，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会为自己的生活欢欣鼓舞。尽管哥特人无疑十分希望在罗马的框架内进行统治，但他们不可能突然就抛弃自己蛮族的身份，事实上他们很可能自豪于自己的日耳曼血统和成就(包括在378年哥特人击败并杀死了一位罗马皇帝，甚至是公元410年的罗马之劫)。
狄奥多里克是在拉韦纳的一座大理石宫殿中统治国家的，虽然这座宫殿完全按照罗马风格建造，但这里住着的不仅是讲拉丁语的意大利朝臣，还有留着胡子、讲哥特语的蛮族人，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异端基督教信仰。在首都拉韦纳和其他拥有足够多的哥特居民的城市中，都存在互相对立的教堂和洗礼堂，一方用拉丁语举办天主教弥撒，而另一方用哥特语举办阿里乌教派弥撒。此外，拉丁人和哥特人究竟谁拥有军事大权，是毫无疑问的，谁真正拥有政治权力也是毫无疑问的。意大利当然受哥特人的保护，一些意大利贵族，如卡西奥多罗斯，甚至在哥特人政府中占据高位，十分富有；但无论宣传话语如何伪饰，这都与共和国和早期帝国的情况相去甚远。
因此，一些杰出的、充满历史情怀的意大利人似乎在憧憬着帝国的回归，也就不足为奇了。到6世纪，西罗马皇室已经没有尚在世的后人，这就意味着要让当时的东方(或拜占庭)皇帝来控制意大利。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可是一个既有充分动力又有充足野心来“重新征服”西部各省的人，他先是在舅父查士丁(518—527年)麾下，后来他本人即位(527—565年)，意大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烦。即使在狄奥多里克强有力的统治之下，也难免有阴谋权术的阴影，或者至少是有阴谋的嫌疑。罗马的一位主教死在监狱中，两位著名的元老院元老被残酷地处决——其中一位名叫波爱修斯，他在哥特人的监狱中受尽折磨，同时还写下了《哲学的慰藉》一书。
波爱修斯是最后一批有文化的罗马贵族，对他们来说，其身份地位的最佳佐证在于自己对经典的熟知，而非战马的数目或者右臂的力量。而且，他是被日耳曼国王下令处死的，因此人们往往将之视为古典文化被无知的野蛮人肆意践踏的象征。然而，这样的评价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由于东哥特人对罗马贵族的精心保护，才使得半岛在6世纪晚期能够出现大量如波爱修斯这样的文化人。
一个分裂的半岛：拜占庭和伦巴第的意大利，以及教皇国的出现(535—774年)
526年，狄奥多里克去世，之后查士丁尼成功地迅速重新征服了非洲，并于535年入侵意大利。当时，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就在查士丁尼重要将领贝利萨留的手下出任谋士，得益于此，我们对其后的战争了解得很清楚。不幸的是，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的入侵主要通过围攻的方式进行，就像1943年盟军登陆一样，开始时迅速占领了西西里岛和南部地区，同样在那不勒斯陷入困境，随后进而演变成一场令人沮丧的缓慢的消耗战。直到562年，在经过整整27年的战争后，北方最后的哥特要塞才终于投降。
这场战争中的主要输家当然是哥特人，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和特权，失去了大部分的财富，并在战斗中失去了许多士兵。然而，战争也给意大利本地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普罗柯比在总结战争的结果时讲了3组小猪的故事，每一组都有10头猪，哥特国王在一段时间内不给它们食物，以此来预测查士丁尼入侵的结果：“哥特”猪只活下来两头，其他的都死了，而“拜占庭”猪则大部分都存活下来。然而，“意大利”猪中只有一半活了下来，而且它们的鬃毛都掉光了。
从理论上讲，随着重新征服的完成，意大利回到了正常状态——由一位正统天主教罗马皇帝统治。尽管当时人们并不如此认为，但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相比，狄奥多里克政权很快就成为人们眼中的黄金时代。新政权没有将帝国首都迁回罗马或拉韦纳的计划；之前即使意大利不再是帝国的中心，但至少还是一个独立王国，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相当小的边境行省。此时，在意大利征收的大量税收并没有花在拉韦纳和半岛的其他地方，也没有花在修建宏大的新建筑和奖励意大利臣民上，这些钱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主要用于保卫帝国的东部边疆。同样，拜占庭皇帝也没兴趣向意大利贵族示好，在其眼中，意大利贵族不过就是他们的子民，向其征收赋税纯属天经地义。就连教会也喜忧参半，他们原本指望恢复正统教会的统治后自己能够获益颇丰。确实，天主教会因没收了阿里乌派教堂和阿里乌派教会土地而获益；然而，东哥特人小心翼翼地不去侵扰意大利天主教会，以避免引起任何麻烦，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统治者们却毫不犹豫地试图把他们对正统的独特解释强加给自己的意大利新臣民。
新的拜占庭政权也没能给意大利带来和平。568年，也就是最后一批哥特要塞投降仅仅6年之后，伦巴第人从东北部进入意大利，并进而征服了波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远至贝内文托。不过，拜占庭人保住了更南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富饶的西西里岛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一块狭长地带，位于首都拉韦纳和罗马之间。自此，半岛开始了漫长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续到1870年。
意大利分裂成两个主要的权力集团，这造成了战事频仍的局面，并进一步导致了政治分裂：北部的伦巴第国王，从首都帕维亚进行统治，很少能有足够的力量对位于中部和南部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公爵领地行使有效的政治权力；同样地，拉韦纳的拜占庭总督也很少能有足够的军力去守卫以往罗马帝国的偏远地区。所以，城市大体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因此，罗马不得不自给自足，这对于主教辖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称之为“教皇权”。在6—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不得不抵御伦巴第人频繁的侵略，罗马及其公国的人民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主教寻求保护和食物。教皇这么早就成了罗马及其领地的领袖，这着实令人惊讶，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的东哥特时代，这座城市里还确实存在着另一种权力来源，且历史更为悠久，那就是元老院，它由富有的意大利地主组成，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成立之初。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存在，元老院显然没有在历次哥特战争的破坏和纷扰中幸免于难，在拜占庭强加统治后，元老院的种种特权也被忽视，在劫难逃：625—638年，它的所在地，即罗马广场的元老院议事堂，被改造成一座教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对罗马的洗劫只是个开始，但是议事堂的这种转变无疑标志着意大利经典的古代时期彻底消亡。随着元老院的消失，且拜占庭无法实施有效的管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罗马主教显然是照顾其意大利中部教众精神和世俗需要的不二人选；早在格里高利一世教皇时期(590—604年)，教皇们就开始以一种为后世所熟知的方式向城市提供食物，为达成和平条约而举行谈判，并为军队支付军饷。
在今人看来，即使在天主教内部，教皇也是不应该拥有世俗权力的，然而必须指出，这种世俗权力确实有其优势，而且在教皇权将影响力扩展至全欧洲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罗马主教手里总有一手好牌：这座伟大城市本身的名字和传统，以及一大批杰出的当地殉道者，包括《圣经》中提到的两位最著名的圣徒——彼得和保罗。此外，就彼得而言，传统上认为他是第一任罗马主教，教皇们在马太福音16章中也得到了基督的谕示：“你是彼得，我会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今天，这一馈赠的第一句以马赛克画的形式镌刻在文艺复兴时期修建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上，这样的安排必然有其用意。然而，为了取得其应有的崇高声望，教皇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如果教皇只不过是拜占庭帝国政策的喉舌，就像君士坦丁堡牧首经常做的那样，或者如果他成为伦巴第王室控制下的主教，他就很难展现出像历史上那样影响广泛的精神权威。一方面，意大利中部教皇国的出现使未来的教皇卷入了十分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它确保了教皇的独立性和自治权，这对保持教会的地位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两种后果必然同时发生。
教皇国出现的同时，教皇们也将其影响尽可能广泛地散播到欧洲各个野蛮民族中去。在当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教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在6世纪高卢教会所有的会议记录中，只有一则非常模糊地提到过教皇的首要地位。但在英国，教皇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教皇格里高利派遣的奥古斯丁布道团于597年抵达肯特，后来英国人便将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他们抛弃异教皈依天主教的源头；而且这种记忆在英国教会和罗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纽带，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
人们通常认为，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入侵昭示了半岛上黑暗时代的降临，的确，7世纪被看作一个低谷，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增长和文化成就的迹象。然而，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伦巴第人很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早在2世纪，意大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滑向愈加贫困的深渊，而除了伦巴第人的入侵，在这一衰落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其他标志性事件，如5世纪帝国的灭亡和6世纪拜占庭帝国重新征服意大利等。
毫无疑问，与东哥特前辈不同，伦巴第人并没有以罗马风格示人的困扰，他们只是偶尔才会用古典风格来粉饰自己的统治。这使得他们看起来似乎没有东哥特人那样文明；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差或许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到了6世纪末，意大利人已经适应了外国统治者，甚至拜占庭人都不再试图将自己的所有政策都包装成罗马模式。确保自己的统治看起来同罗马人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相反，如果我们将使用书面文件和习惯居住在城镇看作文明的标志，那么伦巴第人肯定比他们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日耳曼表亲文明得多。例如，8世纪时，卢卡的伦巴第贵族居住在城镇中，并给教堂捐款，而且他们确保这些事情都被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以示后世子孙，许多记录中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
同样重要的是，7世纪不仅仅是意大利的“黑暗时代”：大多数北欧国家也是如此，甚至拜占庭也未能幸免。拜占庭在古典时期建立起了高度文明的社会，由于遭受了波斯人，随后又是阿拉伯人的进攻，许多文明特色都永远消失了。事实上，与其他地区相比，伦巴第时期的意大利可能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而且难得的是一些生活传统得以延续。例如，无论是伦巴第人还是拜占庭人，在统治意大利时都从未打破半岛的城市管理传统，这无疑有助于维持城镇生活。尽管意大利的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没有了任何古典城市主义的标志性装饰，但大多数城镇并未消亡。拜占庭统治下的意大利可能是当时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最繁荣、最和平的地区之一。663年，君士坦斯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在访问罗马并与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作战之后，他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定居下来。随着君士坦斯二世于668年被刺杀，这次迁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事后看来，这似乎不过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皇帝做出的古怪的反常举动。但结合7世纪的具体情况，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决策；整个爱琴海地区甚至包括君士坦丁堡都处于阿拉伯人的威胁之下，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则是一个繁荣而安宁的小港湾。
尽管伦巴第人在640年前后占领了利古里亚，并于约公元700年占领了科西嘉岛，领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拜占庭帝国和伦巴第王国及各公国之间基本保持了权力的平衡，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然而，751年，伦巴第国王艾斯杜尔夫占领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都拉韦纳，半岛的军事和政治形态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之后，拜占庭只能有效控制西西里岛和南部地区。
北方有一个强盛且在不断壮大的伦巴第王国，而拜占庭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充当有效的缓冲或者盟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皇发现自己已经直接暴露在威胁之下：这座城市和主教辖区最终很可能会被伦巴第王国吞并。面对这种情况，教皇们要求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霸主——法兰克的加洛林家族代表他们对意大利进行干预。加洛林家族为攻打伦巴第人提供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教皇们认可加洛林王朝，并以上帝的名义许可他们推翻法兰克前朝王室。754年，教皇斯德望二世前往法兰克王国，为加洛林王朝的丕平加冕。同年(之后又在756年)，丕平在意大利开展军事行动，迫使伦巴第人放弃了他们之前占领的教皇国领土。
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征服：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774—962年)
然而，直到773—774年，丕平的继任者查理曼再次介入，“伦巴第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这一次，他占领了帕维亚，废黜了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并加冕为“伦巴第国王”。
当然，在欧洲神话中，查理曼是个一统天下的英雄，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都受到人们的崇拜。近年来，他的帝国甚至被描绘成欧盟的早期版本(他的首都和墓地都位于亚琛，甚至离布鲁塞尔很近，人们很容易便可以产生这种联想)。但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干预不一定是件好事，当然，人们也没有一直认为它是件好事。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当教皇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强国结盟，再一次挫败了将罗马纳入一个意大利王国的尝试时，查理曼在一千年前与教皇的联盟，以及随后阻止了伦巴第人在意大利中部的扩张，都被描述成了教会的一个阴谋，是试图提前阻止意大利(在伦巴第国王狄西德里乌斯统治下)实现其必然的统一!波河平原和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一个强大的北欧国家征服并吞并，当然这是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平衡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恺撒的军团曾经强迫高卢人不情愿地接受罗马的统治，而此刻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下来，1943—1945年德国占领意大利北部可以说是这种变化的最后一次体现。
773—774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把半岛的北部稳固地纳入了北欧的政治轨道中。然而，在更偏南部的地区，法兰克人的入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拜占庭帝国仍然控制着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同北方的一些公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没有什么实际的管理权的话)，这些地区的中心位于那不勒斯、加埃塔，以及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新兴的威尼斯城。贝内文托的伦巴第人也没有被法兰克人征服，并在8世纪末和9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公国，统治中心包括贝内文托、萨莱诺、卡普亚(直到11世纪诺曼人到来之后才灭亡)。
从长远来看，拜占庭帝国的势力在意大利北部的消亡，以及法兰克人从未成功地将其军事和政治控制力扩展到南部，这些事实都对意大利的形成至关重要。直到8世纪中叶，南北双方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还都呈现出各方势力纵横交错的局面：说希腊语的拜占庭人居住在拉韦纳、撒丁岛、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日耳曼的伦巴第人则遍布半岛，从贝内文托到皮埃蒙特，从700年前后开始也占据了科西嘉岛。但到了8世纪末，面积广阔的新政治区域形成了，这些地方(碰巧)在当时已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有助于形成独特的区域特征：北部地区此时处于法兰克人的控制之下，此后也常受阿尔卑斯山以北势力介入的影响；中部地区是教皇领地和教皇的势力范围；南部地区则与东方和北非有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在摧毁伦巴第王国的过程中，教皇消灭了他传统的敌人，解除了威胁；但是，当然，他得到了法兰克人这样一个强大到令人心悸的盟友。历任教皇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澄清自己与其法兰克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的一个例子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内容显示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将大片领土捐赠给其同时代的西尔维斯特教皇，这是教会的一项发明，后要求法兰克人认可这件中世纪著名的伪造法令为真，但现代人几乎可以确定它是在8世纪时被炮制出来的。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罗马为查理曼加冕，宣布其为新的“罗马皇帝”，这一举措具有革命性意义，目的是试图将教皇拥有精神力量和法兰克皇帝拥有世俗力量这一关系确立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利奥的举动是一种务实和明智的权宜之计，认清了8世纪末的政治现实。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西罗马帝国的重生不仅使同时代人浮想联翩，也使后来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认为欧洲可以存在一个合法的“超级大国”，而这个大国的合法性和命运都与教皇的权力密切相关。后世的军队为了拥护各自的领袖称帝，从阿尔卑斯山以北南下，不辞辛苦挥汗赶到罗马，结果却死于疟疾，而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人看着他们的庄稼和牲畜被这些军队摧毁，肯定不会认为利奥的这一做法十分高明。
在意大利南部，比起遥远的北方某位国王建立帝国的雄心，阿拉伯人的到来显得更为重要。9世纪时，来自北非的船舰和军队逐渐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整个西西里。从现代世界的角度来看，西西里很容易被视为基督教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北非之间有着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是这样没错，而且欧盟成员国也希望这样的局面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西里靠近北非大陆，而在地中海世界里，海上联系可以同陆地联系一样紧密(特别是离得最近的意大利本土是贫穷多山的卡拉布里亚地区)，西西里本可以轻易变成伊斯兰世界的永久一员。事实上，两个半世纪后，诺曼征服将其纳入了一个新的、长久存在的意大利南部基督教国家；但此前这里的许多居民已经变成了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
特别是阿拉伯入侵者在加利格里阿诺河河口到那不勒斯北部修建起了坚固的军事基地，他们从那里出发，给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846年，他们甚至航行到了台伯河流域，洗劫了罗马的城外教堂，将使徒和殉道者的尸骨永远地散落丢弃了。这种情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即使是410年、455年和1527年的罗马之劫中，洗劫罗马的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会掠走教堂的财宝，但不会侵扰圣徒们的安宁。在欧洲北部，我们习惯于认为穆斯林的扩张在8世纪早期达到了顶峰，直到732年普瓦提埃之战中被查理·马特击溃；又或者认为顶峰出现于17世纪末期，直到1683年扬·索别斯基解了土耳其人对维也纳之围；但在意大利，阿拉伯和穆斯林成功的**无疑出现在900年前后，西西里被成功吞并，甚至半岛上最大的一些城市也遭到了攻击。
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混乱状态，有赖于新兴的地中海贸易，8世纪和9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和南部逐渐出现了贸易重镇。其中，最著名的城市当数威尼斯，这主要归功于其之后创造了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在9世纪和10世纪时期，威尼斯只不过是众多富庶的新兴城市之一：威尼斯、巴里、阿马尔菲、萨莱诺、那不勒斯、加埃塔、比萨和热那亚。10世纪后期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在描述意大利的城市时特别称赞了阿马尔菲，赞美其为意大利境内“最繁荣、最杰出、最富裕、最奢华”的城市。
今天，如果任何人拜访阿马尔菲岛的岩石半岛，或者是威尼斯的潟湖(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远早于大陆出现排水系统、人们搭建起铁路和公路桥梁及建成梅斯特雷这样庞大的城市系统)，可能都会惊叹于这些农业落后、地处偏僻的城市，究竟是如何崛起并获得巨大财富的；但从9世纪开始，海上贸易就可以使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偏远和独立甚至可能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如同古罗马和它的奥斯提亚港，或者中世纪欧洲的伦敦和巴黎，城市可以通过与强大国家的命运相关联而变得强大；但通过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它们可以同时满足不同政权对贸易的需求，因此也可以获得非凡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新兴的意大利海港就属于后者，它们可以在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意大利南部的伦巴第人，以及法兰克人世界之间开展贸易，利润丰厚。在政治上，意大利被多个权力集团瓜分，遭受了不小的苦难；但是，这些纷争对意大利商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并且站在地中海地理和文化的十字路口。
在9世纪下半叶和1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南部的基本政治格局大体稳定；不过因为涉及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伦巴第意大利人，以及一大批基本独立的王室封邑和公国，而且所有人都在谋取各自的利益，所以从细节上看，这一格局不可避免地呈现出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特征。然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随着加洛林王朝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的意大利王国的解体，根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加洛林王朝一样，9世纪初曾经强盛一时的王权逐渐陷入王位争夺者之间的内战，而外国侵略者的介入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阿拉伯人从位于普罗旺斯法拉克西内图姆的基地出发，沿着阿尔卑斯山西部和利古里亚的海岸线一路前进，入侵半岛的中部，而马扎尔骑兵从现匈牙利境内的根据地出发，突袭波河平原。在这种情况下，9世纪末10世纪初的意大利境内的各位国王不得不出钱收买贵族和主教，赏赐其大片土地，授予其如管理城墙、征收通行费和税款等权力，以此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正如一位敏锐的当代观察家所指出的，“意大利人更喜欢有两个国王，这样当他们试图控制其中一位国王的时候，就可以威胁他说自己要改为拥护另一位国王”。到950年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整个意大利都呈现出大大小小的权力集团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些领土面积较大，例如拜占庭在意大利本土南部建立的行省，或者北部边境的伊夫雷亚公国，而其他则仅仅占据很小的一块领土，例如加埃塔公国和威尼斯公国(后者的统治者被称为“达克斯”，或者公爵，后被称为“总督”)。
奥托王朝和诺曼王朝的干涉，以及帝国与教皇权力之争(961年至11世纪后期)
10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奥托王朝在北欧崛起为新的超级大国，同时期在意大利北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奥托王朝的国王们主导的。奥托一世发现半岛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国力疲弱，并受到查理大帝所开创的光辉历史的感召，他于951年首次侵略意大利，961年再次更加果断地出兵，第二次他得以加冕为“意大利国王”。962年，应罗马教皇的请求，他干涉了罗马的情势；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帝王的皇冠。
奥托的介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德国而言，意大利意味着巨大的帝国利益，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250年甚至更久。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现在的欧洲联邦的角度来看，这些好战的家伙并不值得特别的赞赏。意大利人认为那不过是一个被北欧人野蛮统治的遥远年代；而德国人则认为，那些皇帝本应该专注于建立和维系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德意志，这才是必须做的正经事，但他们却忙于危险重重而前途未卜的国外征伐，这无疑是很愚蠢的。当然，奥托和他的继任者们并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意大利是一个可以征税和盘剥的富饶之地。而且，既然意大利和皇冠都已经被纳入囊中，成为奥托王朝皇帝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放弃它们将被视为软弱的象征。大国往往很难体面地放弃其特权，即使它们显然已成为一种负担；正如英国目前所发现的，君主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都意味着庞大的开支，这都是帝国时代的遗产。
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德国的国王和皇帝对自己的权力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和所有9—10世纪的国王一样，他们对教会也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其统治的这两个特点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会对教皇事务进行直接干预。教皇在10世纪初陷入了罗马城家族政治的泥沼，有时甚至会明显损害其声望。例如，一位教皇甚至把自己的前任和仇敌的尸体挖出来，并对其进行严肃的审判。北方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皇帝，这重新鼓舞了一些想在罗马重建帝国的人采取行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一个困难而又微妙的问题，即如何区分教皇权威和帝王权力。
963—1046年，德国皇帝多次干预罗马事务，任命了几位教皇，在此过程中，偶尔有几次还罢免了前任教皇。罢黜的理由总是合乎道德的(在任者的腐败行为)；在10世纪，北欧人对罗马和教皇有了清晰的看法，而且这种观点持续了很多年——那里是拉丁人阴谋和腐败的温床，为正直的北欧人所不齿。但宗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教皇，从中德国皇帝显然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奥托三世统治期间(983—1002年)，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选择居住在罗马，在这样一个强大的世俗国家的控制下，教皇近乎沦为区区一个主教。
实际上，帝国掌控的不过是教会所拥有的全部世俗权力，然而在11世纪下半叶，一场广泛的支持教会改革的运动影响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因此这种对教皇的控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创造一个纯粹的、孤立的教会制度，不受家庭、性别、金钱或世俗权力的影响和束缚。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者们看来，那种加洛林和奥托帝国教会觉得舒服(通常是完全满意的)的世界无疑太过颓废，并且与世俗生活的联系过于密切，因为各位主教(甚至教皇)通常是由国王或皇帝任命的，其任职徽章一直都是由后者颁发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皇必定是这场辩论的中心焦点。当时，各国教会都处于各自王室的控制之下，天主教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与此相对地，人们更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教会，这样的理想强调建立一个单独的、国际化的教会等级制度，教皇声称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教会领袖。11世纪下半叶，教皇颁布法令，一方面确立了自己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反对世俗权力介入教会事务，特别是反对当时统治者将戒指和权杖赐予主教以作为其职衔标志的普遍做法。由于高级神职人员往往也是国家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力量贡献甚大，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和教皇之间的摩擦。当时在位的是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和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这两位都是体魄强健且意志坚定之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分歧演变成了热烈的笔头论战，甚至演变成了公开的战争。
对教皇权力的发展而言，与皇帝展开公开斗争是一段英勇的历史，但其意义却并不一定十分重要，因为这场争论以妥协告终，即世俗权力放弃了任命主教时象征性的形式，但保留了至关重要的任命权。从长远来看，对教会历史更重要的是，一个缓慢但似乎不可阻挡的过程拉开了序幕，从此人们开始认同教会应该有自己的法律(教会法)，教廷应该是这项法律的最终仲裁者。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上诉到罗马的案件都在稳步增加，并把罗马的教皇宫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法庭，或称为教会法院，拥有一大批官员。
11世纪时，帝国的权威不仅在罗马受到挑战，在意大利北部也是如此。事实上，早在10世纪就有迹象表明，帝国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可能无法永远维系下去。10世纪和11世纪时期，北方的城镇居民变得越来越富有，起先是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样的沿海中心，但后来米兰和博洛尼亚这样的内陆城镇也是如此。渐渐地，这种经济力量转化为谋求自治的政治行动。
在德国开始介入意大利事务之前，意大利境内的皇权便已经开始衰弱，甚至追溯到10世纪上半叶旨在争夺意大利王权的各派势力之间旷日持久的内战。例如，916年，克雷莫纳国王授予主教在很多领域便宜行事的权力，主教因此积累起大量财富；奥托皇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一进程：因为大多数权力和财产在转让时都签署了严谨的法律文书，而且只要主教们保持忠诚，皇室正好都乐于通过他们实施统治。但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意大利从王室手中流失的权力，不仅落到了贵族主教和伯爵阶级的手中，甚至城市中那些富有的公民和商人也得以分享部分权力。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未被详细记载，只有一些引人入胜的痕迹流传下来，可以作为证据，例如，996年，皇帝曾经短暂地将特权赐给克雷莫纳的自由公民，而这同他们自己的主教的利益是相违背的。
在11世纪时，教会的势力仍然十分庞大，皇权(特别在德国出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在某些城镇，尤其是在沿海和波河平原地区，公民团体开始开展自主且有效的行动。1024年，帕维亚的公民烧毁了该城的皇家帝王宫殿，那里从伦巴第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意大利王座所在，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认为该行动象征着这种政治转变的发生。这座宫殿再也未获重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维亚获得自由一事在中世纪是非比寻常的，但由于有邻国米兰的衬托，这一事件显得无足轻重。一些沿海城镇早在11世纪就已将财富和航海技能用于开展成功的海外军事冒险。比萨人与热那亚人结盟，在1018年驱逐了撒丁岛上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并将撒丁岛收归其联合霸权之下；1062年，他们成功地彻底袭击了巴勒莫，这是阿拉伯西西里最大的港口和城市，满载战利品返航；1099年，与其他意大利城市一道，他们协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夺取圣地，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的仅仅是换取优惠的贸易权。
在意大利南部，奥托王朝的出现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一些德国皇帝开始认真尝试将自己的权力范围拓展到半岛南部。然而，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未能成功，而且其中的一些尝试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后果。982年，奥托二世的远征被疾病和阿拉伯人联手挫败，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斯拉夫臣民在萨克森边境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并获得胜利。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为皇帝带来了财富和声望，他们可以凭借这些来扩充自己在德国的势力；不过，一旦失败就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从长远来看，对南部地区最具意义的变化是诺曼人的出现，他们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与1066年以后出现在英国的同胞一样，祖先是维京人，但在语言和文化上是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西北部定居了1个世纪)。在11世纪初，诺曼人最早是作为雇佣兵来到意大利的，他们被雇用来参加南方独立的王侯与拜占庭人之间频繁的战争。然而，就像5世纪英国的亨吉斯特和霍萨一样，诺曼人很快发现，他们不仅可以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后台老板，还可以借此赢得他们的支持。诺曼人逐渐彻底占领了南部地区，不仅消灭了伦巴第公国和其他独立的公国，而且驱逐了两个“外国”势力，即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拜占庭人及西西里的阿拉伯人：1071年，在巴里，拜占庭人在阿普利亚地区的最后一个要塞沦陷；1072年，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岛上的最大城市巴勒莫也被攻破。
诺曼人把拜占庭和阿拉伯势力驱逐出意大利的举动，意图非常明显，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确保了意大利全境都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现代的西欧)坚定的一分子，他们所持的诺曼语起源于拉丁语(而非希腊语或者阿拉伯语)，而且认同西方拉丁教会，而不是伊斯兰教或希腊正教。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不这样做，考虑到邻近的北非伊斯兰地区的影响，西西里的局势很可能会大不一样；但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从长期看来，终结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占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半岛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卡拉布里亚和南阿普利亚，在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由君士坦丁堡成功统治的，并且由于拥有像奥特兰托这样的贸易港口和大量讲希腊语的修道院，这些地区都很好地融入了拜占庭帝国更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中。诺曼人对南部的征服，终结了拜占庭对该地区在政治上的统治，并以此为开端，许多文化和经济联系最终均被打破。
教皇们的领土位于意大利中部，对其而言，南方新出现的一个不断扩张的势力意味着机遇与危险并存。他们有机会利用诺曼人来抗衡德国皇帝的强大威力，作为回报，他们或许可以将这些诺曼新贵的统治变得合法化；但与以往一样，一个新的强大盟友很可能被证明是不可靠和危险的。曾经有一位教皇试图反抗诺曼人，但在战争中被彻底击败，并于1053年被俘；而另一位教皇同诺曼人结盟，却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城在1084年被自己的盟友洗劫，部分城池被烧毁。到了11世纪，教皇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体制，可以征税，并配备了军队。但是，在意大利的池塘里，如果说诺曼人和德国人是梭鱼，那么教皇在军事上不过是一条小鱼。能否生存下来，能否保持独立，往往取决于自己能否同这些大鱼中的某一方结盟，以及能否说服当下的盟友相信自己的教皇国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极高的国际声望，如果贸然吞下这一口美味珍馐，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消化不良。
皇帝、教皇、国王、贵族和公社(从12世纪初到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
本节的标题很好地说明了12—13世纪意大利政治的复杂性：在这个半岛上，可以发现中世纪欧洲所有的政治力量表现形式，以及如教会和帝国这样惯于在国际上装腔作势的政治实体，它们的诉求往往同小国重叠。然而，意大利大体的政治格局仍与前一时期相同：南部地区曾经被阿拉伯人、拜占庭人、伦巴第人占据，现在则是诺曼人的天下；中部地区仍为教皇国；北部地区(前意大利王国)，先是由伦巴第人占领，后又是加洛林王朝，此时则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但各城邦得以在其中行使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在南方，诺曼征服者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强大国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他们最初的征服虽然消灭了大部分的外部竞争者，但各城邦和大领主阶层手中都保留了大量的权力。然而，特别是在鲁杰罗二世的率领下，新的统治者们扩大了西西里和本土的和平区域的面积及其权力范围，鲁杰罗在1130年获得教皇的承认，得以将自己的伯爵头衔提升为国王，宣告了自己毋庸置疑的实力。1130年圣诞节，鲁杰罗在巴勒莫的大教堂中加冕为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国王。虽然同整整330年前查理大帝新建立的帝国相比，这一新王国似乎并不非同凡响，然而事实证明，它延续的时间更为长久。虽然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岛之间偶尔会处于分裂状态，且经常处于外国的缺席统治之下，但是西西里王国还是幸存了下来。直到1860年在面对加里波第的“千人军”时，西西里王国富有戏剧性地突然解体，但同1130年相比，王国基本保住了全部的疆域。因此，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普遍觉得，西西里岛属于意大利南部，而且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分界线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在罗马时代，罗马城同那不勒斯周边的坎帕尼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成了意大利人的一个特色概念，也是意大利政坛的特色之一。
诺曼王朝对意大利南部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194年被北方德国的霍亨斯陶芬皇室推翻之前。1197年，年仅3岁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了王位。虽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德国皇室血统，但母亲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而且在意大利长大。直到1250年他去世之前，他最关心的始终是意大利，而非德国，南部才是他和家人的家：他的儿子恩佐曾被长期监禁在博洛尼亚，他在狱中写了一首美丽的诗，令人难以忘怀。在诗中，他把他的诗歌和他的全部心神都献给了南方，献给了阿普利亚，而不是北方，“我的心日夜都在那里”(“là dov'è lo mio core nott'e dia”)。在腓特烈统治时期，帝国的内部事态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大利暂时处于帝国的中心，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暂居次要地位。这对意大利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是有争议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成为腓特烈王国的中心，意味着意大利需要为他宏伟的军事野心买单。
诺曼和霍亨斯陶芬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后来被称为“里格诺”)，吸引了学者和浪漫主义者的注意：来自北方的强大国王，文雅渊博，在巴勒莫的柠檬树林和快乐花园中处理政务，这些都成为传说，令人向往。里格诺一直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天堂，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但两者可能都被夸大了。毫无疑问，在12世纪，西西里王国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而诺曼国王也开设了一个档案馆，在那里所有的资料都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3种语言书写。然而，这种文化多样性在某些方面是出于投机取巧的目的(效仿希腊和阿拉伯的征税制度可以带来高额的税收)，而且该局面仅延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在12世纪，法院和行政机构就被逐渐拉丁化了。腓特烈二世也因鼓励思想自由和欣赏伊斯兰文化而闻名于世；但他同样也残酷地镇压了西西里一场穆斯林叛乱，并将幸存者驱逐到阿普利亚，在那里他们被要求集中居住在卢切拉，遭到剥削压迫，需要承担高额赋税，并提供各种服务。腓特烈的穆斯林侍卫(他们曾陪同腓特烈到过意大利北部，甚至到耶路撒冷参加十字军东征)自然令其他基督教国家感到震惊不已，因为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世界对各种不同信仰的包容性越来越低；对于一个专制君主而言，他喜欢看到同时代的其他人流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因此这些侍卫可能更多不过是玩物而已，而绝不能被看作当代多元文化国家的榜样。
诺曼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南方的统治无疑是异常高效的，即使在同时代其他国家的一些君主看来也是如此。例如，“托马斯·布朗大师”，曾经是鲁杰罗二世的仆人，英格兰的亨利二世曾经允许独立记录英国王室的财政办公室——财政部——的资金往来情况，这可谓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殊荣。在诺曼时代和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南方的统治者也善于用华丽的辞藻来展示他们的权力，为此，他们既效仿拜占庭，特别是在腓特烈统治时期，还借用了古罗马的语言风格。然而，究其本质，里格诺与其他中世纪国家并没有任何不同：它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地主贵族是否能够实现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这种稳定偶尔会受到叛乱的动摇，或面临外来干涉的严重威胁。同样可能的是，南方为各位伟大的国王和政治团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诺曼人和霍亨斯陶芬人都镇压了里格诺城市中所有的公社**，而且为了保护王室的利益，他们都对贸易进行了强有力的控制。在北方，城市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深度参与贸易和制造业，还经常利用军事力量获取更多的贸易机会。例如，为了换取这种贸易机会，多个沿海城市承诺派兵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此时的南方，为了贡养王朝和满足王室攫取更多领土的野心，城市和商人不得不承受严苛的税收盘剥。
在12—13世纪期间，北方的经济已经超过了南方的水平，南方地位下降，只能为北方的人口和工业提供食物和原料。在威尼斯变得日益强大的同时，阿马尔菲却逐渐沦为一个空有美丽风景的小渔村，这种情况一直到大众旅游时代才有所改变。诺曼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在里格诺实施的强有力的统治，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这一变化的发生，而直到今天这一变化仍然在影响着意大利。实际上，这种变化还可能产生了一些更广泛意义上的后果。当经济繁荣发展时，意大利往往会出现如12—13世纪的北方和现代战后时期一样的松散政府；而像南方那样强大的中央政府则往往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现代意大利人发现，国家很难在过于强大、自吹自擂(如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与几乎完全自由放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往往还伴随着腐败堕落、派系斗争、环境危机和社会解体的危险。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早在中世纪，意大利人就已经发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是一山不容二虎，根本无法并存。
教皇的领地位于意大利中部，12世纪时，诺曼人在南方，德国皇帝在北方，从而达成了一种脆弱的政治平衡。然而，亨利六世于1194年成功夺取了里格诺，而且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后来决心在帝国已经占领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领土上实施有效的统治，因而在13世纪粗暴地打破了这种政治平衡。教皇和教皇领地再次面临被一个强大帝国吞并的危险。教皇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艰苦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时代结束后，直到霍亨斯陶芬王朝灭亡为止。
教皇国一直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其各种奇怪的特征大多在12—13世纪时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它的权力完全基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即认为自己是教会最重要的教区。这一主张在拜占庭世界无人理睬，但12世纪时，越来越多的西方神职人员受其感召而来到罗马，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教会首都，不断蓬勃发展。在其鼎盛时期，教皇和罗马成为教会真正的精神领袖。例如，1215年英诺森三世召开拉特兰大公会议，意在改革，400余名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种成功使教皇和罗马陷入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处理来自整个西方世界各个教会数以百计的法律上诉案件。要想成为教皇，接受法律培训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而罗马也逐渐被那些请愿者(尤其是败诉方)视为不过是又一个唯利是图的法庭，在那里金钱比真理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你手里什么都不拿……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然而，尽管教皇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好坏)，但他们也是意大利中部的“太子党”。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无法建立稳定的王朝继承，这使得他们对权力的掌控变得极为复杂。为争夺对教皇的控制权，罗马城中敌对的家族和派系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意味着巨大的获益或损失。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攻读过教会法，批准成立方济各会，推动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召开；但同时他出生于塞格尼伯爵家族，本名劳撒，而且在担任教皇期间，他毫不犹豫地提拔了他的兄弟。教皇这一位置总是包含悖论的(教皇既无比强大，又无比软弱)，即“彼得的继任者”不过是一介凡人，无论他是一个中世纪的意大利贵族，还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现代人，在履行教皇职责时，他都必将受到时代的政治限制，且自然也必定有其自身的考量。
在北方，12世纪和13世纪的两大标志性事件，一个是公社的稳步发展，另一个是为了反抗德国皇帝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城邦而进行的两次伟大战争，分别是1154—1183年反抗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意为“红胡子”)的战争和1226—1250年反抗腓特烈二世的战争。到了12世纪初，大多数北方城邦不仅已经独立，而且通过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政府——执政府——而使自己的统治制度化。虽然在意大利的许多地区仍然存在农村大贵族，比如威内托，但在12世纪，每个公社都开始安抚自己的近郊县，即公社周边的村庄和定居点，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对较大的城邦而言，其权力范围甚至超出了邻近的郊县。例如，1203—1204年，威尼斯成功地改变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方向，使其首先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敌对城市扎达尔(札拉)，然后才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曾经不过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偏远公国，但此刻它作为11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稳步崛起的一个例证，已经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到12世纪中叶，内陆城市米兰的势力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一些邻近城镇从一开始就把它视为比巴巴罗萨本身更大的威胁；一位德国编年史作家不无惊讶地注意到，克雷莫内西和帕瓦斯对米兰人充满仇恨。在后来的意大利历史中，当地人强烈的感情和身份认同已经让外人对这种负面情绪感到恐惧和厌恶。
早在12世纪时，种种迹象就已经表明，意大利会陷入分裂，为了与敌人抗争，城邦之间会结盟，不仅如此，这种敌对和派系斗争也蔓延到各个城市内部。1160年，一位来自图德拉的犹太旅行者本杰明详细记录了热那亚城内周期性爆发的塔战。与巴巴罗萨和腓特烈一世时期的情况一样，唯有来自外部的持续威胁才能让北方各城邦进入短暂的统一时期。1167年，一些北方城邦联合创建了伦巴第联盟，其中甚至有从前的仇敌。1176年，联盟在莱尼亚诺大败巴巴罗萨。虽然20世纪时他们的敌人变成了罗马的征税官，但完全不出乎意料的是，今天伦巴第联盟(北方联盟)的象征还是一个12世纪的骑士，骄傲地举着剑来捍卫北方的荣誉和独立。
尽管德国和里格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但是巴巴罗萨之所以会被击溃，腓特烈二世也在此受挫，其原因在于北方各地达成了暂时团结(一旦帝国的威胁消失，这种团结会立刻宣告解体)，以及拥有大量寻求独立的富裕城邦，它们能够将财力转化为新的防御工事和武装力量。意大利北部成了九头蛇海德拉一样的地方：每当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颅被砍掉时，在原来的位置会长出更多的头颅。然而在南方，尽管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历程十分艰辛，但并非不能实现，就像1194年(以及后来的1266年)发生的那样，北方当时处于极度分裂之中，南方一地的成功招致北方地区更猛烈的抵抗。
意大利的财富和城市生活特征也体现在意大利中世纪最伟大的宗教运动中。弗朗西斯科·贝尔纳多内是一位富有的阿西西商人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圣方济各。他对“贫穷女士”的爱立刻吸引了一大批意大利追随者，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但事实上，在一个刚刚富裕起来的社会中，他的态度和人们对他的认可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如在我们自己面对自然环境遭到系统性破坏的现状，我们的环保意识也是有意义的。经过不断发展，他所创立的方济各会的使命演变为填补意大利经济和社会变革而造成的隔阂：他们在繁荣兴旺的城邦向公民布道，富人可以通过为方济各会捐资的形式来得到“贫穷”，并以此获得良心的安宁。一个专注于贫穷的教派却吸纳了庞大的财富，这种随之而来的悖论在13世纪后半叶撕裂了方济各派，但也证明了方济各所传达的信念的成功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后记：“中世纪”
“中世纪”的概念是由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发明的，目的是跨越横亘在罗马的辉煌及其自身的“文艺复兴”之间大约10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有事情发生，大部分也都很糟糕。在本书中，除了对古罗马的简短描述外，我们更多地秉持了人文主义传统：用1章简单概述400—1250年这850年间的政治局势，然后用2章涵盖了更短时间内的文化和政治情况。随着佛罗伦萨的崛起，以及如乔托和但丁这样的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人物的出现，各种重大事件及知识、文学、艺术成就的序幕似乎才真正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