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马莱特
通常认为，政治上的分裂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导致亚平宁半岛在近代早期重要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传统上，在介绍这几个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分裂”，而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此种看法我们是持保留意见的。第一，传统上施行君主制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它们的历史学家近年来都更多地强调，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不够团结，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影响徘徊不去，缺乏沟通，并且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第二，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历史是一个不断同化与结盟的过程，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近年来，历史学家对城邦向领土国家或地区国家转变的过程十分感兴趣，尽管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这一过程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意大利政治版图的看法。第三，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在社会层面的团结程度可能要高于政治层面的团结程度。此时的意大利人已经形成了群体意识，各社会群体跨越政治分歧，日益融合，到了1500年这已经成为亚平宁半岛长期固有的特征。
当然，意大利根本性的分裂在于南北方的分裂。同样地，意大利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的活力和权威性主要源自地方政治自治的力量。城邦、国家和宫廷之间在文化领域的竞争，是激发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意大利人普遍在面对蛮族人时拥有极大的优越感。
本章将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教皇和教会在意大利的作用。人们往往将教皇的统治及其对半岛政治事务的干涉视为意大利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之一。从1250—160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教皇从最初政治和精神领域中的绝对领袖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重要存在，与其在意大利境内的一些敌对国家相比，教皇也仅能占据十分微弱的道德优势，最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期间又回归本职，更加专注于精神世界，与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13世纪的教皇和公社
13世纪，两场声势浩大而又独特的运动决定了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城邦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宗教议题再次充满精神狂热和赤诚。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兴的托钵修会的活动有关。事实上在这两场运动中，前者的重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的，而后者则是由教会主导的。尽管当时的人们普通向往精神世界，但这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这就是但丁时代的矛盾：理想主义者心怀天下，结党营私者却思想狭隘；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愤世嫉俗者却谴责一切；世俗的智慧彰显出巨大的力量，宗教评论家和教会的支持者们却不乐意承认这一点。与此同时，这两项变革又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城邦为教皇在归尔甫派联盟中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主要在这些城邦中开展活动，他们帮助城市消除贫困、缓解拥挤的状况及清理异教邪说。
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这是教皇与帝国对抗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最初，英诺森三世之所以支持腓特烈，是因为腓特烈非常年轻，更可能需要依附教会。最终的事实证明，腓特烈成了实力最强大的帝王，有效地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和德国全境。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对抗往往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而腓特烈的不断征战，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政治上对意大利进行有效的管理。腓特烈死后，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继承了极度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西西里王国，但他既没有帝王的头衔，又缺乏德国的资源，面对贵族的叛乱和教皇的施压，他逐渐败下阵来。后来，安茹家族在教皇的邀请下出兵干涉西西里政局，这是导致霍亨斯陶芬政权在意大利南部瓦解的关键。安茹的查理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贝内文托战役(1266年)中击败并杀死了曼弗雷德，并取得了塔利亚科佐之战(1268年)的胜利，抓获并处决了曼弗雷德的儿子康拉丁，最终将霍亨斯陶芬势力驱逐出了意大利。在这样动**不安的年代里，刚刚统一的西西里王国在安茹家族的统治之下艰难求生。查理承认教皇在西西里王国享有封建领主的权利，因而每年都需向教皇缴纳40 000弗洛林的年金，并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市场事实上完全掌握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手中，他们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都导致南部经济开始进入漫长的衰退期。这样的局面也使人民对安茹王朝统治幻想破灭，并导致了西西里晚祷(1282年)的暴力叛乱。西西里的贵族们邀请了阿拉贡的彼得来接管这座岛屿。为了争夺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长期对抗的战线已经拉开了。
在内忧外患的西西里王国以北，历代教皇并没有完全依靠盟友安茹家族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教皇国位于意大利中部，大致是由中世纪早期各位皇帝的历次“捐赠”的领土组成的。到了13世纪下半叶时，这里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不断得到增强。教皇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型城市的权力的延伸，相反地，其诞生于一系列谈判中，得益于不断得到的各种特权，在一片充满激烈抗争、群雄逐鹿的土地上，教皇开始施展自己的威势。教皇的官员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召集地方议会，与主要的城邦和贵族达成协议，并将该地区划分为各个行政省份。尽管亚平宁山脉横亘其上，教皇国的国土被分隔开来，地理条件算不得优越，但到1300年时，教皇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罗马教廷财务院的行政体系。这一体系也是各地方联盟势力拼凑在一起的产物。
腓特烈在世时，他可以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务进行有效的干涉，而他的去世则消除了这种威胁。在其统治的三十余年里，这位皇帝鼓励像维洛那的埃杰里诺这样的地方贵族在伦巴第建立迷你国家。同时，由于伦巴第各城邦建立了新的联盟来反对他的统治，所以客观上，他也无意中一定程度上地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团结。腓特烈的去世造成了政治真空，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又长期悬而未决，这使得城邦政治又回到了那个更司空见惯的分裂状态中。
到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2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万人，多达400个城市宣布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而这种自治常常被视为这些城邦的主要特征。然而，它们各自的经济职能存在着差异，使政治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这些城邦大致可分为3类：重要的商业中心，通常拥有港口，通常由商业精英占据领导地位；大型的工业中心，生产出口商品，因此其领导阶层中包括实力强劲的企业主阶层；本地市场经济中心，由地主阶级和小业主、工厂主阶层共同管理。威尼斯、热那亚及(不算特别典型的)比萨，明显是第一类城市的范例。米兰作为内陆商业中心，拥有生机勃勃的内河港口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可以算是一个混合体。而佛罗伦萨的工业结构中尽管包含了强大的商业和银行业元素，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工业中心。这些大型城邦与较小的中心城市之间既有功能上的区别，也有规模上的区别，过于强调任何一种区别都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布雷西亚和普拉托都属于较小的城市，它们主要充当本地市场的中心，但同时也为国际市场生产武器和布料。
到1250年时，意大利公社的版图已经完全成形。随着帝国和主教权威的衰落，各地纷纷宣布政治自治，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所有的公社都建立起了快速的官员选拔轮换机制，以确保精英阶层的公民都有出任行政管理职位的机会。司法及维护法律秩序的职能则掌握在外国官员(督政官)和外国法官手中，这些外国人获邀的任期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公社先后尝试了各种规模大小的地方议会，以使行政部门能够听取意见并达成共识。他们制定了公民权利法规，给予长期居民和财产拥有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和权利。他们鼓励行会发展以捍卫个体手工业者的利益，并限制了任一特定行会或家族中可以同时担任政府职务或出任议员的成员的数量。他们发展了官僚机构来管理城市的日常事务，并建立起民兵组织来护卫城墙、看守城门。以当代的标准来看，城邦的管理制度已经变得极为精细。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议会厅，人们都需要具备读写能力、法律专业知识，还有书写记录和演讲辩论的技能。但是，即使说13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城市世界成为新思想和新态度的中心，但它不意味着不断扩张的城市社会已经完全解决了自己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更不能说明那些社会已经完全摆脱了古老乡村和宫廷世界的影响。
城市依靠农村提供食品、工业劳动力和原材料；控制了内陆也就意味着控制了当地的市场、商业路线和防御设施。对农村贵族的掌控同样至关重要，至少要做到与其和平共处。城市的精英阶层最初大都由地主发展而来。新富阶层迅速获得土地，并效仿他们那些累世豪富的邻居们过起了奢靡的生活；但在更加激进的商业社会中，收租者阶层往往无法获得信任，因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事务管理阶层以外。与此同时，移民潮和不断增大的经济利益造就了新的家族，这给当权者带来了挑战。在许多城市中，这种挑战促使从前相互对立的机构整合到了城市公社的管理体制中，建立起一个拥有队长、官员和委员会的“平民公社”。在所有城市中，利益相近的家族都会结成非正式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并得到其拥护者的广泛支持。然而，这些社会经济浪潮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暴力对抗的局面。虽然有些城市，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城市，经历了真正的阶级摩擦，但破坏性极大的冲突还是发生在城市精英群体之间，这一现象到了13世纪后期更为明显。
13世纪后期，虽然内部冲突使城市社会分崩离析，但与此同时，通过联合或征服的方式来实现城市融合的进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有的城邦都必然拥有强烈的扩张欲望，渴望扩大自己近郊县的面积，削弱或征服邻近的敌人。城市之间的敌对既可能加剧又可能分散其内部的对立。然而，当人们试图对意大利城邦政治的发展作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时，却往往发现这些结论难以证实，而如果尝试通过具体事例加以说明，通常又无法带来任何启发，只会使读者觉得困惑。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13世纪的最后20年是这些城市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期。当时，在一些城市中，传统上由精英阶层主导的统治模式开始转而由某个家族单独进行统治，甚至是仅由某一特定的领袖进行统治。也就是说，领主制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新兴的富裕精英阶层领导的平民公社这一统治形式也开始出现，人们决心将那些传统上一直参政的豪门排除在外，创造出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组成的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寡头政治集团。1287年在锡耶纳建立的九人委员会，1293年佛罗伦萨长老会议成立和《正义法规》的颁布，以及1297年威尼斯大议会宣布停止吸纳新成员，都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例证。每一条都使共和体制下的管理机构能够长期存续下去。而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中领主制发展的关键事件包括：1277年奥托内·维斯孔蒂击败平民公社，凯旋米兰，以及1287年奥比佐·德·埃斯特镇压费拉拉的行会。在这样概括性的结论面前，帕多瓦无疑是一个特例。1318年，为了应对严重的外部危机，经贵族同意，平民公社的归尔甫派(教皇派)领导人雅各布·达·卡拉拉被任命为永久统帅。现在，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是，意大利各城邦历史上这一明显的转折点同经济开始衰退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紧密。
14世纪的若干问题
在针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的研究中，14世纪灾难不断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百年战争、黑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以及“欧洲边境的关闭”，这些一起组成了欧洲危机的概念，似乎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截然分离了。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提出“漫长的16世纪”这一概念，类似地，“多灾多难的14世纪”也囊括了15世纪的大部分内容。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深深植根于14世纪，那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时代，也是乔托、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和西蒙·马丁尼的时代。这是一个命运多变的世纪，对某些人来说有时是灾难性的，但是，特别是到了这一世纪末期，有若干强烈的迹象表明，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体上已经变得井然有序、繁荣向上了。
14世纪时，意大利独有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处于极度混乱之中。那不勒斯和教皇国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动乱，其原因我们稍后将会谈到。然而，历史学家尤为关注的是城邦的命运。领主制得以发展，它通常在英语中被翻译为“despotism”(意思是专制暴政)，与13世纪城邦共和国的那种日益有序和自由的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只保护少数人利益的专制统治取代了可以捍卫多数人利益的民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满着抵抗、暴力流放和腐化堕落。这种非黑即白的描述近年来遭到诸多批评。一般而言，领主制是公社制度逐渐崩溃的结果。在此之前，这些城市的权力基础已经在不断缩小，派系暴力持续增加。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些拥有传统地主精英阶级的小城市中更是如此。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变或戏剧性的接管行为都很少见，也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暴力冲突。在社会各领域均十分动**的情况下，一位受到人民广泛认可的领袖便会被赋予特殊的权力——通常是督政官或者平民公社的领袖。当然这一特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在位期间表现出色，他们的任期就可以延长，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自然也会略有增长。领主会逐渐适应并致力于维护自己的角色，他会努力获得人民的支持，尊重共和体制。传统议会的议员得以保留，但与此同时，获得领主的青睐日益重要，因为这能表明他们属于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到该世纪末，领主的目标是获得皇帝或教皇赐予的头衔，并实现权力的世袭罔替，从而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暴力和专制的出现，这一幕也在那些侥幸存续下来的共和国中上演。成立于14世纪早期的威尼斯十人议会，旨在发现和防止煽动叛乱的阴谋，还有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八人近卫团，这二者所拥有的专权比一位领主还要大。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总督为终身制，就是“领主”中的一种。尽管表面上似乎并没有掌握任何权力，但事实上，总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共和国的新任官员需要轮换任职，而总督却能够一直执政，且具备丰富的经验。佛罗伦萨缺少这样一位人物。正义旗手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已经有8人曾任该职。佛罗伦萨在14世纪时曾经两次尝试“领主制”，但每次都放弃，重新恢复了共和政体。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长期持续采用共和体制，最终佛罗伦萨才会在文化领域取得巨大优势；但是，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认为，可能正是由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座城市才会在14世纪中叶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动**和彷徨。
因此，14世纪中叶困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政治混乱与领主统治本身并不相关。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政治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城市之间纷争不休，特别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军事手段，人们终于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来了断仇怨。13世纪时，征战四方的雇佣军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各个城市一方面希望对邻近地区进行扩张和侵略，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出动自己城市的民兵来充当马前卒，因此，他们十分乐于雇用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其中既有意大利人，也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来的其他国家的人。雇佣军开始在半岛大量集结。亨利七世的意大利远征(1312—1313年)本身并没有在政治上直接造成特别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意义反而在于战后大量的德军滞留意大利，成了雇佣兵。因为在1370年之前，意大利一直处于动**之中，那些武力强大的雇佣兵军团利用这一点，不断参战。为了填补战斗减员造成的空缺，德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意大利。此外，前往意大利的也包括想要去安茹南部的法国军团，从巴尔干定居点出发的加泰罗尼亚人，布勒丁尼和约(1360年)签订后从百年战争中脱身的英法军队，及追随自己的国王试图占领那不勒斯的匈牙利军队。这一时期的雇佣军并不是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还有大量失去产业的意大利封建贵族和城市流亡集团加入，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当时，不忠诚和**的社会风气盛行，有人认为都是这些雇佣兵军团的错，因为他们总是频繁地更换雇主，从一块被摧毁的土地征战到下一块土地。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签署的合同之所以期限很短主要是雇主的要求，这些国家希望只支付必要的费用，不愿意超期，而在邻国的领土进行大肆破坏往往不过是正式战争策略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些雇佣军确实大肆践踏农田，也掏空了人民的钱包。
城邦从雇佣兵那里得到的是欺侮和勒索，虽然偶尔也有些许帮助，但雇佣兵绝不仅仅针对他们。政治混乱的根源更多在于南方，当然那里也有充足的兵源和最丰厚的报酬。1343年，随着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的去世，安茹王朝开始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采取谨慎的经济措施，罗伯特成功地将王室债务降到了可控制的水平，从而限制了教皇——其主要债权人——的干涉。当然，当时阿维尼翁教皇不在罗马，他那些亲法的附庸也不在，罗伯特从中大受裨益。但当他的女儿乔万娜一世(1343—1382年)即位后，这两个因素并未能够使她的统治免受一系列挑战的困扰。安茹王室内部有意图染指王位的敌手，阿拉贡人在西西里虎视眈眈，以及最终匈牙利安茹-杜拉佐的统治者进行挑衅，她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355年，由于未能向教皇进献岁贡，女王和她的丈夫塔兰托的路易被英诺森六世逐出教会。然而，造成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经济疲软或衰退，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投入大量的财力来维持护卫王朝的军事力量。安茹军队主要由显赫的贵族家族提供，为了讨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仅靠一些城市提供的财富是远远不够的，安茹王室不得不倾全国之力来维持这种半封建的体制，长远来看，必将对王国产生深远影响。
教皇驻在阿维尼翁期间，教皇国事实上处于权力的真空状态，这一局面对罗马的影响远比对整个教皇国的影响大得多。13世纪时，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发展的教廷及其附属机构。在教皇离开后，科隆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孔蒂这些强大的贵族家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周边的乡村地区，并重新控制了那里。这些家族之间纷争不断，普通大众在14世纪50年代早期一度对他们十分反感，当时，克拉·迪佐横空出世，他富有感召力，在他的领导下，平民公社出现了短暂复兴。如果想长期限制贵族的权力或者维持一个受人民拥戴的领主体制，就需要有一个重量级的经济精英，而罗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因此克拉的政权垮台了。不过，在教皇国的其他地方，教皇的官员们依然接受来自阿维尼翁的指示命令，并继续试图维持秩序。枢机主教吉尔·阿布诺佐从阿维尼翁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他的军队兵强马壮，本人又能言善辩。1357年，在他的劝说下，各方都接受了《埃吉迪安宪法》，这些法令构成了教皇国之后4个世纪的统治管理框架。他的成就之一是创造性地提出罗马涅地区一众城市的领主应享有教皇教区牧师的职权，并授予其相应的头衔，作为回报，各城市会按照人口普查的结果支付税费，并有义务服从教皇的指令。但是，阿布诺佐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也是在这些贵族中，许多人都手握重兵(如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和弗利的奥德拉菲)，他们的财富大多来自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他们在那里更有利可图，因此自然更加关注那些地区。
在14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结果使得政治上的严格控制和延续性得以强化。其中，1377年教廷从阿维尼翁的回归实际上显得最无足轻重，这是由于1378年意大利教皇乌尔班六世当选后出现了天主教会大分裂，教廷资源被分散，教皇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被分散。1386年，出身于安茹-杜拉佐一系的拉迪斯劳一世登上那不勒斯国王的宝座，他的继位并没有立即解决王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因为他当时只有12岁，而且在他的少年时期，安茹家族嫡系也宣称对王位拥有继承权，这助长了派系之间的争斗。而这时北部出现的新潮流则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1386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完全控制了米兰城邦，并开始向外扩张，这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他加强了对内部的控制，以便为其不断征战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他向东推进，占领了维罗纳、维琴察、贝卢诺和费尔特雷，进而威胁到了威尼斯；他还接管了博洛尼亚、比萨和锡耶纳，这样佛罗伦萨也处于他的包围圈中。1395年，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公爵的头衔。这是领主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时刻，但是这一成功有赖于同米兰贵族和银行精英保持的良好关系，并且他的麾下拥有若干经验老到的意大利军事将领，如雅各布·达尔·维梅、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纳和法西诺·凯恩，他们率领的军团越来越稳定，长期为维斯孔蒂效劳。维斯孔蒂的主要目标——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共和政府——在迅速扩大控制权和资源方面也不遑多让。基奥贾战争(1378—1381年)后，威尼斯终于成功地摧毁了其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热那亚在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其在潟湖周围腹地的影响力，最终凭借军事手段接管了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1404—1405年)，以此有力地回击了维斯孔蒂的威胁。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区不断扩张并控制了那里，但整个过程较为循序渐进，最终于1406年占领了比萨。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使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心有余悸，随后，城邦不断扩张，寡头政治控制加剧，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个野心勃勃、权深威重的政权。有观点认为，1402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在围困和征服佛罗伦萨的途中突然离世，重新激起了佛罗伦萨对自身实力的信心。但这样的看法未免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佛罗伦萨公民意识形态形成的长期因素。
受意大利各城邦持续扩张、不断合并的影响，这一时期必然以政府机构的迅速发展和官僚体制的巩固完善为特征。大法官和律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高阶政治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强调出任公职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得荣誉的重要途径。不可避免地，这种控制延伸到了军事世界。北方诸邦在14世纪后期倾向于选择更永久性的防御机制，它们更为谨慎地挑选雇佣兵队长，与之签订更长期的合同。在14世纪最后20年里，外国雇佣兵队长和兵团的作用减弱，使北方得以实现了这一目标。1379年，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纳在马里诺击败了布列塔尼兵团，这场著名的胜利被誉为转折点，标志着意大利军事实力重现昔日荣光，各国为雇佣兵团所苦的时代终于结束。各种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更为重大的变革，与佣兵队长建立新型的合同关系，并为此提供资金。约翰·霍克伍德是一位英国籍将军，他在14世纪80—90年代效忠于佛罗伦萨，其英勇事迹不仅证明了他是最后一代杰出的外籍将领，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佐证了一流的将领和雇佣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
在探讨14世纪的问题时，人们往往更多地提及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或黑死病的长期影响，但我们之前的讨论几乎没有涉及这两点。我们已经描述的这些动向是否真的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深刻地导致了人口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萧条？人们很难轻描淡写地谈论1347—1348年席卷意大利的瘟疫对社会和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时，由于无数城镇已被遗弃，田地亦已荒芜，我们也实在无法淡化其对经济的直接破坏力。但长远来看，当时的人们尚有收益，可以弥补损失；幸存者的人均收入有增加的趋势，使他们具有更强大的购买力和新的财富资本；新一波移民涌入城镇，他们积极进取，并带来了新的资源。14世纪中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确实可以归因于这些新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传统行业和工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落。然而，重要的是，早在14世纪末之前，意大利北部的主要经济中心就通过从周边内陆地区汲取财富和专业技术、加强管控、维护新富精英阶层的利益等手段来强化其经济地位。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成本和各城邦的需求很快就会入不敷出，与其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资源无力支付，倒不如说经济精英阶层已经不愿意按要求提供大笔捐助了。
分裂的15世纪
人们在探讨15世纪意大利诸邦的历史时，通常以15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出发点，即圭恰迪尼说的“意大利危机”。当时，外国侵略者推翻了意大利的许多本土政权，并胁迫其余尚且苟延残喘的政权接受自己的支配。意大利主要城邦未能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其军事体制相对薄弱，是这次大范围崩溃的罪魁祸首。从两个层面来看，我们都可以认为1494年之前的15世纪是分裂的世纪。一方面，这个世纪被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上半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对抗，而下半叶则显得十分和平与和谐。然而，这种和平与和谐滋生了自满的情绪和军事上的惰性，因此，这种“分裂世纪”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最终会出现危机。而在另一层面来说，这种分裂体现为意大利政治中传统的分裂割据，它既表现在15世纪上半叶的不断纷争中，也同样展现在这一世纪下半叶各方势力间的相互猜疑和警惕中，当时各方的密探和线人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征兵官和佣兵队长要大得多。如果说之前的分析解释显得十分强硬的话，本节讨论将尝试采用比较柔和的论调，并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割裂进行阐释，从长远来看，这一现象对意大利诸城邦可能造成了更大的损害。同时，有一种隐含的观点认为，15世纪的意大利事务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完全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影响，他们对正在崛起中的西方君主制政体的强大一无所知，因而，当他们在15世纪末面对掠夺者时只能一筹莫展。我们需要对这种观点进行检视。
如果要对15世纪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时期，城邦间的“外交事务”在意大利各城邦的观念和政策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长期战争实实在在地主宰了15世纪上半叶：为了争夺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控制权，安茹人和阿拉贡人开战；为了争夺对周边领土的控制权和北部的经济优势，米兰公国为一方，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征战不断。在这些战争中，每一方投入的兵力都超过2万人，也正是通过这些战争，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卡尔马尼奥拉、格太梅拉达和尼科洛·皮奇尼诺等军事将领不仅使自己名垂青史，而且也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消耗和破坏了经济资源。然而，这些战事并非从无间断：它们断断续续地影响了意大利的各个地区；在破坏财富的同时，它们也同样有利于财富的重新分配；它们本身便表明了意大利各城邦可以调用多少经济资源，最重要的是，城邦内与战事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力量得以增强，并在参战的民众中营造出一种内部团结甚至是爱国主义的氛围。这些战争孕育了政治联盟和情感纽带，也同样导致了分裂；虽然我们通常认为15世纪下半叶的“和平”年代催生了有组织的外交活动，但事实上，在上半叶的各种城邦联盟，以及在为了终战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中，都已经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外交活动的痕迹。
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盟友和门徒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从维斯孔蒂家族手中接管了米兰，实现了王朝更迭；随着土耳其人的逼近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1453年)，威尼斯越来越无暇顾及意大利事务；充满人文主义情怀的尼古拉斯五世(1447—1455年)出任教皇，在许多方面都开创了一种新的氛围。洛迪和约(1454年)和广受赞誉的意大利联盟(1455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国内和平似乎既令人心生向往，同时也极其必要；人们普遍认识到，战争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应当极力避免，而战争机制应该被严格管控。然而，这些都并不等同于人们会一直有决心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1454年之后，虽然结盟和外交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彼此间的不信任和猜疑依然存在；军队的人数虽有减少，但数量仍然可观，他们离开战场，在兵营中依然不断操练、列队、比武，激烈的短期战事时有爆发，每当这时，这些士兵便会重新奔赴前线。帕齐战争(1478—1480年)中，托斯卡纳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那不勒斯和教皇军队占领，而在费拉拉战争(1482—1484年)中，一支强大的威尼斯军队占领了费拉拉公国的北部。从军事的角度而言，这两场局部战争，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意大利在15世纪后半叶度过了比较和平的岁月，但相对而言，各城邦的军事实力并未削弱，部队建制也依然十分完整。
然而，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军事力量的衰弱并不是关键要素，可以将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未能实现更大的政治团结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意大利世界在15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场革命，在半岛的中部和南部，中央集权及其掌控力都得到了迅速恢复。15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事件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共和国为遏制米兰维斯孔蒂家族公爵们的霸权野心而进行的斗争，而到1450年时，那不勒斯和教皇也都已经坚定地加入了这场权力的游戏之中。1442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在与安茹家族的长期对抗中胜出，控制了那不勒斯王国，这不仅结束了使国家衰弱不已的割据时代，而且这位登上王位的统治者早就无比渴望建立一个西地中海帝国。1435年，他在蓬札被热那亚舰队击败，作为回击，他设法取得了米兰的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谅解，后者甚至许诺其将来可以继承自己的公爵领地。在15世纪50年代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时阿方索五世与威尼斯结盟，他命令军队在托斯卡纳南部下船，以开辟对抗佛罗伦萨的第二条战线，而在15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那不勒斯人想将这一地区，特别是锡耶纳划入自己的地盘。阿方索在那不勒斯的继任者是他的私生子费兰特；他将阿拉贡帝国一分为二，阿拉贡和西西里为一方，那不勒斯为另一方，两方的行政联系被彻底切断，这一决策是出于对王朝利益的考量，实在高瞻远瞩。然而，国王并没有改变自己称霸天下的打算；当费兰特建立起自己的舰队和军事力量，并开始在意大利的政治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时，他可以仰仗阿拉贡人的支持。面对那不勒斯不断壮大的海军力量，威尼斯人很快就开始心存戒备，而米兰的斯福尔扎公爵家族虽然在15世纪后半叶经常与那不勒斯结盟，但由于那不勒斯的种种密谋筹划，他们同样发现自己的处境在不断恶化。
然而，那不勒斯阿拉贡王朝的侵略意图主要针对邻近的教皇国。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结束了教会大分裂的局面后，马丁五世成为唯一得到所有人公认的教宗，他于1420年回到罗马，之后又经过20多年的内乱，最后教皇制定的决策终于重新控制了教皇国的内政，并开始干涉意大利的政治事务。尽管总的来说，教皇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大体上是防御性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教皇国紧邻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边境地区，使其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教廷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咄咄逼人的，甚至会蓄意制造分裂。在针对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帕齐阴谋及随后的帕齐战争(1478—1480年)中，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年在位)和他的侄子杰罗拉莫·利亚里奥负有主要责任；他们意图破坏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而且，教皇和利亚里奥希望建立一个无所不能的由教廷任命的裙带网络，想要通过这一网络的力量来控制罗马涅地区，因此他们需要阻止佛罗伦萨人对当地事务的干涉。同样地，教皇和那不勒斯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也因英诺森八世在1485—1486年支持那不勒斯贵族的叛乱而变得越发紧张。
在这一时期，教皇利用精神权威来实现政治目的，以弥补自身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相对弱势。在15世纪下半叶，教廷对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实施教务禁令，并赋予神职人员提高十字军东征军税的权力，这一权力被随意使用，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在15世纪末，罗马确实称得上是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最为活跃的外交中心。究其原因，是各位枢机主教通常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被任命，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将圣职俸禄分配给同胞的过程中都需要寻求教皇的支持，因此他们常与外国使臣联手。从尼古拉斯五世开始，历任教皇都力图恢复教皇国在意大利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同时也致力于将罗马打造成文化和精神的首都、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尼古拉斯五世和吉安诺佐·马内蒂在15世纪50年代制订了清晰的政治计划，虽然此后继任的若干位教皇都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使这一计划的延续性大受损害，但最终其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效果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可怕的。到15世纪末期时，罗马和那不勒斯已经取代米兰或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政治和社会世界的中心。
然而，但凡有人企图在意大利建立起霸权统治，都必然遭到坚决抵抗，翻开15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史，记载的满满都是这类故事。在各主要城邦中，精英政治和爱国传统已经根深蒂固，这使得意大利国内根本无法容忍出现大一统的霸主。在15世纪上半叶，维斯孔蒂的霸权遭到抵抗，下半叶则是反对威尼斯的“帝国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不勒斯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教皇的矫饰和野心也都遭到了抵制。在15世纪后半叶，无论是霸主的强权欺压，还是人们的奋起反抗，双方采取的手段往往并非战争，而是外交与权谋。各国使臣和线人们提供的详尽报告非但没有消除彼此间的猜疑，反而加剧了相互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谁有能力采取突然而有效的军事行动；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威尼斯在1482年5月对费拉拉的袭击就近乎成功了。然而，在1494年之前那个所谓的和平年代里，各方势力都对彼此充满了怀疑和猜忌。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15世纪的意大利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国干涉的影响，这也是大错特错。阿拉贡人在那不勒斯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在15世纪中叶，当阿方索还在世的时候，正是有赖于阿拉贡的资源和人力，那不勒斯人才有了野心勃勃的资本；而在15世纪晚期，斐迪南作为阿拉贡和刚刚统一的西班牙的君主，他的外交使臣和舰队继续支持着他在那不勒斯的表亲。与此同时，安茹人不断阴谋策划，偶尔也会为了复国而开战。1452—1453年，安茹王室率领的军队同米兰联手对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并在15世纪60年代早期再次向南进军。1483年，洛林公爵同威尼斯结盟，与那不勒斯领导的联军一决雌雄，以此昭告天下自己也有权继承安茹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然而，此时法国王室已经将这些遗产牢牢掌握在手中，查理八世本人正在策划另一场安茹人的反击。在罗马，因教皇从阿维尼翁回归，意大利在教廷的统治地位得以复兴，但后来这一优势被逐渐削弱。教廷吸引了全欧洲的人才，加泰罗尼亚波吉亚家族的教皇们，以及如贝萨里翁、埃斯托特维尔和巴略这样杰出的外籍枢机主教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并非只有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希望能够左右教皇的政策，在15世纪后半叶，来自法国、西班牙的大使馆及其君主与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米兰展开角力，希望能够博得教皇的关注。
同意大利境内的其他政府一样，15世纪的教皇们也喜欢寻求外部支持以对抗自己在意大利内部的敌人。当他们发起十字军东征时，虽然有时的确是为了抗击土耳其人，但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其动机都颇为世俗。当时，米兰为了对抗威尼斯而寻求帝国和匈牙利的支持；威尼斯政府为了制衡米兰的威胁而向萨伏依、法国甚至向勃艮第示好；那不勒斯自然求助于西班牙；而佛罗伦萨则倾向于仰仗法国的善意和支持。这些举动都并不是真的想鼓励外国势力在意大利永远存续下去，也不是为了调和意大利各政体鲜明的独立性。事实上，这些策略都试图通过对外国势力的操控来实现意大利本国的种种目的，并且在15世纪的若干事件中都曾取得不小的成功。
然而，到了15世纪后半叶，最危险的外国势力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对于意大利人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曾经似乎遥不可及，但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欧洲人不得不清楚地感受到其威力。教皇开始通过号召十字军东征来树立权威，而面对异教徒的不断进逼，威尼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直接对抗之中。在其他城邦看来，如果不是1463—1479年漫长的威土战争分散了威尼斯人的精力，他们很可能会在意大利国内更加咄咄逼人，因而总体而言这对其他城邦来说反而是件好事。有迹象表明，这些城邦(特别是佛罗伦萨)在暗中鼓动土耳其人，所以到了15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取胜，威尼斯人已经准备好了在意大利国内结盟的计划。然而，土耳其在1480年对奥特兰托发起了进攻，并随后在普利亚实施恐怖统治，这意味着国外势力的干预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人们纷纷指责威尼斯人，认为正是他们怂恿土耳其人攻打那不勒斯，而且这些指控不无道理。当然，遭到入侵的那不勒斯人自然分身乏术，而佛罗伦萨和米兰对此乐见其成，在向盟友提供援助时就显得磨蹭拖拉。不过，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号召欧洲人民站出来驱逐异教徒，倒是因而极大地改善了自己作为十字军领袖的形象。
然而，这场争论的最终焦点还在于这些政权本身：他们的组成结构、他们的愿望抱负、他们的恐惧担忧。尽管意大利主要城邦的力量有所增强，组织结构也更趋合理，但混乱和分裂仍然徘徊不去，其中虽然有国外势力过度介入的原因，但同样也是其本身社会动**的结果。在15世纪末，政权的崩溃更多的是由于缺乏内部支持，而非源于外部压力。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意大利社会日益增长的精英主义；那些政权原本大体上就是寡头统治，15世纪时变得越来越贵族化。政治精英们享有的特权优待、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即，普通人进入政治精英阶层变得越发困难。佛罗伦萨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活跃着众多享有盛名的家族，他们在14世纪时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他们联手组成了一个共和体制下的寡头统治集团。通过操纵抽签系统，以及充分利用精心挑选出的应急委员会和非正式讨论小组，他们占据了政府中高官的位置，1434年之后，最终形成了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他们在使用放逐这一手段时往往十分审慎，政治手段也极为高明，当然，这些手段现代人已经司空见惯了。这样一来，美第奇家族和稳定多数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了纽带，他们相互依存，随着1480年70人委员会的成立，这一纽带得以正式确立。与其说是财富和经济机会的冻结造成了这种阶层固化，不如说是这些家族越来越强调自己世代为官的传承，并坚持认为官员应当具有相关的政治专业知识。这种形式的政治精英主义有其合理性，人们只能相信那些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经验并真正投身报国的人，才能把国家的领导权托付给他们。在15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意大利经济的大部分领域都十分繁荣，新富阶层便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但他们往往被限制在精英阶层的边缘地带，传统精英将其看作讨人喜欢的纳税者或财务顾问，即使做官也只能负责特定的相关业务，精英阶层内部核心是不会接纳他们的。
在同一时期，威尼斯在委任高阶职位时强调官员必须德高望重、经验丰富；贫富贵族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越来越倾向于由人数较少的政务委员会作出重大决定，并且决策过程精心设计，严格保密。这些都表明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与佛罗伦萨完全相同的特点。米兰斯福尔扎家族的公爵们在其政权的核心建立了秘密议会，并依靠由贵族、银行家、军事将领和官僚组成的内部精英群体来维护其统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赏赐了大笔财产和贵族特权。在罗马，热衷于政治的枢机主教、教廷书记官和教廷的高级官员通过提携新人和发挥影响力，塑造并扩大了自己的职权，标志着教廷精英阶层的崛起。
不可避免地，这些发展趋势在社会内部引发了怨怼和对抗。一些精英本以为凭借爵位、家族和财富，可以有权利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结果却发现被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自然会觉得非常不满。不仅如此，普罗大众也同样觉得不满，因为他们发现政府变得距离自己更加遥远、更加专断、更加深不可测。一些政客在策划阴谋政变时，满心以为自己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以为群众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骚乱，结果却往往并不如愿，这正是政治精英与社会其他阶层脱离的表现。在加莱亚佐·马里亚·斯福尔扎被刺杀(1476年)、帕齐家族和弗雷斯科巴尔迪在佛罗伦萨的阴谋(1478年和1481年)、那不勒斯贵族的叛乱(1485年)、科隆纳家族起义对抗西克斯图斯四世(1484年)等事件中，都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问题。当时，由于政府所在的城市治安良好，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所以这些阴谋无一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意大利的各个政权在15世纪都兼并了一些小城邦，在疆域扩大之后，它们便迎来了对其统治的有效性和人民的接受度的真正考验。统治中心位于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的政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帕尔马、比萨或帕多瓦人的忠诚，并可以有效地管理当地事务？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它们的政令在偏远的乡村地区能够走多远呢？有证据表明，15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使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佛罗伦萨的方式带有最浓重的中央集权色彩，政府从中央向各地强制派遣佛罗伦萨出身的官员，建立起了由中央掌控的税收体制，并表现出对区域经济的关切。那不勒斯和米兰(虽然前者更为典型)依靠传统贵族和当地的城市精英来维持其统治。威尼斯的解决方案则介于两者之间，由少数威尼斯贵族负责监督地方机构并强制推行一些中央法令。这些政策的成效往往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当政者的性格，因此并不存在任何一贯意义上的“国家建设”。政权虽然处于“国家”这一概念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民众并不在乎其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这些城邦内部构建所谓的团结自然就成了无稽之谈。相较于其治下的民众，精英们在彼此之间自然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点。他们享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和国际视野，在共有的精神世界中，精英群体、家族之间的关系纽带遍布整个意大利。即使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当权者的统治显得十分自信，威势满满，然而他们的同胞想到自己壮志难酬，自然心生嫉妒，进而试图谋权，这些精英往往反过来为其所苦。
1494—1530年：危机的年代
1494年11月，面对来自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被迫逃离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此前三代人建立起来的统治由此分崩离析，在短短几周之内，佛罗伦萨人便进行了重大的宪法改革，建立起一个共和国，其统治基础之广实为该城史上之最。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直接背景是法国军队穿过卢尼贾纳不断向前推进，而皮耶罗为了换取法国对自身统治地位的支持，竟然甘愿交出包括比萨在内的堡垒要塞。然而，在其父洛伦佐于两年前去世后，佛罗伦萨的精英阶层就对皮耶罗所展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失望不已。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过于重要。这两者可能是导致美第奇家族统治崩溃的原因。萨伏那洛拉的布道极富创见和想象力，这也为新生的共和政体吸引了大量的拥趸。该共和国延续到1512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复辟为止。
在佛罗伦萨政治危机之后的几年里，米兰的斯福尔扎政权崩溃(149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格拉纳达条约，分裂那不勒斯王国(1500年)。当时，拥有加泰罗尼亚血统的亚历山大六世出任教皇，教皇国和威尼斯唯有同入侵者达成和解，并接受自己的昔日对手被侵吞的事实，才得以幸免于难。外国势力的干预显然在这些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494—1495年，查理八世入侵并成功占领了那不勒斯，面对这一情况，西班牙理所当然要支持陷入困境的阿拉贡王朝。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意大利即将变成欧洲两个主要大国的战场。
关于这段危机时期，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骄傲的意大利人如此轻易地就屈服于外国入侵者？外国势力的存在，无论是实实在在的占领，或者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威胁恫吓，对意大利各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又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前面在讨论15世纪的时候，事实上已经部分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所有的问题中，军事上的弱小是最不值一提的：在人数上，法国和西班牙军队并不比意大利主要城邦的军队庞大，在训练和装备方面也并没有明显优势；著名的法国炮兵部队在意大利十分出名，并被广泛效仿；入侵军队的许多将领很快就变成了意大利人。除了在福尔诺沃(1495年)和阿尼亚德洛(1509年)进行的两场战役外，这一时期的主要战役实际上都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军队之间，意大利会派遣军队与西班牙并肩战斗，而西班牙军队通常笑到最后。在历次战争引发的军事行动中，这些意大利军队及其将领对推动战事的重大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意大利缺少的是抵抗的意愿，更遑论协同一心进行抵抗了。1495年初，那不勒斯的贵族成群结队地逃往法国，成千上万的阿布鲁佐的农民不惧长途跋涉，只为推翻已失去民心的阿拉贡王朝。1499年，大部分军队拒绝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和保卫米兰而战。法国入侵军是由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指挥的，他是米兰归尔甫派的领袖，这一派别对米兰政府早已心怀不满；而他本人又是意大利经验最为丰富的佣兵队长之一，对进犯路线了如指掌，能够充分利用米兰内部的分裂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此外，威尼斯人在米兰后方也发动了袭击，极大地支持了法国人的入侵；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此也持纵容的态度，因为他发现自己可以利用法国军队来推翻罗马涅地区的主教们，以便其子西泽尔·波吉亚获封公爵领地，这可是个大好机会。同样，1500年那不勒斯的分裂也得到了教皇和威尼斯的支持，后者于1496年保卫那不勒斯时控制了普利亚地区的各港口，显然它希望能够永久维持这一局面。康布雷同盟策划并几乎实现了对威尼斯的毁灭，而费拉拉、曼图亚和教皇尤里乌斯二世都加入了该联盟；这不仅是意大利各方在试图了结恩怨，而且也是欧洲强权的一次行动。阿尼亚德洛战役失败之后，威尼斯内陆地区的贵族大规模叛逃，军队的抵抗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农村地区的各阶层显示出了极大的忠诚，他们宁可相信威尼斯的中央政府，也不相信当地的乡绅精英，因此为威尼斯军队的抵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毫无疑问，长期的战火延绵、局势紧张和压力过大自然使当政者心生厌倦，不断出现主动下野的情况。从1494年到1530年，米兰政府重组了11次，如果将这种过分的动**完全归咎于1494年之前的体制薄弱和决策失误，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些入侵的强国自有盘算，意大利的衰弱，以及意大利王族和流亡者的花言巧语，都不是控制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到16世纪20年代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对抗蔓延到意大利以外的其他战场，“意大利战争”一词越来越难以定义。
战争的影响非常难以解释清楚，在社会经济方面尤其如此。传统上一般认为，意大利战争时期是半岛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折点。城市被洗劫一空，大片农田被荒废，人力和各项资源都被完全投入军队中，各种苛捐杂税被强加在人民头上，财宝被劫掠殆尽，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损失。许多经济史学家都谈到过这场危机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工业基础被破坏，商业垄断也被打破，农村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
然而，如果一味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片面强调那些悲惨的片段，我们往往会夸大战争的破坏性。佛罗伦萨人满心愤恨(他们当然有理由这样)，抱怨1494年比萨的沦陷使他们的贸易行业遭到严重破坏，且1529—1530年佛罗伦萨的长期被围使乡村地区变得荒无人烟。不过，比萨在1509年便被收复，佛罗伦萨的近郊县在围城后短短几年之内便如以往一样受到投资者的青睐。长期以来，意大利经济更加依赖金融和贸易，因此，罗马之劫(1527年)对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而且，由于不断有军队在皮埃蒙特及伦巴第南部的部分地区行军、扎营，这些地区持续受到大肆劫掠，人民苦不堪言。但1503年之后，意大利罗马以南的地区几乎没有经历过直接战争；威内托和整个伦巴第东部地区仅在1509—1517年的有限时间内经受了些磨难；托斯卡纳也不是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各地的经济都趋于繁荣；直到这一世纪末，威尼斯人仍然在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1528年，安德鲁·多利亚率领他的舰队彻底倒向了神圣罗马帝国一边，此后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不断参与到伊比利亚各地的经济活动中；伦巴第的各个行业在16世纪始终表现亮眼；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羊毛布料和丝绸的制造商也一直持续在法国和荷兰开展业务，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一如往常。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指出，整个欧洲的需求、消费和供应情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意大利经济乃至地中海地区的经济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与之相比，一时的政治危机或战争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这种观点是令人信服的。
意大利生活的社会模式似乎受到的影响更小。总体而言，政治精英们适应了统治阶层所发生的变化，而新上台的统治者也利用这些当地的传统精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1535年之前，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的总督，往往试图通过斯福尔扎家族来治理米兰，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中，重建和维护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那不勒斯安茹家族的贵族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的困境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亚历山大六世曾试图摧毁他们，但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两大家族仍继续在罗马展开激烈竞争；在威内托，尽管仍然要听人号令，威尼斯的内陆贵族还是恢复了特权地位。意大利社会的底层民众很快就失望了，他们发现法国或西班牙那些贵族出身的总督根本不会支持他们的事业。有些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一时期的种种事件会引发精神危机，让人陷入痛苦、屈从和怀旧的情绪中不可自拔；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1494年之前便已经埋下。不过，这些争议显然与本节无关。
16世纪的意大利
1530年，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博洛尼亚为查理五世加冕，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件事进行了多种解读：有人认为这是意大利被征服的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同时也象征文艺复兴真正走到了尽头；也有人认为这是多年苦难的结束，从此新秩序揭开了序幕。对于意大利各城邦及其社会而言，16世纪余下的日子是一段相对平静且日益繁荣的时期，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段时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的故事需要一直讲到1600年。
查理五世的统治地位不仅建立在他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占领，以及对米兰的征服上，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让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也俯首称臣，承认他是帝国的主宰。意大利终于拥有了一位其梦寐以求的最高仲裁者：一位讲意大利语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且认为意大利对自己意义非凡。在加冕礼前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出面平息了许多意大利的纷扰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同教皇和解、认可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重新掌权的必要性等。他承认小城邦的完整性，确认摩德纳和雷焦归费拉拉的埃斯特公爵家族所有，恢复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德拉·罗维雷对乌尔比诺的统治，将曼图亚提升为公爵领地，并批准锡耶纳和卢卡作为独立共和国存续下去。在米兰，他将统治权授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直到后者于1535年去世；在威尼斯，他承认威尼斯人对该共和国领土的所有权，并承诺不会干涉其统治。尽管这位帝王总是能够倾听各方的请愿和申诉，但意大利具体事务是由帝国派出的多位大使和总督负责的。随着查理五世解决了诸多纷争，且驻守在伦巴第的帝国军队一直保持战备状态，意大利各城邦间的摩擦也逐渐平息。
作为意大利所有城邦中最具独立性的两个城邦，威尼斯和教皇国在政策的连续性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16世纪20年代，在总督安德烈·古利提的领导下，威尼斯继续寻求维持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机会。虽然在查理的劝说之下它最终放弃了普利亚的港口，但鉴于其威武强大的舰队和保障有力的陆军，各方都承认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历史再次证明1537—1540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使得威尼斯无法专注于此，从16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防御和维持现状似乎就变成了威尼斯在意大利的主要立场。在危机年代中，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和保罗三世(1534—1550年在位)一直是教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亲身体验过裙带关系的作用及其好处，他们漫长的教皇任期也保证了教皇国政策的延续性。来自帝国的担忧、同皇帝本人算得上良好的私交，以及认识到必要时对教会进行逐步的改革，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天特会议的召开，保罗三世的任期也由此成为教皇政策较为成功的一个时期。与之相比，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的短暂任期便显得不太成功了，这个那不勒斯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对皇帝的权威发起挑战，使得精神和世俗两者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但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