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伊兹玛特·汗与西方并无矛盾。是西方提供了资金和武器，帮助他们打败了苏联人，而且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异教徒还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不是他的圣战，他想。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家园正被卷入混乱之中。
空降兵部队顺利地接受了马丁的归队，什么都没问，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但麦克·马丁已经获得了“神秘人物”的名声，四年间，两次无理由的失踪，每次为期六个月，部队的官兵自然会感到惊奇。一九九二年，他被送往设在坎伯利的参谋学院深造，然后又被派回国防部，军衔是少校。
这次又是军事行动局，但在三处，即巴尔干处。此时，南斯拉夫的内战依然如火如荼，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塞尔维亚人占着上风，那里的种族清洗令世界震惊。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马丁没有任何参加战斗的机会，每天只能穿着深色西装从郊区到伦敦去上班。
在特别空勤团服役过的军官，还可以再回去，但前提是必须获得特空团的邀请。麦克·马丁在一九九四年年底时接到了特空团从赫里福德发出的邀请。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圣诞礼物，但妻子露辛达可没那么高兴。
他们还没有孩子，因为夫妻二人都在各自发展他们的事业。露辛达获得了一次升职的机会。她觉得这是“人生的机遇”，但新职位要去英格兰中部地区工作。婚姻亮起了红灯。麦克·马丁接到的命令是去指挥第二十二特空团的B营，把战士们悄悄地带到南斯拉夫的波黑共和国。表面上，他们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是去追捕战犯。他无权向露辛达透露真相，只说他必须再次离开。
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露辛达再也忍不下去了。她猜测这次又是调他去阿拉伯地区，于是向他摊牌，发出了最后通牒：你要么选择伞兵、特空团和该死的沙漠，要么跟我去伯明翰维持我们的婚姻。他仔细考虑后选择了前者。
在白山山脉那些高高的隐蔽的山谷外面，年迈的伊斯兰真主党领导人尤尼斯·哈利斯去世了。伊斯兰真主党的领导权彻底落入希克马蒂亚尔的手中，他的残忍是伊兹玛特所厌恶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伊兹玛特的孩子出生时，纳吉布拉总统已经下台，但仍然活着，被软禁在首都喀布尔的一座联合国宾馆内。他的继任者本应该是拉巴尼教授，但拉巴尼是塔吉克人，是普什图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喀布尔以外，军阀们割据着各自的地盘，国家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自从苏军撤离后，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青年返回巴基斯坦的古兰经学校完成教育。而其他那些由于年纪太小而从未参加过战斗的人，则越过边境去接受教育——任何教育。结果他们得到的是多年的瓦哈比洗脑。现在，他们也回来了，但他们与伊兹玛特·汗不一样。
老尤尼斯·哈利斯虽然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心中仍有一丝温和和克制，所以在他的那座难民营古兰经学校里，传授的伊斯兰教也是温和而有节制的。其他人则专注于那些从神圣《古兰经》中找出来的、极富攻击性的刀剑之章。老努里·汗虽然也很虔诚，但十分宽容，他认为唱歌、跳舞、体育和宽容他人都没有什么害处。
但现在归来的那些人都没受过什么教育，只听过那些精于教条的伊玛目讲的课。他们对生活、对女人，甚至对本部族的文化都一无所知。除了《古兰经》，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战争。他们大都来自南方，那里是全阿富汗奉行伊斯兰教最严酷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夏天，伊兹玛特·汗和一位表弟离开山区去了一次贾拉拉巴德。这是一次短暂的走访，但他们却目睹了希克马蒂亚尔的部下如何野蛮地血洗一个村庄，只因为村里人拒绝供奉钱财。他们两人见到男人们惨遭折磨和杀戮，妇女们受到殴打，村庄被烧毁。伊兹玛特·汗对此深恶痛绝。但在贾拉拉巴德，他听说他见到的只是很普通的事情。
后来，遥远的南方发生了一件事。自从名存实亡的中央政府倒台以后，先前的阿富汗政府军倒向了出价最高的军阀一边。在坎大哈城外，一些士兵把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抓到兵营里实施了**。
士兵们所在村庄的一位教士——也是当地宗教学校的校长，率领着三十个学生，扛着十六支步枪冲进了那座军营。他们以寡敌众，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把那个司令官吊死在一辆坦克的炮筒下。这个教士名叫穆罕默德·奥马尔，人称毛拉奥马尔[17]。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人们纷纷来求他帮助。他和他的队伍深得民心，所以迅速扩大。他们不**掳掠，不**庄稼，也不要报酬。他们成了当地的英雄。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已经有一万两千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戴上了这位毛拉的标志性饰物——黑头巾。他们自称为“学生”，在普什图语中，“学生”是“塔利博”，复数就是“塔利班”。他们由维持村庄的治安开始，掀起了一场运动。当他们夺取坎大哈市时，已具备问鼎政权之势。
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一直在努力支持希克马蒂亚尔，推翻喀布尔的塔吉克人，但希克马蒂亚尔老是打败仗。由于联合情报局内部人员逐渐被极端穆斯林渗透，巴基斯坦转为支持塔利班。攻占坎大哈后，新政权获得了一大批武器，还有坦克、装甲车、卡车、大炮、六架前苏联“米格”21战斗机和六架重型直升机。他们开始攻打北方。一九九五年，伊兹玛特·汗吻别妻子和孩子，走出大山加入了塔利班。
日后，在古巴的一座监狱牢房里，他将回忆起，那些在山上与妻儿共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那年他二十三岁。
太晚了，当他了解到塔利班的阴暗面时已经太迟了。尽管普什图人已经算是最虔诚的教徒了，但他们在坎大哈面临的严酷统治也是穆斯林世界前所未有的。
所有的女子学校都被立即关闭。妇女们不准离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任何时候必须用长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女性穿着凉鞋在地上踏出的嗒嗒声也被认为太性感而遭到禁止。所有的唱歌、跳舞、演奏音乐、体育运动和全民的休闲活动——放风筝，都被禁止了。按要求，人们必须每天祈祷五次；男人被强制蓄须。执法者通常是十几岁的狂热分子，他们戴着黑头巾，只懂得激进的语言、残忍和战争。他们从昔日的解放者转而成了新的暴君，但他们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他们的使命是摧毁军阀的统治。因为人们痛恨军阀，所以大家也就默默接受了这些严酷的新规矩。现在至少有了法律和秩序，没有了腐败、强奸和犯罪，只剩下狂热的正统。
毛拉奥马尔只是战士们的精神领袖。自从在炮筒下吊死一个强奸犯从而掀起一场革命之后，他就隐居到南方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堡垒里去了。他的追随者仿佛一群来自中世纪的武士，无所畏惧。他们崇拜着深居简出的独眼毛拉，在塔利班倒台前，大约有八万人愿意为他捐躯。在遥远的苏丹，那位高个子的沙特人遥控着现在以阿富汗为基地的两万个阿拉伯人。他注视着，等待着。
伊兹玛特·汗加入了由楠格哈尔省同乡组成的一支义勇军。他很快赢得了战友们的尊重，因为他经验老到，曾经抵抗过苏联人，而且受过伤。
塔利班军队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没有参谋部，没有军官，没有军衔，没有基础设施。每支义勇军都在其部落首领的领导下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领导人往往凭借他们的人格、勇气和对宗教的虔诚来支配他们的队伍。如同第一个哈里发时期的那些原始穆斯林战士那样，塔利班凭借狂热的勇气横扫敌人，这使他们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名声，使他们的对手闻风丧胆，不战而降。当最后遇到真正的战士——塔吉克人沙阿·马苏德的部队时，他们遭到了重创。由于没有医护兵，塔利班伤员只能躺在路边活活痛死。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在向前推进。
在喀布尔城外，他们与马苏德进行了谈判。但马苏德拒绝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愿撤回他曾经抗击过苏联人的北部山区。于是一场新的内战开始了，一方是塔利班武装力量，另一方是由塔吉克人马苏德和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组成的北方联盟。那是一九九六年。全世界只有暗中组建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和出钱资助它的沙特阿拉伯，承认这个新的怪异的阿富汗政府。
对伊兹玛特·汗来说，现在木已成舟。他昔日的盟友沙阿·马苏德如今成了他的敌人。此时在遥远的南方，一架飞机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正是八年前在贾基的一个洞穴里和他说过话的那个高个子沙特人，从他腿上取出苏军弹片的那个矮壮的大夫，仍陪同着他。这两人立即对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表示了尊敬，并献上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以及对奥马尔毕生不渝的忠诚。
喀布尔沦陷后，战事暂时停顿下来。塔利班在喀布尔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已被推翻的前总统纳吉布拉从软禁宾馆里拖出来，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并处决，最后把他的尸体挂在了一根灯柱上。这确定了塔利班今后要实施的专政路线。伊兹玛特·汗厌恶残忍。他在内战中经过艰苦战斗，从一名志愿兵成为统帅一支义勇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最后成为塔利班四个作战师中的一个。他要求返回家乡楠格哈尔，于是他被任命为楠格哈尔省省长。住在贾拉拉巴德，他可以经常回家去探视家庭、妻子和孩子。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一个叫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人。但他对设在自己国家的一个叫“基地”的组织却所知不少。他还知道这个组织的信徒们对所有的异教徒发动了全面的圣战，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一个叫美利坚的国家。但这不是他的圣战。
他在与北方联盟打仗，以求祖国的最终团结和统一。现在北方联盟已被打败，退缩到两个边远的山洞里。其中一支是哈萨拉族人的抵抗力量，现正蜷缩在达拉伊素夫的高山上；另一支是马苏德的部队，躲在无法攻克的潘杰希尔山谷和东北部的巴达克山。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发生了炸弹爆炸。伊兹玛特·汗对此一无所知。收听国外电台是禁止的，他只得服从。八月二十日，美国向阿富汗发射了七十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发射自游弋在红海的“考本”号和“希洛”号两艘导弹巡洋舰，以及巡游在巴基斯坦南部阿拉伯湾的“布利斯科”号、“埃利奥特”号、“海勒”号、“米利乌斯”号驱逐舰和“哥伦比亚”号潜艇。
导弹攻击的目标是“基地”组织的几个训练营，还有托拉博拉的一些洞穴。有几枚导弹偏离了目标，其中一枚钻进了马洛柯村旁高山上的一个天然洞穴。导弹在山洞深处爆发，炸裂了整个坡面。上千万吨的石块从山上滚落到下面的山谷里。
当他赶到山区时，那里已是面目全非了。整个山谷都被掩埋了。溪流、农场、果园、畜栏、院子、清真寺，全消失了。他的家人和所有的邻居都不见了。他的父母、叔伯、婶母、姑妈、妻子和孩子全都被几百万吨花岗岩埋在了下面。已经无从下手挖掘，也挖掘不到什么了。他忽然成了一个没有根的人，既无亲眷也无氏族。
在炽热的八月烈日下，他跪倒在埋葬家人的页岩上，转向西方的麦加，叩首祈祷。但这次祈祷与以往不同，面对灭族之恨，这是沉重的宣誓，宣告他不共戴天的复仇，他个人至死方休的圣战，针对夺走了他一切的那些人的战争。他向美国宣战了。
一星期之后，他辞去省长的职务，回到了前线。他与北方联盟浴血战斗了两年。在他离开战场的那段日子里，战术高明的马苏德进行了反攻，并再次对战斗力不太强的塔利班造成了重创。在马扎里沙里夫发生了一次血腥屠杀，首先哈萨拉族人发动武装起义，杀死了六百名塔利班战士，然后塔利班进行了报复，屠杀了两千多个平民。
《代顿协议》[18]的签订，从理论上说结束了南斯拉夫的波黑内战。但战争留下的创伤却是噩梦般的。波黑的穆斯林聚居区曾经是战争的主战场，穆族人、塞族人和克族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战争。
克族人和塞族人拥有先进的武器，他们挑起并制造了大多数的血腥屠杀。被彻底羞辱的欧洲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设立了战犯法庭，准备起诉和审判第一批战犯。问题在于，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是不会自己举起双手走进法庭的。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根本无意提供任何配合和协助，事实上，他正在酝酿在另一个穆斯林省——科索沃制造新的事端。
波黑总人口有三分之一是塞族人，他们宣告在塞族人聚居区成立塞尔维亚共和国，大多数战犯就躲藏在那里。现在欧洲面临的任务是找到他们，确定他们的身份，把他们捉拿到海牙并推上法庭的被告席。于是，一九九七年，擅长野战和丛林战的英国特别空勤团承担了追猎战犯的任务。
一九九八年，麦克·马丁回到英国，并作为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中校和教官回到了伞兵部队。次年，他被任命为伞兵第一营指挥官。北约再次对巴尔干地区事务进行了干涉，这次比以前更迅速，阻止了一场媒体称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英美情报机关说服政府相信，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打算对反叛的科索沃省进行彻底“清洗”，要把一百八十万穆族人驱赶到西边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去。北约盟国向米洛舍维奇发出了最后通牒，但米洛舍维奇不予理会。于是一队队赤贫如洗、哭泣流泪的科索沃人被驱赶着翻山越岭进入了阿尔巴尼亚。
北约对此的反应是空袭而不是地面战。空袭持续了七十八天，把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炸得千疮百孔。眼看着自己的国家成了废墟，米洛舍维奇最终只得让步了。北约军队开进了科索沃，去接管残局。指挥官是英国空降老兵麦克·杰克逊将军，伞兵一营随他一起进入了科索沃。
要不是为了那些“西部小子”，这很可能是麦克·马丁的最后一次海外行动。
二○○○年九月九日，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被刺杀。消息传遍了塔利班军队，战士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真主伟大”；在伊兹玛特·汗驻扎的巴米扬城外，欢乐的枪声响彻军营上空。塔利班的敌人已经死了。马苏德曾凭借超凡的领导力，重整拉巴尼造成的混乱局面；他机智勇敢的游击战曾令苏联人闻风丧胆；他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把塔利班打得落花流水。但现在，这个人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马苏德是被两个人弹暗杀的。两个极端狂热的摩洛哥人，持偷来的比利时护照，以游客的身份进入阿富汗。其实那两个人是奥萨马·本·拉登献给他的朋友——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礼物。当时沙特人本·拉登并没有想到暗杀马苏德的阴谋，是聪明过人的埃及人艾曼·扎瓦希里认为，如果“基地”组织为奥马尔办成这事，那么无论今后发生什么，这个独眼龙毛拉都不会驱逐他们。
九月十一日，四架客机在美国东海岸上空被劫持。在九十分钟内，两架飞机摧毁了纽约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另一架撞坏了五角大楼，第四架由于乘客冲进驾驶舱与劫机者搏斗而坠毁在田野里。
几天之内，十九个劫机者的身份被确定了。又过了几天，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向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下了最后通牒：交出罪魁祸首，否则就承担一切后果。“基地”组织为塔利班清除了马苏德，奥马尔不能过河拆桥。那是“规矩”。
在西非沿海的塞拉利昂，多年的内战给这个昔日的英国殖民地富国留下了一系列的混乱、匪患、罪恶、疾病和贫穷。几年前，英国决定予以干预，联合国派去了一万五千名士兵，但这支维和部队每天只是坐在他们设在首都弗里敦的兵营里。城市以外的丛林太危险了。但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有一支英国的精英部队，至少他们还坚持在边远地区巡逻。
二○○○年八月下旬，皇家爱尔兰兵别动队的一支由十一名战士组成的巡逻队，被诱离大路进入通往村庄的一条小路。那个村庄是叛匪的大本营，匪徒们自称“西部小子”。他们其实是一帮无法无天的精神变态，每天沉湎于酒精，嚼着蘸了可卡因的口香糖，或者干脆在手臂上划一条口子把毒品抹进伤口以求“快速见效”。他们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灾难和恐惧，但他们有四百人之众，而且武装到了牙齿。特种兵战士们很快就被俘了，并被劫持为人质。
麦克·马丁在结束科索沃的任务后，已经奉命率领伞兵一营来到弗里敦，在滑铁卢营安顿下来。经过与“西部小子”们的艰苦谈判，五名战士在支付赎金后被释放了，但其余六个似乎注定要被剁成肉泥。伦敦的国防部总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爵士发出命令：派人进去，用武力把他们解救出来。
突击队由四十八名特别空勤团士兵、二十四名特别海勤团士兵和九十名空降兵一营士兵组成。进攻发起前一个星期，身着丛林迷彩服的十名特空团战士空降到匪窝村庄周围的丛林里。他们负责隐蔽，观察，倾听，随时向队部报告他们所了解到的情报。“西部小子”的一切言行都被几码之外的特空团战士监听、监视到了，并用无线电报告了突击队总部。由此英方知道，以和平方式解救人质是没有希望了。
第一波进攻的突击队员遭到了匪徒迫击炮反击，有六人受伤，包括指挥官，他们立即撤出了战斗。麦克·马丁是随第二波进攻冲进去的。
那个村庄其实是两个并联的村庄，分别叫格利巴纳和马格本尼，中间隔着一条又窄又臭的名为罗克尔溪的小河。七十名特空团和海勤团战士攻占了人质所在的格利巴纳村，把他们全都解救出来，还击退了匪徒一系列猛烈的反击。九十名空降兵去攻打马格本尼。到黎明时，他们发现溪流两边各有约两百名“西部小子”。
战斗结束时，战士们抓了六名匪徒，他们都被捆住双手后带回弗里敦去了。有几个匪徒逃进了丛林里。没人去统计过留在两个已成废墟的村庄及周围丛林里到底有多少具匪徒的尸体，但也没人质疑过对方死亡三百人这个数字。
突击队共有十二人受伤，特空团战士布拉德·蒂尼昂因伤重死去。第一波进攻失去指挥官之后，麦克·马丁乘坐第二架“奇努克”直升机进去，指挥了对马格本尼村的最后扫**。这是老式的战斗——近距离射击和格斗。在罗克尔溪南岸，由于刚才那枚击中他们指挥官的迫击炮弹，伞兵们损失了他们的无线电台。所以盘旋在空中的直升机无法报告他们自己迫击炮的弹着点，而丛林又是那样稠密，看不清炮弹下落。
最后，伞兵们直接冲了上去，他们热血沸腾，尖叫着、咒骂着与匪徒们进行厮杀。拷打农民和俘虏很在行的“西部小子”死的死，逃的逃，最终一个也没留下。
麦克·马丁返回伦敦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正在吃早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镜头——坐满乘客、加满燃油的客机一头撞进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楼。一星期以后，美国人明确宣布要进入阿富汗追捕罪魁祸首，不管喀布尔的塔利班政府同意与否。
伦敦当即同意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当务之急是空中加油机和特种部队。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兰堡情报站站长说，他也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
本来这是秘密情报局总部的事务，但英国驻伊斯兰堡使馆的武官也请求协助。麦克·马丁又一次奉命离开位于奥尔德肖特的空降兵总部，作为特种部队联络官飞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他抵达那天正是世贸中心倒塌后两周。这一天，盟军开始了对阿富汗的第一次空袭。
伊兹玛特·汗仍在巴达克山前线指挥塔利班部队，此时喀布尔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轰炸。当世人们在评点喀布尔和南方的牵制战术的时候，美军特种部队潜入了巴达克山，去协助已经接管马苏德部队的法希姆将军。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役要打响的地方，其他的只不过是做给媒体看的。战役的关键是阿富汗北方联盟的地面进攻和美军的空中打击。
简陋的阿富汗空军飞机还没有起飞就化为乌有了。阿军的坦克和大炮，一经发现，也被摧毁了。曾在边境外面安全地消磨了几年的乌兹别克人拉希德·杜斯塔姆，被说服回来在西北地区开辟第二战线，以呼应法希姆在东北方的战线。二○○一年十一月，阿富汗战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关键的技术是目标标定，自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后，这项技术正悄悄地兴起。
特种兵战士隐蔽在盟军的部队里，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并确定敌军所挖掘的工事、大炮、坦克、弹药库、后勤供应和指挥部的位置。每个位置都被用肩扛式远红外线发射器做了标记，“上了色”。然后通过无线电联系招来战机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
塔利班军队与北方联盟部队对阵时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有些来自在遥远的南方阿拉伯海上游弋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有些来自从乌兹别克起飞的坦克杀手A-10——当然，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了不错的回报。由于炸弹和火箭追随远红外光束不可能偏离目标，一支又一支的塔利班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塔吉克人胜利地向前推进着战线。
随着阵地一个个摧毁，一个个失去，伊兹玛特·汗所率领的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后撤。开始时在北方作战的塔利班军队有三万多人，但现在每天都损失近千人。军中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救护。受重伤的塔利班战士做着祈祷，像虫蚋般地死去。他们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冲进枪林弹雨之中。
原先的塔利班志愿兵已经所剩无几。塔利班的征兵队已经强制征集了成千上万名新兵入伍，但许多人不愿意打仗。真正的狂热分子人数正在锐减。伊兹玛特·汗只得带着部队不断后退，因为他觉得，每次作战都在前线，他自己也要支撑不住了。十一月十八日，他们抵达了昆都士城。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地区的周围都是塔吉克人和哈萨拉族人，而昆都士却是讲普什图语的南方吉尔扎人的聚居区，一块小小的飞地。因此塔利班军队能在那里避难，也是在那里同意投降的。
阿富汗人认为，经过谈判后的投降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只要有谈判的机会，他们提出的条件就有可能被考虑甚至接受。于是，整个塔利班军队向法希姆将军投降了，法希姆同意受降。
在塔利班内部，有两支非阿富汗军队。当时，有六百个阿拉伯人是本·拉登派遣来阿富汗的，全都效忠于奥萨马·本·拉登。三千多个阿拉伯人已经战死，而美国人的态度是，就算其余的阿拉伯人都去见真主，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
塔利班武装力量里还有大约两千个巴基斯坦人，如果他们被发现，巴基斯坦政府将十分尴尬。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穆沙拉夫将军在九一一事件之后面临两难选择：要么铁心投靠美国，从而获得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要么通过其联合情报局继续支持塔利班以及本·拉登，但要承担直接的后果。他选择了美国。
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仍有一支小规模的特工队在阿富汗活动，而且那些与塔利班并肩作战的巴基斯坦志愿兵也难免会把在阿富汗战斗过的事情透露出去。于是法希姆利用三个夜晚，通过一条秘密的空中通道，把大多数巴基斯坦人遣送回去了。
另一个秘密交易是，大约四千名战俘根据需要，被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和俄罗斯。俄罗斯买下了所有的车臣人，以及所有的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以此来讨好乌兹别克。
原先投降的士兵超过一万四千人，但这个人数在这些秘密交易后削减了不少。最后，北方联盟对涌向北方采访战事的全世界媒体宣布，他们只受降了八千名战俘。
紧接着，五千名俘虏移交给了乌兹别克指挥官杜斯塔姆将军。他想把这些人发送到遥远的西边，他自己的地盘希巴尔甘。于是战俘们被装进了铁制的货运集装箱内，没有水，没有食物，而且因为人数太多，他们只能站着，还得踮着脚尖才能靠近头顶上方的气孔。半路上，战俘们听说同意给他们增加通气孔。结果重机枪在他们身上打出了许多通气孔，直至尖叫声停止。
在剩余的三千零一十五名战俘中，那些阿拉伯人被挑了出来。他们来自各个穆斯林国家，有沙特人、也门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极端狂热的乌兹别克人已被押送回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了。车臣人也被送回去了，但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在整个战争中，车臣人赢得了最勇猛、最残忍和最富有自杀精神的名声。
挑剩下的两千四百个俘虏留在了塔吉克人手中，此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音信了。阿拉伯人来挑人的时候，他们问话，伊兹玛特·汗用阿拉伯语作答，于是他被当作是阿拉伯人。他没有佩戴军衔，身上脏兮兮的，脸色憔悴，又饿又累。他被推向了一边，因为太疲惫了他没有反抗。结果他与另五个阿富汗人一起，要被押解到西边的马扎里沙里夫去，落入杜斯塔姆以及乌兹别克人手中。这一次，西方媒体都在盯着，新近抵达的联合国官员表示会保证战俘们的人身安全。
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些卡车，六百个人被装上了车，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开始了西行去马扎里沙里夫的旅程。但他们的最后目的地不是马扎里沙里夫城，而是再往西十英里的一座巨大的监狱城堡。
于是他们来到了地狱的门口，地狱的名字叫卡拉伊贾吉城堡。
如果从投下第一颗炸弹起算，直至首都喀布尔落入北方联盟手中，征服阿富汗用了大约五十天时间。但美英的特种部队此前早就在阿富汗开展行动了。麦克·马丁渴望与特种部队一起行动，但英国驻伊斯兰堡的使馆官员坚持，他们需要马丁在巴基斯坦军队的高级军官之间进行沟通联络。
直到他去巴格拉姆参加行动。巴格拉姆是前苏联在喀布尔北部的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显然在日后盟军占领期间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停放在那里的塔利班飞机已经成了一堆废铁，控制塔也成了废墟，但那些跑道、机库和前苏联曾经用作警备司令部的营房，只要花上一些时间和资金，还是能够全部修复的。
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巴格拉姆就被盟军攻下了，英国特别海勤团的一组官兵进去后标上了英国的记号。这个消息给马丁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于是他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机场搭上美国飞机，飞了过去。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片荒凉，美国人来接管全部设施之前，英国海勤团腾空了一座机库，在尽可能远离寒风的那一面开始了艰苦的改造工作。
士兵们通常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安家，而特种兵对此最为擅长，他们似乎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安顿好自己。海勤团的二十名官兵开着他们的陆虎越野车去外面找了一些铁制的货运集装箱，把它们拖进机库。
加上一些油桶、木板和灵巧的心思，这些集装箱就变成了临时宿舍，里面有床、沙发、桌子和电灯，还安装了一只插座，电水壶插电后可以烧茶水。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告诉战士们：“在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一个叫卡拉伊贾吉的地方似乎出了点儿事。一些战俘在监狱暴动，抢夺了卫兵的武器，正在挑起一场暴动。我认为我们应该去那里看看。”
于是他选了六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安排两辆陆虎越野车加满了燃油。出发前，麦克·马丁问道：“不介意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也许你们需要一名翻译呢。”
这支海勤团小分队的指挥官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上尉，而马丁是一名空降兵上校。当然没人反对。马丁上了第二辆车，坐在了司机旁边。在他的身后，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蹲伏在一架点三○口径的机关枪后面。他们驱车朝北驶去。这是一次长达六个小时的行程，穿过萨朗山口来到北方平原，继而是马扎里沙里夫，最后抵达卡拉伊贾吉城堡。
卡拉伊贾吉屠杀战俘事件的起因在当时颇具争议，这种争议以后还将持续下去。但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
西方媒体从不会因为把事情完全搞颠倒而感到难为情，他们坚持把那些战俘称为“塔利班”，其实不然。事实上，除了六个偶然混进去的阿富汗人，这帮战俘都是战败的“基地”组织的人。他们来到阿富汗是专门为了“圣战”——战斗和捐躯的。所以，从昆都士用卡车运送到卡拉伊贾吉来的，是亚洲最危险的六百个人。
在这六百名战俘中，大概有六十个人不是阿拉伯人。这些非阿拉伯人又分为三种。首先是车臣人，他们认为在昆都士被选中后发回俄罗斯等于是去送死，于是躲开挑选来到了卡拉伊贾吉。还有反政府的乌兹别克人，他们也认为回乌兹别克斯坦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也躲了起来。再就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由于偶然的差错没被遣送回国，其实他们如果返回巴基斯坦，是会获得自由的。
剩下的就是阿拉伯人了。与许多留在昆都士的塔利班成员不同，他们是志愿兵，而不是被强征当兵的。他们全都是极端狂热分子，都经过“基地”训练营的战斗训练，知道如何凭勇气和技术去战斗。而且他们对生死并不关心。他们祈求真主的无非是在死去时能够搭上几个西方人或西方人的朋友，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一名烈士了。
战俘们在卡拉伊贾吉遇到的是一百名受过部分训练的乌兹别克卫兵，卫兵的指挥官是能力不怎么样的赛义德·卡梅尔。拉希德·杜斯塔姆本人不在，他的副手赛义德·卡梅尔临时替代他的职位。
卡拉伊贾吉的建造格局与西方的城堡不同。这是一个占地十英亩的露天大院，里面种着树木，还有一些平房。整个地方围着一道五十英尺高的围墙，但墙的两面都是斜坡，人可以沿着斜坡跑上去，在墙顶上窥视胸墙对面的情况。
这道厚墙里面有迷宫般的兵营、仓库和通道，地下又有同样如迷宫般的地道和地窖。充当卫兵的那些乌兹别克人只是在十天前才刚刚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此前塔利班在城堡的南端储藏着枪支和弹药。他们刚好把战俘赶到了那里。
当初在昆都士投降的时候，俘虏们只是被收缴了枪支和火箭弹，但没人对他们进行搜身。假如安排搜身，那么差不多每个战俘都会被搜出一两颗手雷，隐藏在他们衣袍里。他们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坐卡车抵达了卡拉伊贾吉。
事件最初的苗头是在他们抵达的那个周六晚上。伊兹玛特·汗当时坐在第五辆卡车上，他听到了一百码开外的一声爆炸的闷响。坐在几个乌兹别克卫兵中间的一个阿拉伯人拉响了他的手雷，把他自己和周围的五个卫兵炸得血肉横飞。当时夜幕刚刚降临，院子里没有电灯。杜斯塔姆部队的官兵们决定第二天早上进行搜身。他们把战俘赶进院子里，让他们蹲在地上，不给他们水和食物，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神经紧张的卫兵。
黎明时，搜身开始了。身心疲惫的战俘表现得很听话，任凭卫兵把他们的双手反绑起来。由于没有绳子，乌兹别克人就用囚犯的头巾。但头巾可不是绳索。
俘虏们一个接一个地站直身子接受搜身。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手枪、手雷，还有钱。当钱越堆越高时，赛义德·卡梅尔和他的副手便把它们收集起来，拿到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乌兹别克士兵透过窗户向内窥视，看到那两个人把钱都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那个士兵走进房间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立即滚蛋。但他很快就又回来了，带着一支步枪。
有两个刚刚努力挣脱了双手的战俘目睹了这一幕。他们尾随那个士兵走进房间，一把夺过步枪，用枪托把三个乌兹别克人全砸死了。由于没有开枪，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事。但这时候的院子正渐渐演变为一个火药桶。
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人麦克·斯潘和戴夫·泰森当时已经进入了院子，斯潘就在露天里开始审问战俘。他的周围是六百名狂热分子，他们在去见真主之前唯一的愿望是杀死一个美国人。接下来，一个乌兹别克卫兵发现了持枪的阿拉伯人，大叫着发出了警告。阿拉伯人开枪打死了他。火药桶终于爆炸了。
伊兹玛特·汗蹲在地上，等待着卫兵过来搜身。与其他战俘一样，他也已经挣脱了双手。中弹的乌兹别克卫兵倒地之际，墙头上的其他卫兵赶紧亮出机关枪。屠杀开始了。
一百多个俘虏当即就死在了泥地上，双手仍被反绑着。后来事件平息后，联合国观察员进去察看时，看到的就是这种状态。其他战俘互相解开绑在手上的头巾，这样他们就能战斗了。伊兹玛特·汗率领一伙人，包括他的五个阿富汗同胞，躲避着子弹，穿过树林，跑到了南墙。这座城堡以前在塔利班控制下，他曾去参观过，所以知道那位置有个军火库。
麦克·斯潘周围的二十个阿拉伯人扑到他身上，拳脚齐下地把他活活打死了。戴夫·泰森把一梭子子弹射向暴徒，打死了三个人，而后听到手枪的撞针撞在空枪膛里的“咔嗒”一声，幸运的是，他已经及时跑到了大门口。
不到十分钟，这个宽敞的院子已经变得空****了，只剩下躺在地上的尸体，以及那些不停地呻吟直至死去的伤员。乌兹别克人现在已经撤到了围墙外面，大门“咣当”一声合上了，那些囚犯全被关在了里面。围攻开始了。这场战斗将会持续六天六夜，而且谁也不想留下活口。双方都深信是对方违反了投降协议的条款，但到了此刻，再追究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军火库的门很快就被砸开，储藏的枪支被迅速分发出去。这些武器装备一支五百人的小部队绰绰有余。囚犯们拥有了步枪、手雷、火箭弹和迫击炮。他们拿上各自得心应手的武器之后，分头穿过地道和通道，展开扇形阵形，占领了整个城堡。只要有乌兹别克卫兵在墙头上探一下脑袋，就会有一个阿拉伯人从院子对面的某个缺口射出一颗子弹，将其击倒。
杜斯塔姆的部队别无选择，只得紧急求援。杜斯塔姆将军立即调来了几百名乌兹别克士兵，他本人也匆匆赶回卡拉伊贾吉。赶来支援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的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四名战士，一名美国空军人员，来标定空中坐标，以及六名第十山地师战士。这些西方人的工作基本上是观察、报告情况，招来空袭以粉碎囚犯的抵抗。
午时，从最近被攻占的首都喀布尔北方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开来了两辆加长型的陆虎越野车，车上载着来自特别海勤团的六名英国特种部队官兵，以及一名翻译——特空团的麦克·马丁中校。
周二，乌兹别克人的反攻开始成形。他们用一辆轻型坦克开路，重新进入院子，开始对暴动的囚犯阵地实施打击。伊兹玛特·汗已被众人认出是一位高级军官，于是他负责指挥南翼的对抗战。当坦克开火时，他命令手下人员进入地窖，轰炸停止后，他们又回到了地面上。
他知道，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无法突围，也不会得到仁慈对待。他并没指望这个。二十九岁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葬身之地，死在这里跟其他地方相比，没有什么不好。
美军的空袭也在星期二开始了。四名绿色贝雷帽战士和一名空军人员趴在墙头上的胸墙外侧，为战斗轰炸机标定目标。那天共投下了三十枚炸弹，其中有二十八枚钻进俘虏们藏身的地下水泥工事里，炸死了大约一百人，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塌落的石块砸死的。有两枚炸弹偏离了目标。
第一颗跑偏的炸弹落下时，麦克·马丁就站在绿色贝雷帽战士们的墙下面，离他们大概一百码。炸弹正落在五个美国人围成的圈子中间。如果这是一颗弹着即爆的人员杀伤弹，那他们都会炸成肉酱。他们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只是耳鼓破裂，有几个人骨折。
这是一颗J-DAM炸弹，即钻地炸弹。弹头着地之后，要钻入地下四十英尺处才爆炸。结果这些美国人发觉自己经历了一次地震，被气浪抛到一边，但命都保住了。
第二颗炸弹更离谱。它击中了乌兹别克人的那辆坦克以及其后的指挥所。
周三，西方媒体赶到了。记者们在城堡周围乱窜。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由于他们的到来，最终让乌兹别克人不敢把反叛的战俘斩尽杀绝。
在六天六夜的对峙期间，有二十个囚犯企图借夜色掩护逃走。他们全被当地农民抓住并用私刑处死。这些哈萨拉族农民对三年前塔利班屠杀自己族人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
麦克·马丁趴在土墙顶上，透过胸墙窥视下面的院子。第一天的尸体仍躺在那里，臭气熏天。那些美国人虽然仍戴着黑色羊毛帽子，但已经揭开了蒙脸的布片，让记者们拍了好多照片和录像。七个英国人还是宁可蒙面，全都用棉布把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沙尘和苍蝇的侵袭以及旁观者。到了周三，头套又多出一项功能：过滤空气中的恶臭。
太阳快下山时，死里逃生的中情局特工戴夫·泰森冒冒失失地带着一个想获奖的电视摄像组进了院子——他在马扎里沙里夫只待了一天便又匆匆返回来了。他们在墙边爬行前进，马丁就在对面的墙上趴着，注视着他们。英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趴在他的身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囚犯的一个抓捕队忽然从墙上一扇暗门出来，抓住那四个西方人，把他们拖了进去。
“得有人进去把他们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尉说。他朝周围看了看。六双眼睛无声地凝视着他。
他说了声“上”，随即翻过胸墙，跑下倾斜的内墙，进入空旷的院子里。三名海勤团的战士也随着他一起冲了过去。另两名战士和马丁为他们提供狙击掩护。暴乱的囚犯现在已经退缩到了南墙。四名海军战士径直闯入，把暴徒们吓住了。一直到他们抵达远处的墙边，都没人开枪。
上尉率先进去。解救人质是特别空勤团和特别海勤团的队员们反复演练过的，他们可以在几秒钟时间之内完成任务。在赫里福德，特空团有一座专门用于人质解救训练的“死亡屋”；在普尔的队部，海勤团也有一栋相同的房子。
四名特别海勤团官兵毫不迟疑地闯进门，靠服装和胡子确认了三名暴徒后立即开火。射击手法是“双发点射”，即两颗子弹直接射向脸部。那三个阿拉伯人的枪口都朝着另一个方向，他们连一颗子弹也没来得及发射就被击毙了。当时，戴夫·泰森和英国电视记者当即表示绝不提及这次事件。后来，他们确实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周三晚上，伊兹玛特·汗意识到他们已经根本无法在地面上停留了。炮兵已经抵达，大炮把城堡的南边炸成了废墟。地窖是最后的堡垒。仍然活着的战俘人数已经不足三百。
有些囚犯不愿龟缩在地下，宁愿死在上面。他们展开了一次自杀性反攻，但只冲了一百码的距离，杀死了几个警惕性不高、反应不够敏捷的乌兹别克人。随后，赶来增援的乌兹别克坦克上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把那些阿拉伯人打成了筛子。他们大多数是也门人，还有一些是车臣人。
周四，根据美国人的建议，乌兹别克人把几桶坦克用的柴油倒进地沟，流入下面的地窖里，然后点了火。
伊兹玛特·汗并没在地窖的着火区域。尸体的焦臭味盖过了柴油的气味，但他听到了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感受到了热量逼近。更多的人死去了，幸存者踉跄着冲出烟雾，朝他跑来。他们都被烟熏得剧烈地咳嗽。在最后的那个地窖里，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与伊兹玛特·汗在一起。他关上门，插上铁闩，把烟雾挡在外面。门外，濒死者的敲门声越来越弱，最后停止了。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炮弹在空房间里爆炸、轰响。
最后的这个地窖有一条通道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但发现那只是一条地沟。当晚，乌兹别克的新指挥官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灌溉渠里的积水引到那条地沟，灌到地窖里去。经过十一月的雨季，灌溉渠里积满了雨水，冰寒刺骨。
到午夜时，幸存者都泡在了齐腰深的水中。他们又饿又累，十分虚弱，不少人滑倒在水里淹死了。
地面上，联合国接管了指挥工作，周围是各国的媒体机构。联合国发出的指示是要保留战俘们的性命。透过头顶上倒塌的瓦砾堆，最后的抵抗者能听到喇叭的广播声，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走出来。二十个小时后，第一个人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向阶梯，其他人也跟了上去。已被彻底击败的伊兹玛特·汗，这个活到最后的阿富汗人，与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最后八十六名暴乱的战俘走到地面上，踩着城堡南面的断垣残壁，发现他们面对着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和火箭弹。在周六黄昏的残阳下，他们看上去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一群稻草人。他们浑身发臭，蓬头垢面，身心疲惫，满脸胡子，被烟火熏得满面漆黑，还打着冷战。他们蹒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伊兹玛特·汗走在他们中间。
在从一堆石块走下来时，他绊了一下，想稳住身体，于是伸出手去抓住了一块石头。结果他扳下来一片石块，捏在了手里。一名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神经紧张，以为他要反击，于是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呼啸而来的火箭弹擦过阿富汗人的耳边，击中了他身后的一块巨大的岩石。那石头顿时被炸得粉碎，其中一块棒球大小的石块以惊人的力量击中了他的后脑勺。
伊兹玛特·汗没有戴头巾。六天前，他的头巾被用来绑缚他的双手，后来再也没有找着。假如那块石头是以九十度的角度射过来的话，那么他的脑袋就会立即开花。但它在地上弹了一下，倾斜着砸中了他的后脑，把他击成浅度昏迷。他倒在乱石堆上，鲜血从伤口里喷涌而出。其他人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城堡外面等待着的几辆卡车。
一个小时后，七名英国军人开始在院子里检查，做记录。麦克·马丁正在统计死亡数字，回去后要写一份很长的报告——虽然他这次是以一个翻译的身份来参加行动的，但他毕竟是一名高级军官。他心里明白，有数十人，可能会达到两百人，埋在了地下。忽然，一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它正在流血，尸体是不会流血的。
马丁把这个骨瘦如柴的人翻了过来。身上的衣服不对劲，那是普什图人的服装。这里不该有普什图人。他从自己的头上摘下蒙面布，擦去了那个人脸上的烟尘和污垢。这张脸似乎有点眼熟。
当他取出军刀时，一名旁观的乌兹别克战士咧嘴笑了。如果这个外国人想虐待一下这个受伤的俘虏，有什么不可以呢？马丁用刀割开了阿富汗人的右裤腿。
那块伤疤还在那里，缝了六针后有所缩小，那是十三年前苏军的弹片留给他的伤疤。平生第二次，麦克·马丁像消防员那样把伊兹玛特·汗一把提起，扛到肩上，朝前走去。在大门口，他看到一辆有联合国标记的白色陆虎越野车。
“这个人还活着，但受伤了，”他说，“他的头部受了重伤。”
把伊兹玛特·汗交给了联合国人员后，马丁便登上英国特别海勤团的那辆陆虎，返回巴格拉姆去了。
三天后，美国的一支巡逻队在马扎里沙里夫医院发现了这个阿富汗人，要求对他进行审问。他们用卡车把他拉到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方的那一侧。两天后，阿富汗人在那里渐渐苏醒过来。这是一间临时牢房，他坐在冰冷的地上，戴着镣铐，但还活着。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批战俘从阿富汗坎大哈抵达了古巴的关塔那摩湾。他们戴着头罩和镣铐，浑身尘土，又饿又渴。伊兹玛特·汗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麦克·马丁上校在二○○二年春天回到了伦敦，在位于切尔西的约克公爵兵营特种部队总部当了三年的副参谋长。他于二○○五年十二月退役，临行前和朋友们聚了一次。在那次聚会上，有一大群朋友，包括乔纳森·肖、马克·卡尔顿-史密斯、吉姆·戴维森和马克·杰克逊，他们想把他灌醉，让他钻到桌子底下去，结果没有得逞。二○○六年一月，马丁在汉普郡梅恩河谷买下了一座谷仓，并于当年的夏末动工改造，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乡间住宅。
联合国后来的记录表明，在卡拉伊贾吉，共有五百一十四个“基地”组织的狂热分子丧生，八十六人幸存，但都受了伤。他们都被关在关塔那摩湾。乌兹别克族的守卫有六十人被打死。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当上了阿富汗新政府的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