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影响我按时完成报社工作的前提下，我努力写作。我的书出版了，大获成功。我没有被耳边的如潮赞誉冲昏头脑，虽然我敏锐地意识到，并且毫不怀疑，我的表现优于他人。观察人类本性时，我早就注意到，一个人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就绝不会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以求得信任。所以，我自尊自重，但也依然谦虚谨慎。我得到的赞誉越多，就越发努力，让自己受之无愧。
这部传记，虽然就其他重要方面来说是我的回忆录，但我并不打算叙述我的小说的创作历程。我的小说本身各有其表达的主旨，不需要我多此一举地加以阐释。如果我在这部传记中偶尔提及它们，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我成长的一部分。
到这时候，我已经有某些依据相信，是天赋和机遇让我成了作家，于是我满怀信心地从事这一职业。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我肯定早就放弃写作，把精力投入别的事业中了；肯定早就去弄清天赋和机遇到底让我去干什么，然后只干那件事，不做别的了。
我为报纸写稿，也为别处写稿，全都顺风顺水，名利双收。在我写的书也大获成功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不去记录枯燥的议会辩论了。因此，在一个愉快的晚上，我最后一次记录下风笛演奏般冗长乏味的议会辩论，就再也没有去听过了。虽然整个议会会期里，我还能从报纸上辨别出过去那种沉闷的声音，但也许除了更沉闷，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我想，现在我写到婚后一年半左右的时期了。经过多次试验，我们认为自己干不好家务，索性放弃了。我们对家务听其自然，雇了一个小听差。这个仆人的主要作用是跟厨子吵架。在这方面，他是个十足的惠廷顿[1]，但没有惠廷顿那只猫，也没有丝毫做伦敦市长的可能。
在我看来，他好像整天都在炖锅盖的猛烈打击下生活。他的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混战。他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例如，我们晚上举行小宴会，或者有朋友来访的时候—高喊救命，踉踉跄跄地冲出厨房，铁器如飞弹般从身后袭来。我们想赶他走，但他很依恋我们，死活不肯走。他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只要我们稍微暗示要同他断绝关系，他就会哭天抢地、悲痛欲绝，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一个姐姐，我没发现他有任何亲属。一把他交到我们手上，他姐姐就逃到美国去了。于是，他就像个被仙女偷换留下来的丑孩子，住在了我们家里。他对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动不动就用夹克袖子擦眼泪，或者弯着腰用小手帕的一角擤鼻涕。他从不肯把手帕全部从口袋里掏出来，永远都是藏着大部分，力图节省。
这个小听差一年的工钱是六镑十先令，他自己倒霉，我们雇他的时候也不吉利，于是他就没完没了地给我惹麻烦。我看着他长大—他长得像荷包豆一样快—一想到他长到开始刮胡子的时候，甚至秃顶白发的时候，都可能还在我们家，我就忧心忡忡，痛苦不已。我看不出摆脱他的希望。想象未来的时候，我常常感叹，他变成老头子之后会是多大的累赘呀！
这个倒霉鬼最终还是让我摆脱了困境，但其方式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他偷了朵拉的表—跟我们家的所有东西一样，这表也是随便乱放—卖了钱，把钱都花在反复搭乘伦敦和阿克斯布里奇之间的驿车上，每次还都坐在驿车车厢外部的座位（这孩子总是没脑子）。我记得，他在完成第十五次旅行时，被带到了弓街，从他身上搜出四先令六便士，还有一支他不会吹的二手横笛。
我看着他长大—他长得像荷包豆一样快—一想到他长到开始刮胡子的时候，甚至秃顶白发的时候，都可能还在我们家，我就忧心忡忡，痛苦不已。（第686页）
如果他没有招供的话，这次意外及其后果也不会让我大感不快。但他的确招供了，而且方式很特别—不是和盘托出，而是一次说一点儿。比如，我被迫出庭控告他的第二天，他又供出一些情况，同我们地窖里的一个大篮子有关。我们本以为篮子里装满了葡萄酒，但其实里面只剩空瓶和瓶塞了。我们本以为，他把自己所知的厨子的最大罪行都说出来了，心中应该已经卸下包袱。谁承想，过了一两天，他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揭发厨子有一个小女儿，她每天一大早都会来拿我们的面包，还说他自己也被送奶工收买，向那人提供煤。又过了两三天，警察通知我，根据他的供述，在厨房用品中发现了牛腰肉，在碎布袋里发现了床单。没过多久，他在全新的方向上爆料，承认他知道某个酒馆侍者打算闯入我家行窃，那个人马上就遭到逮捕。做了这样一个受害者，我羞愧难当，恨不得给他一笔钱，叫他闭嘴，或者重金行贿警察，让他逃走。可让人恼怒的是，他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思，还以为每供出一项新罪行，即使不算施恩于我，也算是对我赔罪了。
最后，一见警局派人来通报新消息，我就跑开了。直到他接受审判，被判处流放，我才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在判刑之后，他都不安分，总是给我们写信，说他很想在走之前见朵拉一面。朵拉只好去看他，结果一进牢房就晕过去了。总之，在他被流放之前，我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后来我听说，他在“内地”[2]的什么地方给人家放羊，我不知道那里的地理位置。
这一切从新的角度呈现我们的错误，促使我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尽管我很爱朵拉，还是在一天晚上忍不住要跟她谈谈。
“亲爱的，”我说，“我们的家务杂乱无章，缺乏管理，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倒是习惯了—而且连累了别人。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头痛。”
“你已经好久没提这个了，现在又要生气了！”朵拉说。
“不是这样，亲爱的，真的！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我不想知道。”朵拉说。
“可我想让你知道，亲爱的，把吉卜放下。”
朵拉把吉卜的鼻子顶到我的鼻子上，说了声：“啵！”想驱散我的严肃表情，但没有成功，只好吩咐吉卜钻进它的宝塔，她则坐在那里看着我，双手十指交握，小脸上写满了无奈。
“事实上，亲爱的，”我开口道，“我们身上有传染病，把周围所有人都传染了。”
我本可以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说下去，但朵拉脸上的表情却提醒我，她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针对这种不卫生的状况，我是不是要提议接种一种新疫苗，或者尝试别的治疗方法。于是我忍住没用比喻，而是更直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
“如果不学得更小心些，我的乖乖，”我说，“咱们不仅会丧失金钱和安逸，有时候甚至会把好脾气也丢掉。给咱们做事的人，或者与咱们打交道的人，都被我们惯坏了，我们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呀。我开始担心，过错并非全在一方。这些人之所以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咱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噢，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朵拉瞪大了眼睛，喊道，“你说你看见我偷金表啦！噢！”
“我最亲爱的宝贝，”我规劝道，“别胡说八道！谁提到金表半个字了？”
“你呀。”朵拉回答，“你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我好不到哪儿去，还拿我跟他比。”
“跟谁比？”我问。
“跟那个小听差比！”朵拉抽噎道，“噢，你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深爱你的妻子跟一个被流放的小听差比！为什么结婚之前你不告诉我你对我的看法？你为什么不说，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认定我比一个被流放的小听差还坏？噢，你对我的看法多么可怕！噢，我的天哪！”
“哎，朵拉，亲爱的，”我回应道，想轻轻移开她捂着眼睛的手帕，“你这样说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大错特错。首先，这就不是事实。”
“你总说他爱撒谎，”朵拉啜泣道，“现在你又这么说我！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哪！”
“我的宝贝女孩，”我反驳道，“我真得求你讲点道理，听清我刚才是怎么说的，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亲爱的朵拉，除非咱们学会向咱们雇的人尽咱们的职责，否则他们就永远学不会向咱们尽他们的职责。我担心咱们向别人提供了犯错的机会，而那是绝不应该提供的。即便咱们主动放任家务不管—实际上没有即便咱们喜欢这样，觉得这样才舒服—实际上不是我相信，咱们也不应该继续这样混下去了。咱们无疑把别人都带坏了。咱们必须想想这个问题。我就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个问题，朵拉。我没法摆脱这个问题，有时一想到它，我就很不安。好了，亲爱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来吧，别犯傻啦！”
朵拉半天不许我挪开她那条手帕。她坐在那里，用手帕遮住脸，抽抽搭搭地嘟哝：如果我觉得不安，当初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不在我们去教堂的前一天就说我知道我会不安，我不想结婚了？如果我受不了她，为什么不把她送到普特尼她姑妈那里去，或者送到印度的朱莉娅·米尔斯那里去？朱莉娅一定会很高兴见她，一定不会把她叫作被流放的小听差，朱莉娅绝不会那样叫她。总之，朵拉非常苦恼，而看她这样，我也备受折磨。我觉得，再用这种办法劝她，无论多么温和都无济于事，我必须另寻他策。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陶冶她的性情”？这是一句常见的话，很好听，也让人充满希望，于是我下决心陶冶朵拉的性情。
我立即着手行动。朵拉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我本想迎合她，却努力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结果弄得她很惊慌，我自己也很尴尬。我对她谈我思考的问题，还读莎士比亚给她听—结果把她累得精疲力竭。我常常假装漫不经心地给她讲点儿有用的知识，或者合理的意见—但我话一出口，她就吓得跳起来，就像听见了爆竹一样。无论我怎样努力用不经意的、自然的方式去陶冶我这位小妻子的性情，我都会发现，她总是本能地察觉我的意图，顿时忧心忡忡。尤其是，我明显看出她认为莎士比亚是个可怕的家伙。于是，陶冶性情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
我硬拽着特拉德尔斯加入了这项工作，而他本人并不知情。每次他来看我们，我就冲他高谈阔论，其实是想间接熏陶朵拉。我如此这般传授给特拉德尔斯的实用智慧，海量而且高质。但这没有对朵拉产生什么效果，只是令她情绪低落，总是惴惴不安，担心下一次就该轮到她接受我的教导了。我觉得，我对朵拉来说，无异于校长、圈套、陷阱；朵拉总是扮演苍蝇，而我总是扮演蜘蛛，随时会从洞里猛扑上去，把她吓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
不过，我仍然期待着通过这一过渡阶段之后，朵拉和我能达成完美的默契，期待着能将朵拉的性情“陶冶”得完全称心如意。因此，我锲而不舍地努力，甚至长达数月。然而，最后我发现，虽然这一段时间里，我精神抖擞，决心坚定，像极了竖起满身尖刺的豪猪或刺猬，到头来却一事无成，于是我开始猜测，也许朵拉的性情已经定型，无法改变了。
进一步考虑之后，我认为这种猜测很可能是对的，于是放弃了那个看上去很有希望、做起来事与愿违的计划，决心从今以后就满足于我拥有一位娃娃太太的事实，不再试图用任何方法把她改造成别的样子了。我打心底里厌恶我自以为精明审慎的态度，也厌恶再看到我的宝贝受到拘束。于是，一天，我给她买了一副耳环，给吉卜买了一个项圈，回家去讨她欢心。
朵拉收到这些小礼物后非常开心，高高兴兴地亲了我一下。但我们之间还存在一片阴影，不管多么淡，可它依然存在，于是我决心除掉它。如果这片阴影非要在什么地方不可的话，我宁愿把它存在自己心里，留待将来驱除。
我在沙发上挨着妻子坐下，给她戴上耳环，然后对她说，恐怕我们最近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也的确如此。
“事实上，朵拉，我的心肝，”我说，“我最近一直在自作聪明。”
“让我也变聪明，”朵拉怯生生地说，“对吧，大肥？”
她扬眉问我，娇媚极了。我一面点头称是，一面亲了亲她张开的嘴唇。
“那一点儿用都没有。”朵拉摇着头说，把耳环摇得叮当作响，“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也知道我一开始就要你怎么叫我。要是你连这也做不到，恐怕你永远都不会喜欢我。你敢说你有时候没想过，当初还不如—”
“还不如什么，亲爱的？”我问，因为她说到这里就不肯说了。
“没什么！”朵拉说。
“没什么？”我重复道。
她搂住我的脖子笑起来，用自己喜欢的叫法，说自己是笨鹅，然后把脸埋在我肩上，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拨开那头浓密的鬈发，看到她的脸。
“我没想过当初还不如什么都不干，也好过去陶冶我小妻子的性情？”我自嘲道，“这就是你提的问题吧？不错，我的确想过。”
“你一直都在干这个吗？”朵拉喊道，“噢，你这孩子，太吓人了！”
“但我再也不会这样干了，”我说，“因为我爱她本来的样子。”
“你没骗人吧—真的吗？”朵拉问，悄悄靠得我更近了。
“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长久以来我视若珍宝的东西呢？”我说，“你本来的样子就是你最好的样子，亲爱的朵拉。咱们不要再自作聪明地搞实验了、回到以前的状态，快快活活的吧。”
“快快活活的！”朵拉说，“对！整天都要快快活活的！如果有时候出一丁点儿小差错，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不会，”我说，“咱们尽力而为就行。”
“你也不会再对我说，是咱们把别人带坏了，对吗？”朵拉哄劝道，“因为你知道，这话太让人生气了。”
“不会，不会。”我说。
“就算我傻一点儿，也总比不快活好些，你说对吗？”朵拉说。
“朵拉本来的样子，比全世界其他任何东西都好。”
“全世界！啊，大肥，全世界可大得很啊！”
她摇摇头，抬起那双充满喜悦的明亮的眼睛，看着我，吻我，突然愉快地大笑起来，然后蹦蹦跳跳地去给吉卜戴新项圈了。
我为改变朵拉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尝试的过程中就不快活。我不能忍受自己的自以为是。我无法一方面努力改造她，另一方面又觉得她从前作为娃娃太太也挺可爱。我决心尽我所能，不声不响地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我已预见到，即便我竭尽全力，也会收效甚微。不然的话，我就得再次蜕化成蜘蛛，永远地伺机等待。
我提到的那片阴影—我希望它从我们之间消失，完全落在我心里—那片阴影是怎样投下来的呢？
往日那种不快乐的感情充斥了我的生活。假如那种感情发生过什么变化，就是比先前更深了。不过，那种感情依然难以捉摸，仿佛夜里隐约听到的一首忧伤的乐曲。我深爱我的妻子，我也很幸福。但是，我曾经模糊憧憬的那种幸福，并不是我现在享受的这种幸福，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我跟自己定下契约，要在这本书里反映自己的思想。为了履行这一契约，我再次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将心中的秘密暴露出来。我依然认为—我一向认为—我总觉得缺少的东西，是年少时代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我发现事实果真如此，自然会感到有些痛苦，就像所有人一样。但是，如果我的妻子能多帮我一点，能分享我无法与他人分享的许多思想，那对我来说就更好了。而我知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能的。
我得出了两个不可调和的结论：其一是，我感觉到的问题相当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其二是，我感觉到的问题是我特有的，与别人的不一样。我在这两者之间奇妙地保持着平衡，并未明显觉察到它们的对立冲突。想到那些不能实现的儿时梦想，我就想到成年前更美好的时光。接着，我与阿格尼丝在那座可爱的老房子里度过的安逸岁月，又像死者的鬼魂一般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段时光也许可以在另一世界里重现，却绝不可能在这里复活了。
有时候，我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朵拉和我从来不曾相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说，本来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她已经与我密不可分，这种幻想实在太荒诞不经，很快就像飘浮在空中的游丝一样，够不着，也看不见了。
我一直爱她。我现在描述的这一切，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时而又沉入梦乡。在我身上找不出有这些想法的证据，我的言谈举止也看不出受其影响。我们所有的家庭琐事，我所有的工作计划，都由我独自肩负，朵拉则为我拿笔，我们俩都觉得自己承担了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她真心爱我，为我骄傲。阿格尼丝在给朵拉的信里，有时会写几句真诚的赞美，说我的老朋友们听说我名气越来越大，而且读我的书就像我当面念给他们听一样，他们感到无比骄傲，而且兴趣盎然。朵拉看到这些，明亮的眼睛里就会满含喜悦的泪水，给我朗读出来，还说我是个聪明可爱、远近闻名的大孩子。
“年轻不羁的心冲动地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斯特朗太太的这句话这时反复在我耳边回**，几乎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夜里醒来还想着这句话。我记得睡梦里看到这句话镌刻在房屋墙壁上。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当初爱上朵拉时，也有一颗不羁的心。如果我有一颗安分的心，那在结婚以后，我就不会在内心深处有那种隐隐的缺憾感了。
“婚姻中最大的不和谐，莫过于思想和志趣不合。”这句话我也记得。我曾努力让朵拉适应我，却发现这是行不通的。我只好让自己适应朵拉，同她分享我所能分享的，并且快快乐乐的；把我所必须承担的都承担起来，并且依然快快乐乐的。我开始觉得，这是对我性情的陶冶。这使我婚后第二年过得比第一年开心得多。更好的是，朵拉的生活也充满了阳光。
然而，随着第二年时光的流逝，朵拉的身子却越来越弱。我曾希望那双比我轻柔的小手会帮助她塑造性格，她怀中婴儿的微笑会把我的娃娃太太变成大人。结果事与愿违。那个小精灵在它的小监狱门口扑腾了两下翅膀，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困住，就振翅飞走了。
“等我又能像从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时候，姨婆，”朵拉说，“我要让吉卜跟我赛跑。它现在越来越慢、越来越懒了。”
“我怀疑，亲爱的，”姨婆在她身边默默做着活儿，说道，“它的病比这更严重。它上年纪了，朵拉。”
“你是说它老了吗？”朵拉大惊失色道，“噢，吉卜竟然也会老，这多奇怪呀！”
“我们要是上了年纪，小东西，都免不了会得病。”姨婆乐呵呵地说，“老实说，我就觉得身子骨大不如前了。”
“可是吉卜，”朵拉说，满怀同情地看着它，“连小吉卜也免不了！噢，可怜的家伙！”
“我敢说，它还能活很久呢，朵儿。”姨婆拍着朵拉的脸颊说。这时候，朵拉从长沙发上探出身来看吉卜，吉卜后腿站起来回应主人，气喘吁吁地抬头耸肩往沙发上爬，但努力了许多次都爬不上去。“今年冬天得在它的窝里垫一块法兰绒布才行。那样一来，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它活蹦乱跳地跑出来，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愿上帝保佑这只小狗！”姨婆大声说，“要是它也像猫一样有九条命，即使最后一条命都快丢了，我相信，它也会用最后一口气冲我大叫的！”
朵拉把它抱到沙发上。它对姨婆当真毫不留情，一上沙发就狂吠不止，吼得身子都站不直了，便侧着身子继续叫。姨婆越看它，它叫得越厉害。姨婆近来戴上了眼镜，不知什么原因，它认为那副眼镜冒犯了自己。
朵拉哄了它半天，好不容易让它躺在她身边。它安静下来以后，她拉着它的一只长耳朵，捋了又捋，若有所思地重复道：“连小吉卜也免不了！噢，可怜的家伙！”
“它的肺还好着哩，”姨婆愉快地说，“恨起人来也挺带劲儿。毫无疑问，它还可以活上好多年。不过，你要是想同一条狗赛跑的话，朵儿，它年纪太大，跑不动了。我可以另外送你一条。”
“谢谢，姨婆。”朵拉有气无力地说，“但别送我！”
“不要？”姨婆摘下眼镜说。
“除了吉卜，我什么狗都不要，”朵拉说，“不然就太对不起吉卜了！再说，除了吉卜，我也不能跟别的狗做朋友，因为它不是在我结婚以前认识我的，也没有在大肥第一次来我们家时冲他汪汪叫。除了吉卜，我恐怕不会喜欢别的狗了，姨婆。”
“当然！”姨婆说，又拍了拍她的脸蛋，“你说得对。”
“你没有生气吧？”朵拉说。
“哎呀，多么敏感的小宝贝！”姨婆亲热地朝她俯下身说，“竟然以为我会生气！”
“不，不，我并不真是那样想的，”朵拉回应道，“我只是有点儿累，一时犯傻—你知道，我一向都是个傻乎乎的小东西。一谈起吉卜，我就更傻了。我经历的事，它全都知道，是不是呀，吉卜？我不忍心因为它变了一点儿就冷落它—是吧，吉卜？”
吉卜在它女主人身边依偎得更紧了，懒洋洋地舔着她的手。
“你还没那么老，吉卜，还没到离开你女主人的时候，对吧？”朵拉说，“我们还可以彼此陪伴更久一点儿！”
我漂亮的朵拉呀！接下来的礼拜天，她下楼来吃晚饭。看见老朋友特拉德尔斯（他总是在礼拜天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她非常高兴。我们都认为，过不了几天，她就会“像从前那样跑来跑去”了。但他们却说，再等几天，然后又说，还要再等几天。可她不仅不能跑，连走路也不行了。她看起来非常漂亮，也非常快乐。但那双吉卜曾经围着活蹦乱跳的小脚，现在却迟钝了，无法动弹了。
我开始每天早晨把她从楼上抱下来，每天晚上又把她抱到楼上。她总是搂着我的脖子哈哈大笑，就像我是打赌输了才这样做似的。吉卜总是在我们周围又叫又跳，跑到前面，从楼梯平台回过头，气喘吁吁地看我们跟上来了没有。姨婆堪称最细心、最乐观的护士，她步履艰难地跟在我们身后，犹如一堆活动的披肩和枕头。迪克先生负责举蜡烛，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肯将这项工作交给别人。特拉德尔斯常常站在楼梯底部往上看，负责把朵拉的玩笑话传达给那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我们组成一支快乐的队伍，浩浩****行进，而我的娃娃太太是当中最快乐的那个。
可是，有时候，我抱起她来，觉得她在我怀里又变轻了，死一般的空虚感就会向我袭来，仿佛我正走向一片还没看见的冰封之地，我的生命即将在那里冻结、麻木。我竭力回避去给这种感觉起个名字，也不去做深入的思考。直到一天晚上，这种感觉忽然异常强烈，姨婆同朵拉告别时又喊了声“晚安，朵儿”，独坐桌前的我终于失声痛哭，心想：噢，这名字多么不吉利啊，这朵花儿刚才还在盛放，怎么转眼就枯萎凋零了呢！
[1] 理查德·惠廷顿（约1354—1423），英国商人和政治家，英国民间故事《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的灵感来源。故事中，惠廷顿是一个贫穷的孤儿，来到伦敦一个富商家当帮厨，富商有一艘货船要发往北非，他通知仆人们可送一件东西与他的货一并出售，惠廷顿除了一只猫外一无所有，就把猫送去了。因为船所到的地方鼠患成灾，那只猫出人意料地卖了个好价钱。惠廷顿靠这笔钱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人，最终担任了伦敦市长。
[2] 指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当时英国常常将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