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底，安先生給我打來一通電話。
“老師，好久不見了！”
“啊，您身體還好嗎？”不知為什麽，我跟初次見麵的人說話完全沒關係，但麵對很久不見的熟人時，心裏總會有些緊張，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
“還湊合吧。”安先生的話聽起來好像沒什麽精神，“老師，實在對不起，突然給您打電話是因為有事跟您商量。”
“看您說的，有什麽事盡管說。”
“不過，這事在電話裏不好說，您能到我這裏來一趟嗎？”
“沒問題，什麽時候去合適呢？”
“當然是越早越好。”
“那我明天去吧。”
“您大概幾點能過來？”
“明天晚上有電腦課，上課前還是下課後呢？”
“下課以後吧。”
“如果下課後沒有人像某人那樣問個沒完沒了的話，估計九點就能到。”為了活躍一下沉重的氣氛，我故意開了個玩笑。
可是安先生沒笑：“也許那時我正好不在家。如果我不在，您就開門進屋等我一會兒。鑰匙我放在門口的電表上邊。”
“那我就上課前去吧。”
“別，那個時候我肯定不在家。”
“要不就後天？”
“不，越早越好，還是明天吧。明天見！”安先生逃也似的把電話掛了。一年沒見麵了，可他一點兒懷念老朋友的意思都沒有，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第二天，我按照約好的時間來到安先生的家。到達時是八點五十分，果然如昨晚所說，他不在家，敲了半天門也沒人答應。我一邊抽煙一邊等，等到九點半也不見安先生回來。在外邊冷得有點受不了，我就摸了摸電表上邊，鑰匙果然放在那兒。
開門進去之後，在右邊的牆上摸到電燈開關。以前我來過安先生家好幾次，知道開關在哪裏。
天花板上的白熾燈照亮了十來平方米的房間後，我驚呆了，連話都說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