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日常生活观察笔记系列(全五册)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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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鸭嘴兽。那么多罕见的生物里,它立于最高点。在解剖学上,它处于哺乳和爬行动物之间的某个地下世界。五千万年的与世隔绝,让澳洲的动物有闲暇朝不太可能的方向演变,或有时根本不演变。鸭嘴兽正好两者皆有之。

在澳大利亚存在一种无牙、能分泌毒液、长皮毛、产卵的半水栖的动物,长着鸭一样的鸟嘴,海狸的尾巴,脚既有蹼又有爪,还有一张奇怪的口,叫作泄殖腔,用来生殖兼排泄(像有个分类学者仔细指出的那样,一种“非常奇妙但不适合讨论一般细节”的特征)。1799年,消息抵达英国,并不出人意料,大家当它是个玩笑。在给运来的标本仔细做过检查之后,英国博物馆的解剖学家乔治·萧发现,“不能对这只动物真正的特征抱有些怀疑便推测它的构造被施以了某些骗术,是不可能的”。据自然历史学家哈里特·瑞特福所说,原始标本上依然有萧当年为了检验是否是一场骗局时,用剪刀拨弄留下的刀疤。

之后的一个世纪,在把它和它的同类食蚁猬(一种类似刺猬的生物)放进它们自己的大家族——单孔目动物(这名字意味着“单个洞”,与那个特别的泄殖腔有关)之前,科学家们争论——激烈地争论,因为那是一个对严密性疯狂着迷的时代——如何将此动物归类。单孔目动物到底算哺乳类还是爬行类。从它们特殊的解剖学结构来看,单孔目动物产卵,这是爬行动物的特征,但同样清楚的是,它给幼崽喂奶,这又是哺乳动物的特性。让人更苦恼的是,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没人能找到一只单孔目动物的卵。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1884年,英国科学协会的某次会议上,代表们读了一份年轻的英国自然学家W.H.考德威尔从澳大利亚发来的电报时,听众席里的嘀咕和闲话。

考德威尔消息的全部内容是:“单孔目动物卵生,偏裂卵。”

好吧,嘀咕个没完,闲话也不止。考德威尔花如此大气力要宣布的是,他发现了鸭嘴兽的卵,那它们无疑是爬行类了。最后,考德威尔的发现并未造成决定性影响。单孔目动物最终进入哺乳类阵营,尽管有一阵,爬行类险些胜利。

我提到这些是为自己非常真实的兴奋提供一点儿背景,刚到珀斯的第二天,我正好自己也遇上了一只单孔目动物:一只食蚁猬,在国王公园孤独的角落里,横穿一条小路。不得不说,我精神相当好。珀斯是个可爱的城市,也是澳大利亚中我的最爱之一。我可能夸大了对它的喜爱,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来这里时,途经约翰内斯堡[26],在光天化日下的市中心,我被一群持刀的疯癫小青年,以完全毛骨悚然的方式抢劫了。等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城市,溜达时不用害怕被人塞进一条小巷,掏空财物,随时有被锐器割伤的可能时,我感到很安慰。

就算不是刚经历了犯罪**的小插曲,珀斯也是一处喜气又迎宾的地方。发现它的存在这件事便是所有快乐中最首要的,因为珀斯是地球上最偏僻的大城市,去新加坡比去悉尼近——虽然离两处都很遥远。身后伸展出一千七百英里了无生气的红色空旷地区,一路至阿德莱德;面前除了一片离非洲大陆五千英里,平凡的蓝色大海,一无所有。为什么自由社会中,会有一百三十万个成员选择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前哨生活,这问题总值得深思,不过气候是一大要素。珀斯有晴朗的天气、和善的天气——让邮差吹口哨,让送货员脚下生风的那种。建筑上珀斯没什么特别——它是一座又大又干净的摩登城市:澳大利亚的明尼阿波利斯——不过灿烂耀眼的光线让它十分美丽。你再也看不见比这儿更蓝的城市天空,或更纯净的阳光在摩天大楼上折射。

让珀斯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公园之一——国王公园。地跨一千英亩美丽的土壤,在天鹅河广阔流域的悬崖边,国王公园有一座城市公园所应有的全部——游乐场、鸟兽类保护区、漫步区、植物园、高地、纪念碑——大到你觉得永远看不完。大部分以传统的方式陈列——起伏的草地,小路,花圃——但有一大片角落,大约占整个公园的四分之一,是未被修正的灌木丛。就在穿越这片少有人问津的区域,漫步在阳关充足的小路上时,我看见了一只小的皮毛半球体,有点儿像地板打蜡器的刷子部分,从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出现,它高贵地,不疾不慢地,向路另一侧一模一样的灌木前进。

感觉到我的存在,它停住了。它有光滑黑色的刺,直指后方,随便地将自己卷曲成一个球,因此我没能看见它的尖鼻子,不过很明显,这是一只食蚁猬,不可能是其他东西。我高兴得不能再高兴。关于澳洲野生动物,这是最令我兴奋的时刻。我承认,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悲哀。一个国家充满奇异而惊人的生命形式,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我在城市公园里发现一只无害的活动针垫。我不在意。这是一只单孔目动物——一个生理学上的异类,一个生殖世界的奇迹,哺乳动物这棵大树上的最孤独枝干上的一只怪物。食蚁猬感觉到我向后退,和它保持了恭敬的距离,它展开身体,继续摇摇摆摆地走进灌木丛。

兴奋于我的泄殖腔动物,我沿着小路走,又回到了真正的公园。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一条狭长而美丽的林荫道。很早以前就种在两旁的高大的白橡胶树,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者。每棵树上有一小块匾牌,给出一条短暂生命的大致情况——没想到非常感人,我沿着这条长路走完,一块接一块地读。“纪念陆军上尉托马斯·H. 博恩,第44营,”一块写着,“1917年10月4日帕斯尚尔战役中阵亡,年仅25岁。妻女献上。”这在澳大利亚之外鲜有人知——我觉得在这儿值得一提——一战中,没有哪个国家阵亡的人口比例高于澳大利亚。在少于500万的国家人口中,澳大利亚承受了巨大的损失,21万伤亡中——6万死亡,15万伤兵。士兵的伤亡率高达65%。像约翰·皮尔格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来自最远端的部队受到如此重创,且全为志愿兵。”就在几天前,在某份周末报纸中,我读到一篇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济根有关一战新史学的评论。顺便说一下,那评论者注意到(用一种明显的感叹),济根长达五百页观察细致的文本中,对澳大利亚部队一次也未提及。

可怜的澳大利亚,我想到。其他国家生产无名的战士,它生产无名的军队。(几周以后,在伦敦,我找来了济根的书,里面经常提到澳大利亚军队。我觉得由此可得的结论是,澳洲人老觉得自己会被忽视,有时他们会忽视了自己其实未被忽视。)

在这条忧郁的大道外,是多出许多生气和阳光的植物园领地,而我如今带着不一般的热情走近,因为澳大利亚的植物格外稀有,没有别的地方会像这里摆放得那么漂亮。澳大利亚真是惊人的富饶。它被认为有大约两万五千种植物(比较一下,英国有一千六百种),而这仅仅是一个猜测。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从未被命名或研究,且新东西一直在出现,还是经常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1989年在悉尼,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树种。人们在这些树附近生活了两百年,但因为它们没多少——只有十棵被发现,而无人问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1994年,在蓝山山脉,某个散步的植物学家出人意料地发现了很久之前就被认为灭绝了的残遗树种——瓦勒迈杉树,它们并非藏在含蓄的蒿草灌木丛里,而是有一百三十英尺高,十英尺粗,厚实雄伟的树。澳大利亚有太多的土地要勘察,却只分配了这么多的植物学家,要让这两者相交得花点时间。没人知道,还有什么在那儿等着被发现。当然,这就是为什么谈到自然科学时,澳大利亚是如此重要又让人激动。在英国、德国或美国,你需要撞大运才能发现一种新的山顶苔藓,或以前被忽视的地衣后裔;但在澳大利亚,只要在灌木丛中散散步,你能发现半打未命名的野花,一丛侏罗纪时代的被子植物,或十公斤重的金块。如果我是科学界的,我知道该在哪儿工作。

这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对生命通常格外充满敌意,又产生出如此多的生命。荒谬的是,一半答案都藏在土壤的贫瘠中。在气候温和的世界里,大多数植物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繁荣生长——一棵橡树在俄勒冈和在宾夕法尼亚能长得一样肥沃——因此相对较少的几种广幅种占了优势。相反,在贫穷的土壤中,植物不得不特殊化。一种植物要学习忍受土地中其他植物不喜欢的元素,比方说,高含量的镍;而另一种要变得能容忍铜,还有一种可能要学着容忍镍和铜,可能同时还要持久抗旱。就这样下去。几百万年以后,你就有了一片填满大量不同植物的地表,每一种都偏好非常特定的条件,每一种主宰一小块没几棵其他植物能忍受的地。特殊化的植物产生了特殊化的昆虫,这样沿着食物链一路向上。结果是一个国家看上去对生命有敌意,但实际上极其多样化。

澳大利亚多样化第二明显的因素是与世隔绝。五千万年的岛屿,显然庇护着原住民的生命形式不受竞争侵害,允许它们中的某些——植物世界中有桉树,动物世界中有袋目哺乳动物——异常繁荣。但说到物种的多样性,在澳大利亚内部长久存在的与世隔绝也同样重要。概括地说,澳大利亚有许多因地域辽阔、生存条件苛刻而被零星分散的生命。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澳洲西南部更是如此。按大卫·艾登堡禄在《植物的秘密生活》中所说,澳大利亚的这一角“包括了至少一万两千种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87%为澳大利亚独有”。

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奇特的植物中,有许多都面临一种恐怖而鲜为人知的疾病,叫作顶梢枯死。顶梢枯死因一种叫疫霉的真菌类而起,与在爱尔兰引起土豆虫害的真菌,属同一家族。它在澳大利亚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对植物的影响遍布全国,直到1966年科学界才鉴定出病因。在澳洲西南它尤其令人担忧,部分因为它在那儿长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旺盛,部分因为西南部的珍稀植物特别密集。我如今从一块信息牌上发现,连班克斯亚木也受到威胁。班克斯亚木(得名于它的发现者约瑟夫·班克斯)可能是澳大利亚最受景仰的花。它有一点儿怪——这花看上去极其惊悚地像马桶刷——但澳大利亚人喜欢它,因为它引人注目,且遍地都是,且为他们所独有。因此就在我读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快要绝种的名单上有7种班克斯亚木,他们很可能真的就要灭绝时,我感到非常沮丧。还有12种班克斯亚木也面临威胁。或许是我生来悲观,但似乎如今旅游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在你还能看的时候看看东西。我觉得,最让人不安的是,由于这么多植物都还未被记录,许多植物在没被发现之前就会消失。

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想法,因为我正要自己出发去做一次植物学上的小调查。一开始,我在珀斯有一天的空闲,但脑子里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坐在公园中央咖啡馆阴凉的阳台上,用卡布奇诺的巧克力泡装饰自己的脸。随后我开始读《西澳大利亚人报》,几分钟后,看见的一篇新闻文章,带给了我灵感。

文章涉及一个叫兰·汉考克的人,关于他我正好最近有所阅读。汉考克是西澳大利亚偏远北部的大农场主,因坐拥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矿藏之一而特别富有。任何怀疑澳大利亚是个幸运国家的人,只须重温一下20世纪50年代及后来国家发现矿藏的故事。直到那时,大家普遍都认为澳大利亚缺乏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例如,铁矿石被认为短缺,以至于有整整二十年出口铁矿石都是违法的。接着在1952年,兰·汉考克取得了重大发现。在驾驶一架轻型飞机飞越靠近北海岸空旷无人的哈默斯利岭时,他遭遇了一场突然的暴风雨,不得不紧急迫降在一块在地理上称作“西盾”的平岩区。从飞机上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差不多是站在纯铁之上。更近一步调查之后,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块一百公里长的纯铁矿石。从1950年的几乎一点儿没有,到1960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估量储备升至200亿吨。60年代末汉考克一人控制的铁矿石储备就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还要多。那绝对是非常多的铁矿石。

可这还只是开始。矿藏让人眼花缭乱地相继出现在全国各地——铝土矿、镍、锰、铀、铜、铅、钻石、锡、锌、锆石、金红石、钛铁矿,还有许多其他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几乎一夜之间,有开采权益的人挣钱挣得不好意思去想,也根本花不完。股市完全失控,投资者争抢着入市。在悉尼,在有新发现立刻报道的狂**易中,有个股票中间人弄掉了一只耳朵——一只耳朵!那是一段令人陶醉的时光,它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财富。从一个昏昏欲睡、温和的羊毛生产者,变成一个采矿业大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矿石出口者。因为许多重大发现都在西澳大利亚,大多数的财富聚集在了州首府——珀斯,这就解释了所有那些摩天大楼是怎么回事。

兰·汉考克,开始这一切的人,在1992年被天上的铁山召唤走了,可他年老糊涂之时,干了那件让所有富二代都害怕的事:他娶了他的管家,一位叫罗斯的菲律宾女士。照晨报上所说,汉考克的女儿提交讼呈,宣称守寡的罗斯和后来的汉考克先生“铺张地滥用不属于自己的钱”。文章有益地提供了一条边框,里面列举了汉考克太太的资本声明。这里面包括一座价值三千五百万澳元的豪宅,在珀斯城郊一处叫莫斯曼公园的地方,旁边还附有详细地址。它显然是本城最堂皇的住宅,单水晶吊灯就花了三百万澳元。看了看手中珀斯的地图,我意识到莫斯曼公园在一块著名富人区的最远端,一路到弗瑞曼托。那天天气不错,我兴致勃勃,决定走着去瞧瞧。

不得不说,从珀斯市中心到莫斯曼公园有很长一段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枝繁叶茂的西澳大利亚大学校园,绕过明媚的天鹅河港湾前滩,沿着一长段阳光充足塞满快艇的小海湾,终于到了颜色鲜亮的、炫耀财富的住宅区——尼德兰兹、达尔基斯、薄荷丛——宫殿似的房子沐浴在火辣辣的阳光中。这些地区持续了好几英里——没完没了地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全是恢宏的房子,宽敞的车道旁是巨大的门,露台的装饰基座放的是希腊壶,停着车队的车库。这是某一命题的极好证明:钱和品位不总是(或通常不是)一起出现的。这些是彩票中奖者,那种会在自己电视广告中露脸的零售商,不会对地址里有“薄荷丛”感到尴尬的人的家。我一点儿也不是这个意思,澳大利亚新富区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离优雅较遥远,但在澳大利亚缺少一种特别的建筑语言,确实说明大家能够从更广的原型范围内选择自己的风格——免下车银行、赌场、高档疗养院、滑雪小屋之类的主题。看着它在珀斯西部的城郊,展开了有一英里之远,未尝不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

等到了一处叫奇德利的地标,我已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并发现自己找到了莫斯曼公园。我在包里刨那份报纸以便查具体地址,却发现它被留在了国王公园咖啡馆的桌子上。不要紧,到现在为止我已走了八九英里,已看了足够一辈子看的奢侈地产。我大致记得汉考克的房子在惠灵顿街,于是找到这条安详的大道,沿着它漫步。途中,我看见了差不多八座仿佛其中的砖瓦、砂浆、花园点缀或闪烁的水晶吊灯,都值好几百万澳元的房子,却没有一座能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这座大都会里最宏伟的建筑物。正当我站在那儿,看见一个穿着短裤和配套上装的年轻女人——一个职业遛狗人,我猜——她身后有一只活泼的比小马驹小不了多少的狗。她不怎么像在遛狗,而像是踩着鞋底在滑雪。我走到街上,防止被咬,在她经过时又询问是否知道汉考克家在哪儿,她指了指大约向上走三户的地方。考虑到花费,我不得不说我期望的比这个要多得多——一种在圣西米恩[27]遇见里布瑞斯[28]的梦想殿堂,是我脑子里有的画面——在一小块地上,既不特别俗气也没被醒目地装潢。我研究了几分钟,稍有些晚地想道,尽管自愿花了这么大力气来到这里,可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罗斯·汉考克住在哪儿。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我转过身,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继续了向海边的长征。

尽管弗瑞曼托(两万四千人口)实际上只是珀斯海岸的一个郊县,历史上它是个单独的社区,激烈地保卫自己独立的身份。有时甚至能看见它被称为“珀斯的姐妹镇”。它一定对此有一种相当不同的感觉。在淘金热的年代,它是个世界文化交会的海港,可之后沉入一段长时间的老朽。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意识到它被忽视的大量维多利亚时期建筑中所具有的商业潜力后,它经历了一场中产阶级化的复苏。因此今天它是个时髦巢穴,有拿铁、意大利冰激凌和带艺术气质的小商店。大家都喜欢这个他们称之为“费瑞欧”的地方。我通常也会,尽管我今天的热情已迅速枯萎。下午非常炎热,没有迹象说明改善的海风——他们管它叫弗瑞曼托医生(当然是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儿)会来。等意识到还要走四英里路,大多是沿着繁忙、毫无魅力、残酷无阴的斯特林高速路时,我已两脚冒烟。

等我到弗瑞曼托中心,已近黄昏,完全累坏了。我走进一间酒吧,灌了一瓶啤酒,医治自己。

“你还好吧?”酒吧女招待问。

“还好。”我回答,“怎么了?”

“瞧见你的脸了吗?”

我立刻知道了。“晒伤了?”我无望地问。

她给了我一种坦白、同情,但主要是被深深逗乐的点头。

我越过她,朝吧台后的镜子里瞥了一眼。镜子里正朝着我看的,可笑地与我打扮相似的,是一个叫“西红柿脑袋先生”的卡通角色。我叹了一小口气。在接下来的四天,我将会成为每个西澳大利亚老人关心的对象,及所有其他人的笑料。然后再过三天,在我的皮肤剥落掉渣,像刚从麻风病院逃出来时,情况会变成全民的恐怖和厌恶。女招待会吓得扔盘子,呆看的人会撞上路灯,救护车司机经过我时会减速并仔细打量。和以前一样,它将是一场苦难的经历。在三到四个小时之后,我将会一触即痛。其间,我已受损严重。腿脚疼到我不敢肯定,以后它们是否还能为自己服务。我脏得像大街上的顽童,难闻到应该被埋起来。而所有这一切是为了看一所我并不真有兴趣看的房子,走到了一处我如今累到无法探究的地方。

但我几乎没怎么介意。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看见了一只单孔目动物。生活给我的任何打击都不能消除它所带来的兴奋。靠这想法的维持,我喝干了啤酒,战战兢兢地把自己从吧台椅上弄下来,穿过目不转睛的人群,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城市。

早上我要了另一辆租车,开始澳大利亚的倒数第二段探险。我要去西南半岛的红柳桉和考里木树林。如果那听起来有点儿无聊,请忍一忍,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树。它们和对澳大利亚树木世界的意义,等同于吉普斯兰的巨大虫子对无脊椎动物:大,不受重视,神秘地只出现在一小块区域,通常是在西澳大利亚的西南角和珀斯以南。考里木树是澳大利亚红杉属。它们有250英尺的高度,但腰身惊人——周长能高达50英尺,向上爬至它们遥远的树冠,几乎不怎么变细——赋予了它们雄伟的形象。试想一下你曾见过的最强大最优雅的悬铃木,在每种度量上乘以三,你差不多就有了一棵考里木。

然而,这一地区的主要树种却是英俊高贵的红柳桉,比考里木稍小,但还是巨大,引人注目。红柳桉依然活着就是个奇迹,因为它差不多是活树中最逊色的。让它一开始能够繁茂的特化,同样是悲剧的祸根。因为红柳桉不巧在富含铝土矿的土壤中能茁壮成长,而铝土矿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矿藏。20世纪60年代矿业公司发现了这一联系,同时令人振奋地意识到,能砍下红柳桉卖个好价钱,然后再挖出地底下所有那些商业价值极好的铝土矿,因此从一块土地上,得到两份巨大的收入。到目前为止,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如果你的理智允许你消灭一大片绝无仅有的原始森林,用巨大的纵深的难看伤口取代它。采矿工程师——这些人如此天才——着手这一问题时,简直丧尽天良。多聪明啊!

这之中,他们长期受助于林业的同僚。澳大利亚的林务员,不得不说,确实挺喜欢砍树。你不能完全责怪他们——这毕竟是生计——无疑,他们没有以前的那些人那么不计后果,但可以这么长时间地不受谴责,仍然需要我们警惕地注意。你要知道,这些人能将把树砍光,描述为“阳光再生法”,而不用脸红。为了让你能够客观一点儿看问题,澳洲是树木覆盖最少的大洲(当然南极洲除外),而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出口洲。我并非权威,我猜这一切都被最细致小心地照料着(这当然是澳大利亚自然保护和土地管理局拼命塑造的形象),可照我看确实有点数学上的矛盾,当一方面有非常少的树,另一方面又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木材出口工业。不论如何,红柳桉树林比以前少了许多,那珍稀且明显无法再生的考里木也少了许多。据威廉·J. 莱恩斯的报告,在1976年到1993年间,澳大利亚因砍伐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考里木树林。因为砍伐!我重申一遍:这些人需要被盯着。

就算没了它奇特的森林,澳大利亚西南角依然是个有趣的地方。就像澳大利亚不时会出现的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入侵”一样,它的西南角从印度洋的纳多鲁列斯角向南大洋的旋钮角延伸了180英里。这又是常在澳大利亚发生,意外的相对茂盛的侵入。它有点儿像南澳大利亚的巴罗莎谷,但鲜为人知,毫不招摇,连个名字都没有。澳大利亚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提供一个方便的标签让你明确方位——阳光海岸、热带北部、莫宁顿半岛、阿瑟顿台地——可我瞧见的这一地区最简便的名称却是“西澳大利亚南角”。我觉得他们需要再想想。不过,这地方本身,还有更远处的大海,不需要做出任何改进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澳大利亚冒险已近尾声,我感觉充满深情,或因为之前一两个礼拜的大多数时间我都花在干旱的景致上,或只是简单地因为我对此地一无所知(几乎任何西澳大利亚以外的人都是如此),没有期望便没有失望。我立刻着了迷。它仿佛集合了欧洲和北美最有趣却最不张扬的地方:苏格兰低地、比利时缪斯山谷、密歇根的上半岛、威斯康星的牛奶园、英国的希罗普郡或赫里福郡——世界上可爱的但你通常不会千里迢迢去欣赏的地方。这不是个世界级景观,可它是个迷人的私室,有益健康。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免费在此挂出,直到有人提出更好的——愉快半岛。(“这儿一切都……相当不错!”)

因此我打发了宜人的一天——愉快的一天——开车穿越树林、延绵起伏的田野,经过整齐的果园、深绿色的葡萄园,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永远通向一片蔚蓝色、阳光明媚的大海。它是个幸福的小王国。我经常在乡间小镇作停留——东尼布鲁克、布里奇顿、巴瑟尔顿、玛格丽特河——坐下来喝杯咖啡,或者翻翻二手书,或者在木码头或暗褐色的前滩漫步。

我在南部林地的边缘的曼吉马普待了一夜。清晨起了个早,梳洗完毕,立刻向香农和弗兰克兰山国家公园的方向出发。几分钟之内,我就身处凉爽的、坚挺雄伟壮观的绿色森林里。实在非常值得期待。我要去的是一处叫巨人谷的地方,听说是个新近开发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它叫作“树顶行走”,就像名字所说的,**漾在汀格树——另一种珍稀的特大型桉树,这一地区所独有——树荫中的高空走道。我以为它不过是个花招,可实际上发现汀格树这么巨大的身材其实相当纤细,依赖于它们底部土壤里的几种营养素,而游客不停的践踏会妨碍有机物的分解,危害它们的健康。因此树顶行走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消遣和不同视野,同时又便捷地使他们不做出危害。

树顶行走深入海岸森林一两英里,在一座叫沃波尔的小镇附近。我在开放时间到达,可停车场已熙熙攘攘,并迅速被填满着。许多人聚集在入口处,在小商店里兜圈子。和爱丽斯泉的沙漠公园一样,整个地方由自然保护和土地管理局运行。这是个感人的例子,说明政府部门敢于创新,并做得极好。我们在已知世界可以与这些人相处了。

我要说的是,树顶行走值得举世闻名。它由一连串悬臂的金属斜道组成,像工业T台,在世界上最美丽雄伟的树的最高层,在令人兴奋的高度迂回曲折。树顶行走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建筑物。它有两千英尺长,最高点离地面有一百二十英尺——一个不错的高度,相信我,当你从齐腰高的栏杆边缘向下看。因为走道的表面是镂空的格栅,让你能直接向下看——其实,或多或少强迫你这样做,沿着它走,必定有种潇洒大胆的味道。我爱极了它。有比汀格树更大的树(在东澳大利亚就连白蜡树也比它高点),无疑也有比汀格树更好看的树,但我不信世上会有树两者皆胜。红杉或许能达到让人更眼花缭乱的高度,可它们的树荫啥都不算——像个用榔头敲进钉子的扫把柄。汀格树,因为树叶宽大,撒开郁郁葱葱的一大片。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是找不到一棵更好的树。

我走了两圈,着迷地欣赏着。直到第二圈走到一半,我才意识到这里其实挺挤的。像每个人一样,我和周围的人分享这经历,对着陌生人指东西,反过来也让他们指东西给我看。我很少被陌生的小孩吸引,可我发现自己现在和两个小男孩说着话——聪明的兄弟俩,大约十岁和十二岁,和父母从墨尔本过来度假——要看看西澳大利亚是否有考拉,而我们在树顶是否能发现一两只。然后他们的父亲加入了,我们一起讨论着。然后做母亲的也出现了,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你晒伤得很严重。”她关心地说,从她的包里给了我一些面霜。我谢绝了,但很感动。

这一切都奇怪得暖人心房:我们曾一起度过这一经历,一起分享了各自的观察和药剂。这让我想起在澳大利亚那日穿越阿德莱德公园的漫步,那时上百人似乎——实际上是——在一起野餐。这也有一样的共同作业精神,在最有趣且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这是一场社交活动。

尽管那样,我还是没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生活中,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元素,直到我降至地面,在一块叫作古代帝国的地区漫步。一条防护的木板小路,组成一个诱人的大圈,穿梭进同一片森林的另一部分。它以自己的方式,几乎和树顶行走一样有趣——站在一圈汀格树的脚边,伸长了脖子去领会它们不可思议的高度,和在多叶的树冠中穿梭同样让人眩晕——可小路并不新颖巍峨,因此无人顾及。只有我一个人,非但没因为能独处感到愉快,像通常会的那样,我突然觉得相当孤独。“嘿,大伙儿!”我想喊,“下来看看这个!棒极了。下来陪着我!随便谁!求求你们了!”

当然我可没这么说。相反,我向周围长长地充满敬意地看了一眼。在那一刻闲散的思维中,我突然想到,这片森林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恰当比喻。它对于树木的世界,就像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对于航空业,或原住民对于史前时期——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一有限的区域,会存在地球上某种最珍贵、最强大的阔叶树,组成一片完美卓绝的森林,而澳大利亚之外却几乎无人知晓。可当然,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样子——它装满了未被赏识的奇迹。

脑袋中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出发,去默默无闻却是所有奇迹中最惊人的那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