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期待保加利亚，理由很简单，就算它不是最舒适的地方，也是我和卡茨当时去过的最有趣的地方。
我记得索非亚是一个主干道交通情况良好的城市，路上都没什么车，人们可以在路中央行走。只有看到一些黑色的豪华大轿车载着政党官员前往某些幽暗的、奥威尔式的政府大楼时，才需要靠边站，给他们腾出一点空间。这是我见过的受时间影响最少的城市。我相信在四五十年以前，这个城市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此处没有什么能表达时间流逝的迹象：路上寥寥无几的车的车型、人们穿的衣服、商店和建筑的外观，都没有什么时尚气息。
索非亚有一家巨大而又黑暗的公司，叫中央百货商店(TSUM)，它至少有伦敦的赛尔福里奇百货那么大，起码有五层高，但里面卖的东西没有一件是1938年之后生产的。比如厚实的酚醛树脂收音机、又大又粗短的自来水笔、蒸汽驱动的洗衣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还记得我当时喜欢站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区拥挤的人群中，看电视上正在放的历史剧。剧里的男演员正坐在书房里谈话，他们的两个耳朵上都挂着胡子，背后的墙显然是一幅画在帆布上的画儿。那台电视机——我毫不夸张地说——就是一块四英寸大的黑白屏幕，就这玩意儿，竟然吸引了一大拨人前来围观。
我带着惊奇的心情在中央百货商店逛了几乎一整天，不只是因为里面的商品竟然如此过时，还因为很多家庭举家过来，竟是把它当作某个“科学和技术奇迹博物馆”来逛的。我希望此次旅行，还能看到一切都保持原样，不要有什么变化。
我到达索非亚机场的时候，刚过晚上9点，外币兑换处已经关门了，而且在该国以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兑换到保加利亚货币的，我现在可谓是身无分文。我叫醒了一个正在机场出口处呼呼大睡的出租车司机，问他愿不愿意收美元把我带进城里。这是非法的，我已经想见他会把我上报给两个穿着军用防水短上衣的警察，但他却大喜过望，为自己手上能攒点硬通货[1]感到十分开心。于是他驱车9英里把我带到城里，并收了我10美元。这辆出租车，是一辆“莫斯科人老牌轿车”，靠着排气管喷出的一圈圈蓝色烟雾的爆炸来驱动。它会先向前移动10英尺，停顿一下，在新一次的爆炸驱动下再向前爬10英尺。整条街上就这辆车是这副德行。
司机在列宁广场上的喜来登酒店将我放下。这是我在本次旅行中住的最豪华的地方了，但有人和我说，这是索非亚唯一一个可以住人的地儿。几年前这里还是巴尔干旅馆呢，但之后喜来登酒店接管了它，并费了不小的工夫将它翻新了一下。现在，这里有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地面和豪华的长毛绒沙发。我也因此对喜来登酒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台负责登记入住的小姐姐和我解释了一通酒店里的硬通货操作系统，我没怎么听明白。酒店里的一些餐厅、酒吧和商店只接受硬通货，而有些地方只接受保加利亚列弗，还有一些地方是啥都可以收。我最终还是没有搞懂该在哪里用哪种货币。
办完手续，我径直出门去散步，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个城市现在的样子。我很欣喜地发现，我之前对于这个城市的许多记忆仍旧可以和现实情况对上。广场的另一边是大大的列宁雕像，雕像正对着中央百货商店。我记得它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很显然还在营业，街角处那条铺着金色石砖的干道叫作九月九日大街，它是共产党气势恢宏的总部所在地。它气派十足，我总感觉下一秒它就会被暴民洗劫一空，再被一把大火焚烧殆尽。我沿着这条路走进了市区又黑又挤的街道。
索非亚应该是全世界最黑不隆冬的城市。只有街道远处的尽头偶尔开过一辆电车，发出一丝闪闪的亮光之后，建筑的整体轮廓才会依稀可见。除此以外，也就只有间距较大的路灯发出的淡淡光晕，以及从为数不多的酒吧和餐馆渗透出来的微弱的亮光。它们还在营业，但是生意无一例外地十分惨淡。几乎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都是黑乎乎的。然而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很多人显然是刚刚过完夜生活，此刻站在路边，等着拦下飞驰而来的出租车，然后飞驰而去。
我在市区懒懒地逛了一圈，最后来到了中央百货商店门前。在一片昏暗的橱窗下，里面商品看起来比我上次造访时时髦了一些，而且起码它现在还在营业。就这儿了，我下定决心，一日之计在于晨，我的早晨将从这里开始。
结果，当我第二天穿过洒满阳光的街道来到中央百货商店门前时，它还没开门。我只能走上一条叫维托莎的大道，这条街上好像汇集了索非亚的其他几家主要商店。不过它们也都没开门，但是大部分商店的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龙。我曾经了解到保加利亚的物资很紧缺——人们凌晨4点半就得来排队买牛奶，一些日用品的价格一年内会上涨800%，保加利亚还背负108亿美元的债务，中央银行储备那少得可怜的存款只能承担七分钟的进口量。但我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来面对几百号人在街头排起长队，就为了买条面包或是几盎司瘦肉的场景。
大部分商店开门后，门口都会站一个肌肉发达的、绷着脸的大汉，他一次只允许一个顾客进来。货架上基本都是空的，商品都是直接从货架旁的装货箱里直接拿出来卖。想想也知道，装货箱里的东西卖光之后，大门就会关上，队伍里剩下的人就会被打发走。我看到一个女人正拿着一小条面包从面包房里出来，然后飞快加入了旁边肉铺店的队伍长龙中。他们每天要买什么东西都得这么干，这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啊？
1973年，保加利亚可不是这样。那时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却没人能买得起。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大把钞票，却没东西让他们买了。
我走进了一家叫作“1001 CTOKИ”的商店，这家店前的队伍毫无秩序，看起来就是一堆人挤在门前。我其实也不是自己想进去的，而是被人群挤进去的。里面有一群暴民正围着一个玻璃展示柜，挥舞着手中的钞票，想要吸引售货员的注意。这家店里的其他玻璃柜已经空了，尽管柜台后面还站着售货员。我通过人群的缝隙，滑到玻璃柜前，想看看人们争先恐后购买的东西到底是啥。但我看到的只是一些奇怪又可怜巴巴的配件——一些塑料调味品套盒、20把并不知道具体功能的长柄刷子、一堆小小的玻璃烟灰缸以及一些花样繁多的锡箔盘子和馅饼盘子——在西方，这些东西都是在买一些需要在微波炉里加热的东西时免费赠送的。
很显然，这些人不是在购物，而是在扫货，扫一切可以买的东西。我沿着维托莎大道走了一次又一次，时不时地凝视那些昏暗的橱窗，虽然我的视线根本无法穿透它。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有几个人已经被我吸引过来，他们踮起脚越过我肩头，想要看看我究竟发现了什么，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我经过的一家店里有三台俄罗斯高保真音响、两套立体声音响和一台单声道音响(你上次见到单声道高保真音响是什么时候？)，不过好像上面的旋钮丢了几颗，而且这些音响看起来都无法撑过五分钟。
另一家店除了黄罐头和绿罐头两种罐头之外，什么也不卖，每个货架上都摆满了罐头，应该有数百个，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状。这是我这一天见到的唯一一家库存充足的商店。我不知道罐头里面装了什么——标签上没有任何提示——我只能猜测它一定是相当可怕的东西，不然的话，早就应该卖光了。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度过的最悲催的早晨。
我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前往中央百货商店，果然不出我所料。整个百货公司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了，包括我心爱的电视区。这个国家的金牌百货公司竟然无法给顾客提供一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或者其他的电器。有些地方的收银台后面站了三个售货员，但他们能卖的东西也就只有一沓茶巾，而另一个地方，则是一个孤独的、绝望的女孩正费力地应付着眼前汹涌的人群，因为一批紧俏的商品刚刚运了进来。三楼的一个柜台刚进了一大箱袜子——成百上千双袜子，一模一样的深棕色，一模一样的尺寸，一模一样的薄，一打一打地捆在一起——而人们都是一捧一捧买的。我想你买东西一定会想想接下来要用它干吗——送几双给你的岳父做圣诞礼物？拿几双袜子换一大块肉？或者是拿它作为邻居帮你排队买东西的酬劳？
最悲哀的部门当数玩具部了：一个货架上摆满了一模一样的用人工合成羊毛制成的劣质到不可理喻的泰迪熊；24台一模一样的玩具卡车，它们的轮胎和标签歪歪扭扭、表皮都已经剥落；还有14辆用同样的蓝色涂成的金属三轮车，感觉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刮或打了它们一下。
上面的两个楼层充斥着一箱箱难以辨认、奇奇怪怪的零碎东西。如果你曾经拆过一些机械装置——一个门铃或洗衣机引擎——然后把拆分的东西随意那么一洒，让150个神秘的小散件蹦得到处都是。是的，中央百货商店现在卖的就是这些玩意儿——弹簧、齿轮，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理应被组装在一起的金属块。很多人正在这些盒子里面仔细地挑挑拣拣呢。
中央百货商店最忙碌的部门当数一楼的那个“杂货部”，这里总是一番十分拥堵的景象，就好像是电影《哥斯拉》里人听到怪兽即将进城时四处溃逃的场面。那里看起来是在卖电池、表带或是一些带子，但我后来才发现，他们排成长队想要买的只是一批新到货的闹钟，而且就是那种没什么花样、普普通通的、廉价的塑料闹钟。但这帮消费者却有种“为了得到它不惜杀人”的架势。这个部门由两个我此生看得最不顺眼的女人运营。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一个羞涩的年轻男子(我猜他是北越[2]人)总算排到了柜台前，但那两个女人却无视了他。他拿出一大卷钞票，满脸祈求，但她们管都没管他，直接招呼他后面的顾客。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最后，其中一个女人把他的钱推走了，还和他说让他滚远一点。这个男人看起来都快哭了，把我弄得也快哭出来了。我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轻蔑地对待他。他把钱放进口袋里，消失在了人群中。
让我们想一下这样的生活——你下班回到家，另一半和你说：“亲爱的，我今天买东西超开心的，要不要猜一猜我买了什么？我买了一条面包、一条六英寸的带子、一个看上去蛮有用的金属块和一个甜甜圈。”
“真的吗？甜甜圈？”
“好吧，说实话，甜甜圈是骗你的……”
不过奇怪的是，这里的人穿得都很时尚，我不知道在根本没东西可买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以前，这里人穿的衣服都像是俄罗斯拖拉机厂经理设计的。人们在街头看到我和卡茨，还会时不时地过来想买我们的牛仔裤。一个年轻男孩想要Levi’s牛仔裤想得快疯了，他开始当街脱裤子，呼吁我们也这么搞，这样可以互相交易。我和卡茨一直想和他解释，我们并不想要他的裤子——那裤子就像是大麻线做的——我们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比如漂亮妹妹或是西西里黄片，但他没啥东西可以让我们搜刮的。所以我们在街角抛下了他，留他一人心碎，裤子还尴尬地只脱了一半。然而现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事实上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漂亮，因为他们对衣服百般呵护，而且十分以他们的行头为豪。女孩子们也非常可人，每个人都拥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巧克力色的明眸和白到发光的皓齿。索非亚的女人毫无疑问是艳压欧洲的尤物。
一周中天气比较好的几天我都在城中漫步。索非亚的很多名胜都有一个社会主义气息浓厚的名字——人民军体育场、反法西斯战士纪念馆、国家文化宫。这些地方大都有可爱的公园和长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旁种满了栗子树，摆满了长椅、秋千，有时还能看到一个可以泛舟的小湖，以及城市背后郁郁葱葱的美景和朦朦胧胧的山丘。
我遍览了全城风光。还去了九月九日大街上的皇宫旧址，现在已经成了国家绘画雕塑美术馆。在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叫不出一个保加利亚艺术家的名字。之后我穿过街，来到对面看了看国家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墓——至少在铁幕落下之前，他仍然是这个国家的英雄。但是现在的保加利亚人还觉不觉得他是英雄，就不一定了。
我还去了国家历史博物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馆和国家考古博物馆以及一两处其他的知名景点，但很多时候我都在暴走，只是为了等待夜幕降临而打发时间而已。
夜晚的索非亚温柔似水。随着商店陆续打烊，排队的人群也渐渐退散，人们开始在街上散步，这时的他们看起来更开心些。有时，季米特洛夫墓外会有些小型的政治集会，你能从这些集会者的脸上看到，不加管束的高谈阔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侈。一天晚上，有人在皇宫旧址外举办了一个照片展，展里陈列的都是被放逐的皇室成员——西米恩国王和他的家族的照片。人们争先恐后地想来一睹这些照片的真容。我起初觉得蛮奇怪的，不过你可以想象下如果英国的王室在40年前被驱逐(你可以开开脑洞)，在这期间他们杳无音讯，人民对他们这40年的境况一无所知，人们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照片展呢？突然，现在的保加利亚人可以看到他们的皇室成员就像英国人看到“玛格丽特公主”“爱丁堡公爵”和其他的皇室成员一样。我自己也去看了看那个照片，本来盼望着能看到保加利亚西缅国王过往在得克萨斯州的甜水镇经营一家DQ冰激凌店的落魄场景，但人家在巴黎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呢，所以我拒绝了在他的复位请愿书上签字的请求。
每天晚上，我都会去找巴鲁鲁夜间俱乐部，那是我和卡茨以前夜夜笙歌的地方。“巴鲁鲁”不是这家俱乐部的真名，我们这么叫它，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我爱露西》里面黛西·阿尔纳兹上班的那家巴鲁鲁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像是从20世纪50年代直接穿越过来的，现在也是索非亚的热门去处。人们经常去那儿庆祝结婚纪念日。
当时，我和卡茨会在晚间坐在阳台上，俯瞰整个舞厅，我俩一边喝着波兰酒，一边欣赏摇滚乐队的演出(我用了一个保加利亚调调的词语哦)。这个乐队的全部热情都用来填补他们在才华方面的一无是处了，它总是表演一些20年来都没人听的歌，像是《费尔南多的藏身之地》《沙滩情书》《绿门》之类的，和我俩差不多年纪的人却都跟着音乐疯狂摇摆，仿佛它们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可能在保加利亚确实如此吧。这个俱乐部最赞的一点，就是我和卡茨被视作名流——美国游客在索非亚可是稀客(现在也是这样)。人们围在我们的桌子旁，给我们买酒喝。女孩们邀我们一起跳舞，我们每晚都烂醉如泥，虽然少了许多欢度春宵的良机，但是美女养眼，总归是件开心事。
我好想再到巴鲁鲁去玩一玩啊，为此我找遍了整个城市，甚至还沿着一条很长的路找到火车站那里去。我心想，说不定我沿着当时和卡茨一起行经的路线，就能重拾相关的记忆，但我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然后在一个星期五晚上，在我经过格兰德旅馆差不多20次的时候，我的耳边一下子响起了扩音器发出的破吉他声，我正想回头看看，结果鼻子“砰”的一声撞在了玻璃上。是巴鲁鲁!!!原来我已经经过它无数次了，但没有那难听的音乐，我根本找不到它。突然，它的每一个细节在我的记忆中苏醒，这是阳台，这是我们的桌子，甚至是女招待都很面熟，好像稍微老了一些。快乐的过往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头。
我直接走了进去，想点杯波兰酒喝，但是门口那个穿着超大号黑色西装的男人却不放我进去。他不是瞧不起我，但就是不让我进去。我也不明白这是为哪般。在保加利亚待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这种不明所以的状况。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在街上走。差不多20分钟后，我在涅夫斯基的黑影下完成了夜巡，正要折回来经过格兰德旅馆时，我终于意识到了他们不让我进去的原因——他们已经打烊了。晚上9点半它就关门了，而这里已经是保加利亚最活色生香的地方了。我走回旅馆的时候不禁在想：保加利亚哪里是一个国家啊，它分明是一段生不如死的经历!
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无论我什么时候想在奢华的地方享受一下，我只要回喜来登酒店就可以了，在那里我能喝到冷啤酒，吃到好东西，在房间里看CNN。我胆儿比较小，所以三餐都是在这儿吃。我也想找一家还能吃的当地餐馆吃顿饭，但临了总是作罢。索非亚的酒吧和餐馆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平庸、暗沉，墙上挂着工厂用的日历，里面到处都覆盖着福米加塑料贴面。有一次我确实在朱仁公园外的一家餐馆前驻足了，进去之后才发现菜单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环顾四周想看看其他人在吃什么，想着没准我能指着其中一张桌子上的东西点菜，但他们在吃的东西，根本不像是食物啊，净是稀粥和水分过多的蔬菜，我只能溜回喜来登了，毕竟那里的菜单由英文写就，食物非常可口。
但是，为了过得舒舒服服，我每天都要经受两次内心上的谴责。每次在喜来登就餐，我总会闷闷不乐地想到我比900万保加利亚人吃得好太多。这种经济上的差距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十分讨厌。你是怎么在一个会禁止自己的公民出入某些场所的国家生活的？如果一个保加利亚人走了狗屎运一夜暴富，他有钱来喜来登的两家餐厅——维也纳咖啡厅和梅尔尼克烧烤馆就餐，也只能从侧门进入。普通人是不能随意地进酒店的，必须走到前门，拐过转角，走边上的门才能进去，但我能。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经过喜来登，好奇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好吧，里面很不错——对保加利亚人而言，这里的豪华与舒适程度是超乎他们想象的：那个豪华酒吧里有加冰的鸡尾酒，餐馆里全是保加利亚其他地方经年累月都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商店里卖着巧克力、白兰地、香烟和一般的保加利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让我惊讶的是，我每次离开酒店，竟然没被人打——我自己都想打我自己一顿啊，即使我知道自己人不赖——但是人们从来没向我表达任何负面情绪，他们有的只是友善和真诚。他们只会时不时地来到我面前，问我需不需要换钱，但是我并不需要。一是因为这是非法的，二是因为我身上的列弗都还没用完，实际上，在这里买东西根本用不上列弗。既然我能在10秒钟之内在我住的酒店里买到更好的香烟，我为什么要去排两小时的长队买一包劣质香烟呢？“实在抱歉。”我不住地说道，他们似乎也能理解我的苦衷。
我一直在努力地把钱花掉，但是根本没地儿可花，是的，没地儿花。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发现了一个公园，里面挤满了想要卖掉自己作品的艺术家。我想，真是太棒了，我会买一幅的。但他们全部画得很烂，其实很多作品技法上还算可圈可点，但主题实在是太糟糕了——裹着橘色和粉色云的落日，还有融化的塞尔瓦多·达利[3]式的超现实画作。
你在索非亚逛得越久，便会越发觉得它不错。我每天都要走很长一段路，到城市东南边的山区去看看。那里有森林和公园，四围全是相当气派的公寓、蜿蜒寂静的街道和漂亮的别墅。我在回城的路上经过了斯里维尼卡河上的步行桥，走过了某些不知名的居民区，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城市的美妙。不止如此，这还是我去过的最具欧洲风情的城市。这儿没有现代的购物中心，没有大型汽车加油站，没有麦当劳或必胜客，也没有可口可乐的旋转广告，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如此彻底地抵抗住美国文化侵蚀的地方。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欧洲化。我突然意识到——带着一丝不安的意味——这就是我孩提时代一直梦寐以求的欧洲。
如果我五年之后再次来到索非亚，这里或许会遍地都是必胜客和萝兰爱思[4]，街上会堵满各种宝马汽车，这里的人也会更开心些吧。我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很高兴，能在它变样之前看到它的面貌。
[1]硬通货指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自由流通、兑换不受限制的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译者注
[2]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20世纪90年代因连年战争，国力空虚、经济衰败，是东南亚比较穷困的国家之一。
[3]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4]英国著名的生活品牌。